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内在关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但这决不是要退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刊发系列文章，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2年第16、18、20、22、24期 。

本文大约8400字，读完约20分钟。

（一）

当今世界，大变局显现，世界发展环境与我国所处国际环境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是短期变化，还是长期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等，都值得深入思考。

二战后，世界发展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黄金增长期，如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很多变化带有转折性的意义。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标志性含义是“新自由主义”（也称“华盛顿共识”）导向下的发展进程终结，诸多逆势思潮与行为涌现。有评论认为，今后“新干预主义”“新保守主义”将得势。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以单边制裁对付竞争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阻止世界贸易组织（WTO）运行等，之后拜登政府执政提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破坏了基于普遍性开放发展的多边主义原则。

近年来美国实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拜登政府极力构建战略竞争大联盟，拉拢盟友和其他一些伙伴国家，通过规则制定、项目引导、政策实施等，限制中国与西方经济，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连接，以达到缩小中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市场的空间。美国把经济关系贴上政治、安全与战略的标签，从而导致技术、商品、资金关系的分割，甚至市场链接的断裂。而事实上因此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近几十年里，基于多边开放和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得到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平台的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的供应链运行，而这种产业的梯度分工和升级结构形成一种动态循环。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升级运行的一个推动力是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到这个循环中，然而，最近几年这种循环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冲击：（1）多种表现形式的“保守主义”，以多种方式改变了基于开放理念和规则的市场运行环境；（2）全球气候变暖加速，向低碳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传统成本导向的产业转移链条不再畅行；（3）新冠疫情大流行，阻断了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运行，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引发政府、企业对发展安全的反思；（4）财富两极化，社会对全球化受益的认知发生变化，反全球化力量上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外，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综合影响，也拉低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助推了全球通货膨胀。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涉及金融交易系统、外汇储备、海外资产等方面的制裁，将对现行的国际体系和规则产生长远的影响。由于阵线分明，规则的改变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这种改变会降低许多国家对现行规则、标准和机制的信任度。从而使得世界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二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多边开放规则和制度建设，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推动了技术的扩散。在市场开放的环境下，后起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到产业分工的供应链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群体发展，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延伸市场和获利机会，使世界经济从整体上能够形成一种内在的增长动力。本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技术进入实用阶段后会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加速全球化发展，拉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增长，但由于前述的变化，使得技术网络的构建被限制与割裂，从而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基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创建了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和合作的二十国集团（G20）。G20成立后，该组织在克服危机后遗症、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世界经济走向新型全球治理的新希望。但是，如今受到安全化、政治化因素的影响，G20正在被“边缘化”，行动共识减少，分歧增大，而一度处于衰势的西方七国集团（G7）又复活起来。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今年7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本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由于分歧巨大，连联合声明也没有发表。也就是说，各国没能在如何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低增长、高通胀、粮食危机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更遑论合作行动。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在复杂形势下，国际协调日益艰难，世界经济正处于“无序时刻”。

（二）

工业化使世界经济发展发生根本性转变。自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扩展与提升，形成世界发展的基本范式。工业化范式的基本特征是，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产业。工业化范式逐步向世界范围扩延，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其中，并且随着资本的扩张以及市场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逐步形成以世界市场为依托的国际生产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工业化范式的普世性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一是工业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突破了传统农业范式下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二是技术的逐步改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生产的效率不断提高；三是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的拓展为更多的国家参与提供了机会和加快发展的环境。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然而，在工业化范式向世界拓展、经济快速增长、规模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一，自然资源消耗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被开发殆尽，导致资源枯竭。早在上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批专家就发出警告，如果不改变发展的模式，世界自然矿产资源将会枯竭；其二，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产生了严重的污染，有害气体、废水等有毒物质侵蚀土地、水源、空气，导致生态危机，世界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其三，作为工业化范式的综合效应，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导致了全球的气候变化，尤其是碳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对地区生态造成灾难性破坏。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应对气候变化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议题，但直到今天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仍在加快，综合影响更为凸显。

传统工业化范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以致积重难返，发展可能难以为继。自工业化以来，世界发展主要靠工业范式的扩张，更多国家加入，承袭现行的发展方式，推进更大规模的产业分工，使得生产几乎无限量地扩大。这样的发展越快、规模越大，所造成的范式危机也就越严重，现在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转向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时候了。目前，地球已在“负能量运转”，即无法修复传统范式所造成的内在创伤，而且地球危机还在继续恶化。

发展范式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不可能“华丽转身”，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蜕变和创新改变的艰难和痛苦的进程。现实不允许怠慢，必须加快进程。与传统工业化范式的渐进扩延进程不同，如今，发展范式的全球化和由此造成的全球问题，使得发展范式的转变具有整体性特征。影响最大的是气候变化，它所涉及的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减少和终止温室气体排放，向低碳和碳中和的可持续经济转变是人类的共同承诺和责任。这意味着，靠传统工业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经济增长主要靠传统的产业链延伸，把现行结构向下端转移和扩大，承接者通过进一步扩大下游产业规模而获得经济的增长。转变发展范式将改变这种传递方式，截断传统生产链条的延伸，这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下游产业转移再没有拓展之地。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生产（产品）一旦进入成熟期，要么向外转移，要么关掉，后者会大大提升生产的成本，造成经营不可承受的压力，只有前者才可以提供获利的空间，并可以积累资金用于新技术的开发；二是如果后起发展中经济体没有了接替现成产业链的机会，也就失去了经济起飞的现成阶梯。如今，世界经济的新增长主要靠后起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发达经济体的转型主要靠把传统工业转移出去，消费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相反，接续者生产的廉价产品反而增大了其消费规模，以近乎浪费的形式在扩大。从世界发展的总体看，传统结构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进一步扩大，而这正是现行全球发展范式的问题所在。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按照传统的工业化范式，到了把下游产业转移出去以实现升级的阶段。但是，面对传统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国不能够把大批量传统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同时，外部下游接替的可拓展空间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中国难以再沿袭发达国家的老路。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必须把自身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与向外部发展空间的拓展一致起来，而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难度，当然，这也会促使中国下更大的决心，走新发展范式之路。

（三）

在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安全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几乎嵌入到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国家层面、公司层面到个人层面。在复杂多变的时期，强调安全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让“安全化”成为主导，并且用处理安全的手段应对和解决所有问题，则可能会产生偏离，也会对发展环境造成损害。

全球化发展的依托是开放的市场，支持开放的政策，企业和个人利用良好的环境进行投资、生产和开展其他活动。因此，全球化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世界发展的网络之中。但是，开放的环境下，一些国家被冲击、排斥，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随着风险的增大，应对国家层面安全、企业经营安全和个人安全的意识就随之增强，并且会为此采取行动。

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新形态和新结构。然而，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也大大增加了经济与社会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比如网络瘫痪，有的是因为网络拥堵等技术原因，有的则是受到外部的攻击。而在特殊环境下，比如冲突、战争、自然灾害等，还会给信息、网络带来致命性的损害，因此，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新冠疫情的扩散和延续使得国与国、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中断，使得依赖于交流活动发展的经济社会陷入困境。从国家层面，如果一些涉及国家基本供给的原料、产品过度依赖外部，一旦供应链出了问题，就会危及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从企业层面，参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一旦中断，生产和相关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停滞。因此，疫情的蔓延和延续促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安全保障进行反思与重新认识。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新兴国家崛起，对原有强国的地位、利益和影响力形成严峻挑战，引发国家间战略竞争加剧。在战略竞争中，各方都力图维护优势，对竞争对手施加限制，使得贸易、技术、投资本位主义等得到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支持，甚至助长极端民粹主义得势。特别是，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为背景的中美竞争战略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趋势凸显。美国从“美国优先”到“全面战略竞争”，采取贸易制裁、组建基于信任的供应链、半导体联盟等，把经贸问题战略化、政治化、安全化，把力量对比变化提升到了“制度之争”。

乌克兰危机也引发了新的复杂变化关系，它使全球能源、粮食、肥料交易大幅度减少，甚至中断，也使价格大幅上涨。而它对俄制裁又对国际投资、货币和金融产生重要影响。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安全问题外，就发展而言，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安全的担心。特别是战争持续，甚至扩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使得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人们担心，世界经济可能会陷入更长时间的严重危机。

安全因素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发展环境的认识。总的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因素增强，国家、企业、个人对安全的认定和设定都会发生改变。在复杂形势下，不确定因素、不安定因素增加，采取必要的安全应对措施是自然的，这包括采取针对总体安全的综合应对，针对具体安全问题的应对，也包括自身行动措施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应对。在相互交往联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应对尤为重要，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不仅会伤及他者，也会损害自己。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趋势是，在安全因素凸显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泛安全化”的导向。所谓“泛安全化”，是指把什么问题都作为安全问题来认识和定位。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很容易把诸多问题都纳入到安全范畴，用解决安全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和处理。而应对和处理安全的战略、政策和措施有其特点，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和强制性。比如，如果认定一项交易危害安全，就会采取阻断的措施，即宁可不做，也不要导致可能会危及安全的问题。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竞争总是存在的，经济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开放环境下竞争力的对比，竞争本身也有促进更新和提升的功能，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有一个竞争链条的上下传递机制。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阻断对方的竞争力提升成为一个“战略性”设计，在此设计下，就会采取制裁、隔离、脱钩等极端措施。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目的在于“不惜代价”阻断竞争对手竞争力提升的渠道。

（四）

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由以下力量推动：一是多边进程下的市场开放，打造非歧视性的全球规则；二是各国接受并实行开放发展战略，主动加入世界市场体系；三是企业依托开放的世界市场，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供应链体系。在全球化下，受国家主体限制的要素资源流动（商品、资本、人员）得到解放，产业分工和供应链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人员加入到全球分工和运行的体系，并从中受益。

实践表明，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因为扩大的市场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提供了经济不断扩展的空间和动力，后起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加入分工链，吸引和利用外部资源，实现经济的起飞。在此情况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论和政策取向得到了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全球化下的世界发展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但是，此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多重冲击：一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财富积累和分配两极化的趋势加强，资产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少数大公司大集团集中，财富分配与占有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少数个人集中，出现了大量被边缘化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在此情况下，反全球化的声音增强，并且形成政治势力。二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了反对资本无序扩张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新自由主义”被怀疑和否定，要求对资本进行管理和治理的呼声高涨。在此情况下，成立了由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其职能除了应对危机，更为重要的是推动更加包容与可持续的世界发展。三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导致产业链断裂，要素资源流动受到严重制约。在此情况下，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产生了对对外依赖的质疑，政府从战略上、企业从经营上、个人从认知上都更强调发展的安全。为此，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关键部门的外来参与，企业缩小供应链的圈子，个人要求更好的社会保障，等等，反全球化政治与社会势力突起。四是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战争、制裁所引发的发展环境被破坏、能源供给危机、更大规模的政治与战略对抗等，改变了地区和全球的综合发展环境，使得基于全球化思维、政策制定、企业经营的布局发生改变。

在多重因素冲击下，全球化发生很多重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

其一，“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全球化“终结”，逆全球化言论、势力和行动上位。虽然开放发展、世界市场、产业分工、供应链等这些基本的理念和取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政府、企业、个人却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全球化高速发展下的政策、战略和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过激的言行都会发生，甚至会往极端的方向走，因此，会出现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

其二，多边体系的深度发展难有进展，因为世界发展中的力量结构对比发生大的变化，各方分歧，特别是美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增大，在诸多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在此情况下，区域的发展加速，许多新的规则都是在区域协定中取得进展，特别是涉及“边界内”（behind border）的问题，即涉及国内经济运行规则，如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数字经济，以及安全保护等，基本上都是在区域协定谈判中取得进展。就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统一规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构建了基于规则的区域市场开放框架。区域协定有助于推动区域的发展，但其规则具有歧视性，不对非成员开放，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分割。

其三，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中心的新技术发展具有内在的全球化生存与扩张特征，它们的传播和构建链接是通过虚拟空间进行的，突破了传统国家以边界为基础的开放方式。尽管任何技术使用都需要落地，受到国家的管制，各国会把安全置于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新技术内在的空间特性，如果国家利用新技术，就必须满足其内在的要求，从而迫使使用者制定有利于使用的开放规则。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可以说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全球化是当今和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全球化形式和特征。认识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式和新特征，制定适应和利用新全球化下的发展战略、政策与行动，这对政府、企业与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

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当然，今天的发展与以往有着不同的内涵、结构、方式，以及不同的外部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而且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开拓对我有利的发展环境，创造机遇，抓住机遇。这种调整是一种内与外的互动进程，主要是基于内在发展的要求，同时需要考虑外部的环境，以顺应和利用外部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环境，国家把重点放在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上，设立了特区，通过“两头在外”、利用海外资源，让这些地区先行发展起来。从外部环境看，通过与美国建交，全面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把主导方向调整到推动全面发展上。当时的这种调整与外部环境非常契合。彼时正值冷战结束，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通道。

进入21世纪，2008年发生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发展“盛世”的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大的调整期。中国通过内部调整和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维护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到2010年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此时的外部环境，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保持集体增长，全球治理加强，维护了开放合作发展的好势头。

在经济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开始推动发展结构与方式的转变，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质量型增长政策、供给侧改革，以及基于新型发展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通过增加内需驱动力和与外部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发展关系，构建新的发展机制。2020年，中国进一步深化调整，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从结构上构建一种以内部驱动为主、内外相互连接与互动的新发展结构。

不过，此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政策面临着不利的外部环境：一是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上升、影响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外部，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增强，开始采取制约、限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提升的措施。美国在特朗普执政后对中国采取了激进的单边制裁、遏制政策，随后接任的拜登政府又提出了要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力图构建排斥中国的多重机制。二是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和蔓延，为了防范病毒的传播，各国出台了各种防控政策，客观上导致一些产业链断裂和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了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泛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行为，这些都制约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联系。三是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负面综合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还将进一步增大。

面对这些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做出新的调整，要以变应变。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最为迫切的是要尽快打通被疫情防控阻隔的对外经济交往联系，这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全面畅通与供应链相关的交往迫在眉睫。供应链建立在复杂的网络分工基础之上，一旦局部中断，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的重组，如果中国方面的链条断裂，就有可能在重组中被美西方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当前要重组的供应链就是以排斥中国、与中国脱钩为战略设计的所谓“盟友圈”“友情圈”式的供应链，所以中国进行更为积极的调整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涉及供应链，还涉及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双循环”机制构建的实施。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内在关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但这决不是要退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该说，二十大所释放的信息是明确的，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不能，也不会关起门来发展。 ■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16、18、20、22、24期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