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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南通市内悬挂起了一面崭新的牌子，牌子上写着“绥靖军第七师”的字样。这支队伍的师长名叫施亚夫。

这支队伍来历神秘，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这个“第七师”是从哪冒出来的，它仿佛在一夜之间出现了。

施亚夫

不过当时正值日军肆虐的时期，中国大地陷入战火之中。很多地方武装纠集起一票人马，搞些武器就能称王称霸了。

当时的情况，和多年前的军阀混战状态也差不多。

然而在有心人的眼中，这个队伍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日伪汉奸头子汪精卫。

他听说“第七师”的名字后，对它很感兴趣，毕竟虽然他是替日本人做事，不过手下没有军队也是不行的。

汪精卫

于是汪精卫第一时间就派了自己的心腹，日伪少将严济南前往南通，先行考察一番。

严济南乘坐的专车很快从南京出发，来到了南通，他的到来得到了施亚夫的热烈欢迎。

见面还没寒暄几句，严济南就想把话题引到部队细节上来。可是施亚夫一面巧言搪塞，一面把他拉到酒楼喝酒。

这次的款待不但让汪精卫放下了防备，也为施亚夫赢得了一个中将的职位。正是凭借着这个职位，他才靠着自己的情报帮助了粟裕和新四军指挥们。

施亚夫

这位施亚夫为何会帮助共产党？他又是怎么靠着藏在烟盒里的纸条，给粟裕传递生死情报的呢？

传送情报

1941年7月初，日军南通司令部决定出动日伪联军超一万五千人，从东台等四个地方开始，向身处盐城的新四军进攻。

这次的日军决心很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他们的行动被严格保密。

然而当天下午，这份情报就被秘密送往新四军刘桥情报站方向，正是施亚夫安排的。

诡异的是新四军方面表示并没有收到消息。此后在这次行动中，新四军虽然逃过一劫，但也确实跟这份情报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奇怪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经过情报机构的反复核实，终于发现问题出现在情报员身上。

原来情报员见收到的情报是一盒烟和一包火柴，就以为是给同志们的礼物。于是就把烟分给大家抽了，白白浪费了施亚夫的一片苦心。

新四军

真相大白之后，相关的情报传递工作换了人，新人经过了解才明白施亚夫的工作方法：

原来为了防止情报人员背叛，所以施亚夫传递出来的情报，大多以香烟和火柴的形式体现。

如果火柴盒没有满，那么就说明是一小队敌寇，如果装满一盒，就说明有一个大队敌人。如果加上香烟的话，那就说明敌人的数量至少一个联队。

这种以香烟传递情报的方式，即使被敌人察觉也不会危及到他的工作，大大降低了他的风险。

1942年11月，日军再次卷土重来，他们在南通附近一带计划实行大规模“清乡”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空前，极大地威胁到了新四军的安全。

和往常一样，施亚夫第一时间就把情报传递出去了。

“部队集合！“

接到情报时，我军主要领导粟裕集合各部队旅一级指挥员在南坎开会。

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选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密着想。

粟裕

不过令粟裕没想到的是，会议刚开不久，日军就知道了会议的地址和与会人员。

一个在与会代表归途上埋伏的计划就此成型，粟裕等人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施亚夫偶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急忙写好情报装进烟盒里。不久之后这个烟盒来到了粟裕手上。

他急忙命令所有人关闭电台，各代表暂缓回归本部队。

这时已经有一些代表离开了会场，把他们一个个追回来谈何容易。可是为了新四军的指挥员们的安危，粟裕也只好尽可能地救回一个是一个。

与此同时，身在日伪腹地的施亚夫也没有闲着。

他深知这次新四军的会议十分秘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泄露消息的。既然消息来得这么及时，那么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新四军内部，也有伪军的卧底！

既然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查出敌人的卧底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于是在日军内部以为胜券在握，忙着庆功的时候，施亚夫故意表现出不相信这个情报的态度。

不过日本人对于他们的间谍显然太过自满了，在不经意间就说出了那人是在新四军内潜伏已久的发报员，情报一定准确。

“从新四军选择的地点上来看，这明明是个被包围了就必死的地方，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听到施亚夫的质疑，日军指挥只是微微一笑，表现得胸有成竹。见此，施亚夫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最终在施亚夫的情报帮助下，新四军不但顺利召开了会议，而且在敌人包围过来之前就离开了会议地址。

一个代表都没有在归途中被捕，而敌方卧底此刻已经被我军找出。

粟裕

新四军已经不是第一次靠着施亚夫的情报躲避危险了。就连粟裕将军都对这位潜伏在敌人心脏内的地下战士钦佩不已。

施亚夫是南通人，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不过他的革命之路却显得坎坷。

淞沪会战结束不久，他就回到家乡组织革命队伍，此后不幸被捕，在入狱受尽了折磨。

不过因祸得福的，他也在狱中学到了文化，摆脱了文盲的身份。1934年施亚夫被押往南京监狱，被判刑15年。

施亚夫

本来施亚夫很可能就此死在监狱中，但是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施亚夫趁着监狱被炸毁的机会逃狱成功，随后回到了南通。

在南通他联络上了当地的党组织，组织上让他在当地组建自己的武装，伺机帮助抗日。

没想到的是，施亚夫靠着高超的手段不但用物资换到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拉起了上百人的队伍。

也正是靠着这个队伍，他在南通成为了宪兵队队长。1941年南通县宪兵队正式改名“绥靖军第七师”。

汪精卫

本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宪兵队，人数和一个师相差甚远，如果遇见明白人的追查，岂不是会露馅？

当初汪精卫派严济南来，正是为了核实这支队伍的真伪。

没想到一切早在施亚夫的预料之中，他表现出和严济南一见如故的态度。每天带着他吃喝玩乐，到处游玩，就是不提队伍的人数和细节。

终于严济南忍不住开口询问，此时施亚夫安排好的卫兵正好进来报告军情。外面枪声大作，据说是新四军打来了。

见到马上要打仗，严济南吓得恨不得马上逃走。

趁着这个时机，施亚夫递上了整整8000人的第七师花名册。严济南看完自然满意，可是这8000人名单只是糊弄他的。

施亚夫为了防备汪精卫盘查，他特地托人去外地买了一本电话簿，让人把名字抄下来。以此为蓝本增增减减，杜撰出了“第七师”花名册出来。

不但“第七师”是假的，就连这本花名册也是假的。

不过在危急时刻严济南来不及多想，草草看完就急忙离开了。到了南京后，他毫不吝惜对施亚夫的赞美之词。

听完他的介绍汪精卫也十分欣赏他。就这样施亚夫不但被请到了南京，由汪精卫亲自接见，还获得了日伪政府颁发的中将军衔。

此后施亚夫成功打入伪军内部，成为我军潜伏在敌人腹地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他不仅靠着情报帮助了粟裕很多次，也靠着机智救过新四军三旅的陶勇队伍。

隐秘战线的英雄

1943年的时候，因为日军对我军的几次围剿均告失败。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伪军身上，因此很多伪军官员都被革职。

陶勇

反而施亚夫因为备受器重，官职没降反而升了，他作为新任参谋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伪军配合日军攻打陶勇的第三旅。

当时陶勇的部队驻扎在掘港，而日军的队伍已经到达并埋伏在附近的石港。由于命令紧急，恐怕是没有时间再去发出情报了，既然这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虽然无法发出情报，可是不代表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施亚夫灵机一动，故意以迷路为借口跑到了埋伏着日军的石港。他的计划是挑起和日军的内讧，一旦枪声响起，那么附近的新四军自然也就明白了一切。

事实证明他的计划相当成功，在他锲而不舍的纠缠下，日军终于忍无可忍率先开了枪。枪声一响，也就意味着这次对新四军的袭击彻底告吹了。

虽然事后他因为贻误军机受到了责难，不过施亚夫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份在日伪内部的卧底工作应该不会继续多久了。

其实自从上一次升官，施亚夫就感觉到了诧异。日军伪军接连失败，新四军不断壮大，日本人拿着伪军军官撒气似乎也很正常。

可是别人都撤职的撤职，降职的降职，只有他反而升官。

好在施亚夫平时交际广泛，所以在日伪内部的情报来源很多。

一次在外出郊游的时候，他就听同僚的太太无意中提起。她在打麻将的时候听说，最近日本人在调查他，而且查出了不少东西。

比如说他曾经加入过红军，而且还被国民党监狱关押过，就连多年前“造假”，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绥靖军第七师”的历史，也被日军情报部门挖了出来。

这次对话的内容让施亚夫心惊不已，他知道日本人很快就会开始对自己的关押和审问，自己的这个身份已经不能再用了。

施亚夫马上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不久后得到了和叶飞将军见面的机会。

两人一见面，叶飞就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意思：经过党中央决定，请施亚夫同志尽快结束潜伏工作，回到新四军的队伍中来。

按照粟裕的意思，希望施亚夫在1944年1月11日的时候率部起义。这样做不但可以让施亚夫脱离虎口，而且还能用起义来激励其他的伪军部队。

双方约定了具体的起义时间以后，回到住所的施亚夫却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日军的动作加快，很多和他有关系的人已经都被关押了起来，下一个恐怕就轮到施亚夫自己了。

叶飞

此时正是4日，起义的事情必须加快行动，等到11日肯定是来不及了。施亚夫通知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把起义的时间改为5日，并请新四军派一支部队到指定地点接应。

一切准备停当，他还需要一个能够帮他和队伍出城的助力。施亚夫盯上了日军眼中的红人，伪军师长田铁夫。并且计划用一笔重金“换来”出城的机会。

果然在4日当晚，趁着田铁夫邀请他打麻将的机会，施亚夫在牌桌上“超常发挥”，输给了田铁夫一大笔钱。

虽然田铁夫赢得兴高采烈，可是施亚夫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赢的，他“借”走了田铁夫的专车和司机。

离开田铁夫家后，施亚夫坐着他的专车，带着载满起义部队的军车，顺利地出了城。虽然田铁夫发觉过来带着日军赶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施亚夫的队伍和新四军成功汇合，他们还炸掉了汽车封锁了道路。日军的汽车过不来，只好悻悻然放弃了追击。

自此施亚夫结束了数年的卧底生涯，回归了新四军的身份。

作为一位无名英雄，施亚夫或许只是千千万万个地下情报人员中的一个。

虽然他工作在最危险的敌人内部，可是他的小心谨慎和勇敢果决，却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他不是人尽皆知的革命功勋，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却是同样值得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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