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古称零陵，其历史沿革一直与永州交替使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进。1938年武汉沦陷，长沙告急，武汉、长沙等地一些企事业单位和抗日救亡团体陆续迁来零陵。这时，中国交通银行职员胡大年、伤兵医院女护士何莲芬、杨培湘等共产党员随同单位从长沙搬迁零陵。同年12月，经衡阳中心县委筹备组批准，建立零陵城区第一个党小组，胡大年为组长。

1939年春，中国银行零陵支行文书专员张戈(又名张明彦、张硕生)的组织关系自衡阳转来；长沙生活书店经理、共产党员黄宝亢，宣传基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宣传机构)的共产党员欧阳昌随单位迁来零陵。于同年3月经祁零工委批准，建立零陵城区党支部，张戈为书记兼组织委员，黄宝亢为宣传委员，胡大年为青年委员兼第一党小组组长。同年夏，湘岸盐务稽核处冷水滩盐务局局长、共产党员王清如爱人王玉珍(家庭妇女)、宣传基站夏炎、曹建、工业合作社李×x等人的党组织关系亦转到零陵支部。5、6月间，吸收了中国银行先进青年楼业梅、叶子兰、陈伯吹、银行警卫XXX、乡村女教师XXX、农民唐三元、居民XXX等人入党。同时，还恢复了零陵大庙头陈克难党的关系(由胡大年单独联系)。在生活书店内成立另一个党小组，王玉珍为组长，兼任支部妇女委员。

1940年春，经衡阳中心县委批准，建立中共零陵中心支部，胡大年任支书兼组织委员，欧阳晶为妇女委员。同时，冷水滩产业工人中有党员两名，因工作需要也建立了党的支部。到1940年6月全县(零陵城区及冷水滩)有党员20余人。在祁零工委的领导下中心支部通过外地搬迁来零陵银行、邮电、生活书店、宣传基站(站长王之屏)、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团长魏巍)、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妇女工作队(队长郭见恩)等单位和群众团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力量，先后在零陵城区组织职业青年战时工作团(青年救国会)和中小学生业余歌咏队，开办生活书店、工农夜校，创办《大家看》周期性墙报，定期在银行系统内部举行时事座谈会及读书会，成立抗日救亡宣传话剧团，并在邮亭圩办起了子弟小学。利用这些阵地开展活动，出售《三民主义读本》、《高尔基》等书刊杂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人民努力工作，支援前线。

当时，由于抗日前线的“六二”、“六八”、“一O三”医院和第五教养院迁到零陵城区，有少数官兵不守纪律，社会秩序混乱。针对这种现象，零陵中心支部组织驻零陵城区各抗日救亡团体，向零陵专署和工兵学校政治部请愿抗议，进行说理辩驳，迫使零陵当局建立伤兵之友社，开办伤友识字班、伤友剧院和娱乐游艺室；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教育负伤官兵，改变了混乱局面，安定了社会秩序。

零陵中心支部对在抗日救亡中搞阳奉阴违、暗中施加压力的零陵专员姚雪怀和七区保安司令欧冠进行多次说辩，及时戳穿了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诡计，鼓舞了群众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日信心，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

1940年秋，零陵中心支部书记胡大年奉祁零工委董纯的指示去四川秀山，零陵城区党组织由张戈负责。

1940年9月，零陵中心支部奉命改为特支，有党员7名，直属衡阳中心县委领导。在长沙沦陷前，敌机时常空袭零陵城区，土匪及反共势力猖獗，生活书店搬迁衡阳，宣传基站也予解散，搬迁来零陵的抗日救亡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陆续迁往桂林、重庆，新成立的战时工作团、歌咏队被查封解散，大部分中共党员转移外地。年底，零陵党组织仅有银行系统张戈、楼业梅、陈伯吹坚持工作。翌年元月楼业梅在衡阳被捕，张戈在零陵虎子岭被捕，陈伯吹自首，零陵城区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

1941年，党在冷水滩的抗日活动再度兴起。11月，共产党员刘国安奉命来到冷水滩铁路员工子弟学校任教，秘密从事党的活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联络严正(芦溪庵小学负责人)，并于1942年3月推荐在冷水滩隐蔽的康玲、黄明、陈诗伯等共产党员到芦溪小学任教。他们以芦溪庵为据点开展活动，组织铁路员工小学、铁道兵团驻冷水滩部队技术干部金仁培等和冷水滩铁路工段少数职工学习《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在校外开办农民夜校，牧童识字班和组织青年业余歌咏队，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3年，严正仍与刘国安保持联系，在经济上支持刘国安等创办衡阳三友书店，购买进步书刊杂志，供耀祥中学学生及冷水滩进步青年阅读，为开展民主抗日活动扩大影响。

1944年6月，中共党员刘东安、刘国安等根据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里的指示，从桂林来到冷水滩，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这时严正亦从东安耀祥中学赶到冷水滩与刘国安等人取得联系。为壮大革命力量，中共党员刘国安、谭云龙介绍严正入党。不久经省工委同意，建立冷水滩临时支部。支书刘国安兼管组织、武装，谭云龙管宣传，严正管统战。他们积极发动青年秘密收集枪支弹药，筹建抗日自卫武装。同时还计划策动国民党正规军冷水滩三个守桥排上山打游击，配合抗日自卫武装活动。10月(农历八月十五)，零陵沦陷，日本侵略军在冷水滩实行“三光”政策，临时支部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分散在冷水滩、文明铺一带农村。此时，王仡(国民党免职回乡军官)等在伍家桥、芦洪市一带组织了“湖南民众联乡自卫纵队”。支部研究派严正与唐仁芦与王仡协商，征得王等人同意，于1944年9～10月间，临时支部率領抗日骨干，集体进入“湖南民众联乡自卫纵队”司令部，成立政治组和青少年先锋队，创办《抗战》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国思想；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旧部改造；暗中培训抗日武装力量，收集枪支弹药。为减轻人民负担，试办农场和深入日军占领区搞民主建政活动，发动组织群众，改选乡、镇、保长，清除汉奸，扶持进步势力。在政治组驻地开办战地中学及农民夜校。到1944年底，临时支部决定，为争取“湘纵”的支持与便于活动，将冷水滩抗日自卫武装正式命名为“六中队”、直属政治组指挥。不久、这支武装发展到六七十人枪，在冷水滩凤凰园、玉山、岩塘、兰家村等地对日作战百余次、击毙生俘日本侵略军百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扫荡。在战斗和策动敌军起义中，六中队副队长严开梅、政治组田志义光荣牺牲。

1945年3～4月，王仡部被改编，受蒋伏生指挥，王仡公开反共，将政治组改为政工队，压缩人员，限制供应活动。最后政工队人员因拒绝国民党党政督导专员办公处接管与改编而被迫解散。针对当时形势，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蒋伏生与王仡之间的矛盾，刘国安、谭云龙率领十余名抗日爱国青年骨干进入王部新成立的美式武装爆破队受训。计划借受训之机，拖出枪支弹药与六中队汇合，并将被迫解散的政工队及青少年先锋队人员选送到战地中学学习和去六中队开展抗日活动。不久，日本侵略军败退，刘国安离开美式武装爆破队，带领受训人员去铁路沿线，炸毁兰家村铁轨袭击撤退敌军的据点，破坏铁路运输，将拖出的部分爆破器材及枪支弹药藏起来，留交六中队使用。8月15日，日本侵略军投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临时支部动员原参加政治组与青少年先锋队的青年继续上学，拒绝接受国民党改编和参加美式武装受训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