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初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担任剿灭捻军的主帅，是近代集团势力湘消淮长的显著标志,反映了湘淮两军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就军系而言，淮军出于湘军，湘淮两军有着“水源木本之谊”；但在曾李两位统帅不同治军思想和战略原则的指导下，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于裁湘留淮战略决策的形成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随着湘军攻占天京、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湘淮军的去留，成为摆在清政府和湘淮军统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天京即将攻陷前，河南巡抚张之万于六月初十日率先奏上《裁勇练兵折》，建议整顿制兵以代替勇营，清廷当即下旨，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天京攻下后，御史陈廷经等又奏请“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补兵额，或遣撤归农。七月十一日，清廷随即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
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材、扬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驻扎松沪之贵州勇、水师广勇等部纷纷全撤。这股裁勇浪潮，自然要波及到此次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湘淮军。
当时在江南地区的湘淮军，共有三大支：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共有水陆七万余人；二是浙江左宗棠湘军近五万人；三是曾国荃部五万余人，加上曾国藩大营和外围援军鲍超等部，总兵力也在七、八万人。
如何在战后妥善处置这支人数庞大的湘淮军，对节制四省军务的主帅曾国藩来说，的确是件十分挠头的事。首先，曾国藩心中十分明白，清廷最高当局在重用他的同时，疑忌和不满也在不断增大。
早在咸丰初年，就有人向皇帝进言，认为曾氏创练湘军，犹如“居闾里一呼蹶起”的“匹夫”，“恐非国家之福”。致使他一直坎坷蹭蹬而得不到封疆实权。只是到了咸丰十年江南大营第二次兵溃，环顾海内，只有曾国藩可以统率湘军应敌，清廷才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
而这一安排，又是出于肃顺的建议。因此，当辛酉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连日寝食不安，深感：“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另一方面，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加以闹饷而哗变不断，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大违曾氏创办湘军时的初衷。加上他本人身体多病，未老先衰。
因而从攻占安庆以后，妥善安排后事，功成身退的念头，便不时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当他获得节制四省的实权后，即保荐左宗棠、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出任方面大员，也是他未雨绸缪的一个先着。
为此，他在同治三年二月十一日谆嘱曾国荃：“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兵权过重是朝廷对他不放心的首要因素。
所以，他在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的《粗筹善后事宜折》中即指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十余天后，又以曾国荃有病，奏请开缺浙江巡抚回籍。到十月十二日，正式奏报：“金陵各营勇丁，陆续遣撤，已及二万五千余人。”并由曾国荃押带回籍。
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江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样，曾国藩以大规模自裁湘军之举，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
曾国藩之所以能下决心大规模裁撤湘军，与他一手扶持的淮军迅速壮大有着重要的关系。早在淮军东下之初，他就告诉李鸿章：“目下可使在沪、在常苏之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不久，淮军在上海外围连战获胜，他又函告李氏：“阁下急须多选统领、营官，日夜训练。鄙人所期望于淮勇者甚大，寄语珂乡诸君子，努力图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
次年六月，鉴于苗沛霖在皖北复叛、临淮危急，他再次致信李鸿章：“苗逆若得寿（州）、蒙（城），其祸孔长。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将来荡平此寇，端赖淮军矣。”由此可见，对于淮军在“平吴”之后还要继续承担“剿捻”的任务，曾国藩是早有预见，成竹在胸的。
因此，在攻下金陵后写给李鸿章的第一封信中，他就说：“拟请雄师北渡，肃清淮南北各属，以保珂乡，亦即以卫苏疆。一至淮北，湘勇远不如淮勇也。”
针对天京克城后湘勇大肆搜掳，引起朝廷震怒，追问太平天国圣库财宝下落，而曾国荃为千夫所指、只得托病告退的结局，曾氏又致信李氏：“即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阁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
而当他下决心裁撤湘军时，则以更坚定的口气连续信告李鸿章，表明了裁湘留淮的通盘考虑，他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速裁。”
曾国藩之所以能下定裁湘留淮的决心，除了持盈保泰、功成身退的心理和看到湘军暮气深重的诸种积弊外，李鸿章在朝廷一再催令淮军会攻金陵时，有意拖延“让功”，以保全曾氏兄弟“薄面”的举措，亦使曾氏对这位门生倍感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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