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研。丈夫回来了，一家人团聚，崔根娣十分高兴。她原本是上海国棉17厂的普通女工，当时王洪文刚从部队转业，分到了国棉17厂当保卫干事。经人介绍，他和崔根娣结成了夫妻。婚后，崔根娣先后生下了一女两子。虽然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都不高，养活三个孩子很吃力，但崔根娣还是很开心，她觉得只要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王洪文对现状却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日子太过平庸了。“文革”开始后，王洪文靠造反起家，整天打打杀杀，崔根娣每天都提心吊胆。后来王洪文当上了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成了仅次于张春桥的二把手，崔根娣也成了书记夫人，但她却无法融入到上海的“高干夫人”圈子里。
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期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崔根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这几个人聊的话题她几乎插不上嘴。一来二去，崔根娣就不愿意和她们来往了。而王洪文又很忙，很少能顾及到崔根娣，这让她觉得非常孤独。
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崔根娣带着三个孩子来北京住了一段时间。王洪文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而且王洪文开口闭口就谈政治，她也插不上嘴，觉得很没意思，勉强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回上海了。在上海，崔根娣住在康平路的大房子里，觉得十分冷清和孤单。她很想回娘家去住，和之前的那帮工人姐妹们一起说说笑笑。但这个简单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因为她不再是之前那个普通的女工了，而是副主席的夫人。
1975年8月，王洪文终于有了空闲，回到上海搞调研，而且待了三个多月，崔根娣十分高兴。这三个多月里，王洪文基本没有搞过调研，整天就是吃喝玩乐。崔根娣和三个孩子跟着王洪文狠狠“享受”了一次生活，一家人每天除了山珍海味之外，还要吃新鲜的时令水果。有的水果上海买不到，就用飞机从广州空运过来，他的孩子要吃石榴，王洪文专门派人去苏州去买。
除此之外，王洪文还经常请他手下的那帮小兄弟们吃喝，三个月请了20多次，每次都花费不菲。崔根娣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出身，见丈夫每天都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心中很不安。她偷偷地向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打听，得知丈夫的工资和补助都没有涨，但这三个多月却花费了2万多元，这笔钱显然是要公家出了，崔根娣担心丈夫犯错误，就多次规劝他不要铺张浪费，但王洪文根本不听。
除了大肆挥霍之外，钓鱼、打鸟、下棋、玩牌和看电影成了王洪文每天的主要活动。三个多月内，他看了80多部电影，还经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旗。王洪文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为此还特意让人为自己特制了聚光搜索灯。崔根娣见丈夫身居高位却整天不工作，只顾吃喝玩乐，知道他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多次规劝无果后，她对王洪文说了一句话：“不管你今后如何，我都会一直等你！”
“一直等你”，崔根娣不光是说说而已，她也是这么做的。王洪文被捕后，有领导找崔根娣谈话，让她和王洪文划清界限。崔根娣拒绝了，她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之后崔根娣多次带着子女去秦城看望王洪文。王洪文去世后，崔根娣含辛茹苦将三个子女抚养成人，她的女儿王亚萍后来下海经商，赚了不少钱。当时正是出国热潮的时候，王亚萍却多次拒绝美国绿卡，很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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