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兰讲述自己坎坷的一生

“认命吧，逃不出去了。”

“既然逃不出这个大山，那就把孩子抚养大吧，就这样，我又浑浑噩噩地过了10多年。”

在这个“家”里，她的“公婆”和“丈夫”没有一天将她当作人看待过，她只是一件名叫秦兰的商品，是他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可以随意打骂的“沙包”。

然而，秦兰选择留在这个“家”，因为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是最具束缚力的“锁链”，锁链在哪里，她就在哪里。

“我看着孩子的眼睛，我问自己，我能这样吗？我真的能一走了之吗？”

为了送两个孩子走出这个“人吃人”的大山，秦兰又在深山里埋葬了10多年的青春。

忍辱负重熬到将儿子送出大山的那天晚上，秦兰趁“丈夫”喝醉之际，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家”。

她逃了7天7夜，走了200多公里，一路上她只能靠吃生的青苞谷和青豆填饱肚子，双脚满是磨破的血泡。

踏入吉林的那一刻，秦兰笑了，她终于自由了。

但很快，她又像霜打的茄子那样蔫了，因为离开了那个“家”，却也不敢回她日思夜想地离开了几十年的真正的家。

因为被拐卖前她犯了错，如果不是犯了错，她也不会被拐卖，不会在深山中葬送了这么多年的青春……

秦兰究竟所犯何错？她又为何会犯错？这还得从她的“不详人”身世说起。

双手断掌的不祥人

“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

秦兰出生于贵州某个贫困的山村里，她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

村里人本就受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影响，不怎么待见女孩，偏偏秦兰还是个“不祥人”。

因为她是断掌，还是双手都断掌。

自她有记忆以来，只要她在人前伸出手，几乎都会被人指指点点。迷信的大人们骂她“晦气”，还唆使自己的孩子鼓励她，吓唬他们谁和秦兰玩谁倒霉。

秦兰被视为“灾星”，生下她的母亲自然也免不了遭人非议。在秦兰的记忆中，母亲在村里走路一直不敢挺直腰杆抬起头，只因她是“灾星的母亲”。

天有不测风云。秦兰七八岁大的时候，她的父亲意外去世了。

“这么年轻就死了，肯定是被那个断掌扫把星给克死的。”

父亲的去世，成了村里人相信秦兰是“扫把星”的铁证，成了他们唾骂、欺凌弱者的理由。

无知、迷信和愚昧令他们不以欺凌弱小为耻，反以为荣，认为在伸张正义。

死了丈夫，女儿又是“扫把星”，秦兰的母亲无助又绝望，整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

“母亲经常哭，可是母亲也不敢当着我的面哭，因为我家就两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所以母亲哭的时候我经常能够看到。”

看到母亲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窗前小声哭泣，秦兰内心充满自责，她恨自己这双会带来不幸的断掌，恨自己将不幸带给父母。

“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我的父亲就不会死了。”

弟弟走丢了

某天，一个外地人来村里招工，称要招一批工人去库尔勒市的一家塑料厂打工。

听到这个消息后，秦兰立刻和母亲商量，她请求母亲准许她带着弟弟一起去打工。

“能行吗？你也不大呀，弟弟更小。”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看着稚气未脱的小秦兰，不禁皱起眉头。

最终母亲还是拗不过女儿的软磨硬泡，松了口气。

“每个月工资15块！我每个月能给母亲15块！”

等了两个多月，秦兰终于收到了塑料厂厂长的电报，看到电报上写的工资，她激动得双手颤抖。

15块，对别人可能不足为奇，但对秦兰而言，意义非凡。这代表她能分担母亲肩上的重担，能洗刷自己“不祥人”的冤名。

就这样，她揣着母亲的积蓄，拉着弟弟，离开了家。

命运总是在人满怀希望的时候开玩笑。就在秦兰对未来抱着无限憧憬之际，一个又一个悲剧却接连上演。

“我的钱全被偷了。”买车票时，秦兰才发现钱被偷了。

弟弟问她没钱买票是不是要回家，秦兰摇摇头，她不甘心错失赚钱的机会，更不想将失望带回家，不想惹妈妈伤心。

于是，她拉着弟弟混在人群中挤上了列车。但她没想到，即便侥幸逃票上了车，列车员中途也会检票。

列车开到吐鲁番第三站的时候，列车员开始检票。眼看就要到自己的车厢，秦兰赶忙将弟弟藏起来，自己则藏在列车的另一边。

当列车员离开，秦兰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你弟弟刚刚被列车员赶下了车。”

秦兰回到车厢找寻弟弟时，却被其他乘客告知弟弟已被赶下车，她一下子懵了，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

闯了大祸的秦兰急得放声大哭，她无助地嚎哭：“我把弟弟弄丢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到了下一站，秦兰迫不及待地下车。她疯了般地在车站里到处问人，“有没有见到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一米二高，十四五岁，穿着一双黄鞋子？”

可惜，她蹲守在车站好几天，逢人就问，一直无所获。

“弟弟丢了，我要把他找回来，找不回来我不敢回家。”

有家不能回，身上又没钱，走投无路的秦兰只好在车站附近一家小饭馆做洗碗工，一边填饱肚子，一边等待弟弟的出现。

“我在当地找了差不多4个月，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想家很想妈妈。”

熬了4个月的苦日子，秦兰感到心力交瘁，她决定回家认错。她辞职时，善良的饭馆老板还给了点钱和粮票，“回家吧，弟弟已经丢了，你妈妈不能再丢了你。”

被拐卖到大山

饭馆老板让秦兰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然而，现实很快便和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让她见识到人性的险恶。

火车开到成都，秦兰下车吃饭，吃着吃着，她失去了知觉。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一个60多岁的人，他们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给我做儿媳妇的。”

惊慌失措的秦兰立马跪地叩头，她哭着哀求他们放自己回家，“我弟弟丢了，我要找我弟弟，求你们放了我。”

然而，秦兰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狠心的他们面对秦兰的哀求，看不到她的可怜，只看到她有一颗想逃走的心。

于是，他们将秦兰捆绑起来，时不时毒打一顿，企图打得她崩溃，打得她变“乖”。

在那个“家”里，秦兰度过了两个多月暗无天日的生活。某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偷偷溜了出去。

“我想得很简单，我觉得只要我冲出去，道上或许有人能帮我。”

只可惜，敢买卖人口的地方，往往存在很多觉得“没什么稀奇”的帮凶。当村里人看到那户人家的“儿媳妇”逃跑时，他们第一反应是抓住她。

买主赶到后，像拽牲口一样薅着秦兰的头发往家里拖。

“回家就打了一顿，打完以后，我躺了10多天，不能动。”

万念俱灰之下，秦兰喝农药自杀。不知道该说她幸运还是不幸，药喝下去没多久，那家人便及时发现了，还找来医生给她洗胃。

人倒霉的时候常会安慰自己“我已经这么惨了，还会更惨吗？”

不幸的是，秦兰的悲剧还未完结，她又被这家人转手卖进了另一个大山里。

“他们告诉我，这是东北，而我家是贵州的，我才意识到离我家是越来越远。”

经过一道贩子的虐打、摧残、蹂躏，当秦兰被卖进这个“家”时，没有过多的挣扎和反抗，她心里清楚规则：我是商品，我不是人，所以没有人权和尊严。

她“嫁”来的地方，是个又小又偏的村子，唯一通向村外世界的小路狭窄且不平坦，跑出去的希望很渺茫。

随着时间推移，秦兰习惯了“商品”的生活，她开始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生活。

被囚深山的十多年里，肩负着传宗接代“使命”的她，为“丈夫”生下一儿一女。

小儿子三岁大时，“婆婆”和“丈夫”突然善心大发，拉着她说：“你给家里写封信吧，告诉家里人你现在过得挺好。”

秦兰听到此话，受宠若惊，恍如做梦，她连问好几遍“真的吗？”，她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给家里写信。

她写了扔、扔了写，终于给母亲写了一封道歉信，告诉母亲弟弟丢了，自己则已“结婚”生子。

信寄出去以后的每一天，秦兰都充满了希望，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她每天盯着大门外面看，等待邮差送来母亲的回信。

“我盼母亲的回信盼了两年多，始终没有盼到。”

“我特别灰心，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不原谅我，觉得她一辈子都会怪我丢了弟弟。”

人性的恶似乎没有底线。秦兰低估了“丈夫”一家的恶，高估了他们的善，写信回家从头到尾只是一个骗局。

“过了六七年，他的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寿衣。我在那个箱子底下找到一封信。我将信拿出来一看，发现那是我写的信。”

“我写的信，根本没有寄出去。”

将孩子送出大山

那晚，苦命女人秦兰彻底绝望了，她劝服自己：“认命吧，逃不出去了。”

“既然逃不出这个大山，那就把孩子抚养大吧。就这样，我又浑浑噩噩地过了10多年。”

无论秦兰有多想逃离这个“家”，孩子都是最具束缚力的“锁链”，锁链在哪，她就在哪。

“我看着孩子的眼睛，我问自己，我能这样吗？我真的能一走了之吗？”

为了送两个孩子走出这个“人吃人”的大山，秦兰又在深山里埋葬了10多年的青春。

大女儿因为家里没钱不得不中断学业，秦兰担心“丈夫”几年后会贪图一点彩礼而“贱卖”女儿，便费尽心力将女儿送出去打工。

山里的女人没有未来，留在山里只会沦为生育工具和免费劳动力，走出去才有希望。

小儿子升高中那年，同样因为没钱，“丈夫”不想供孩子读书，儿子也怕拖累家里主动提出辍学。

但秦兰极力反对，她苦口婆心的劝儿子：“你不上学就走不出这个大山，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玩扑克，你就没有出路。”

“儿子，你可得想清楚，你将来需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小儿子被母亲的一席话点醒，下决心要走出大山，出人头地。临行前，他关切地问母亲：“我走了，你怎么办？”

秦兰笑了笑，她安慰儿子别担心，“妈妈也会走出去的。”

忍辱负重熬到将儿子送出大山的那天晚上，秦兰趁“丈夫”喝醉之际，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家”。

像锁链一样锁着她的一双儿女都走出了大山，她也该走出去了。

“一旦听到有狗叫的声音，或者是人走路的声音，我就特别害怕，赶紧跑到旁边的树林里躲起来，或者说到苞米地里躲起来，我不敢出来。”

就这样，她逃了7天7夜，走了200多公里，一路上她只能靠生的青苞谷和青豆填饱肚子，双脚满是磨破的血泡。

逃到吉林后，她找了家饭店打工。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留了饭店老板的电话号码，期待母亲能给自己来封信或打个电话。

然而，命运依旧没有善待苦命的秦兰。她日盼夜盼，仍然没有盼到一丝音讯。

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20多年，家早已变迁到别处？或者母亲收到信却不想原谅我？

秦兰想了无数个可能，最终选择放弃，向残酷的现实妥协。

“又过了几年，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同事家玩。当时电视里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我看着看着，眼泪哗哗的掉下来。”

当时女儿已经成了北京某家公司的会计师，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再联想那些年母亲受的苦，想到母亲从未提过自己的家人，女儿猜到一定有隐情。

“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想找什么人，都试着找找吧。”

女儿没有问母亲为什么哭，只是委婉地鼓励母亲去寻找她心中的牵挂，解开多年的心结。

2017年，离家34年之久的秦兰，在女儿的鼓励下站到了《等着我》的舞台上，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对自己30年前犯下的错。

在《等着我》节目组寻人团的帮助下，秦兰终于见到了当年丢失的弟弟。

“弟弟，对不起，我当年不该带你出来。”

秦兰没有问弟弟怎么回的家，没有问他有没有想念自己，她只一个劲儿地道歉。或许比起思念，这些年最折磨她的便是愧疚。

令秦兰伤心欲绝的是，母亲5年前已经离世，再也无法听到她的道歉。

志愿者告诉她，这些年母亲一直惦记着她，不止一次托人去打听她的消息，经常念叨“我的兰兰去哪儿了？怎么回家？”

尽管如此，秦兰郁结多年的心结似乎还是没有完全解开，她仍哭着忏悔：“都是我的错，我想和我的母亲认错……我错了。”

血的警示

“一切的根源都是我的错，我真的错了。”

错的根源真的是秦兰吗？当然不是，错的是人贩子，错的是拐卖妇女的非法利益链。

在我们固有的印象里，人贩子往往只会对小孩子下手。但事实上，比起“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的残酷程度更加骇人听闻。

人贩子，人贩子，“人”字他们怎么当得起？

为了钱，他们买断了无数个女孩的未来，葬送了她们的人生，毁了无数个家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人口买卖，无本经营，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

一条非法产业链暴富的背后，藏了多少年轻女孩的梦，有多少女孩深受其害？

可怕的是，这条利益链并不会因为打拐等行动而断裂，因为除了卖家，还有无数个买家。

“娶不到老婆，就买一个回来。”

在“买家”的观念里，法律形同虚设，极端的贫穷和无知让他们无视法律，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利益，践踏别人的人权和自由。

不幸的秦兰幸运地逃出来了，她的一双儿女也走出了“人吃人”的大山。又有多少“秦兰”还在荒僻的乡村或山里苦苦挣扎，受尽凌辱？

她们也许是因为逃不出来，也许是被人打断了腿，也许是早都认了命，也许早已没了命。

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应是她们本该有的人生。

希望这些令人唏嘘的故事，有一天，可以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