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政策变化有很多争论，这确实是过渡期常见的特征之一。毕竟谁都不愿意看到医院被挤兑、老人和基础病人去世、医护苦苦挣扎、反复感染发生。不过整体上看，清零派的主张一直较为务实，而开放派往往充满了理想化的预设。

开放派的所有开放理由中，唯一靠谱的是，经济和财政撑不住。确实，从战略上看，新冠在国外源源不断地变异，高传播力变种持续出现，而中国无法管理国外，只能被动防守，这也意味着在战略上我们也只能最终选择开放。在面对奥密克戎时，我们初期快速处置了多起疫情，但是动态清零依靠的组织能力也有上限，在新疆西藏封城三个月都无法清零的情况下，各地资源，包括财政和基于财政建立起来的核酸和隔离设施能力都已经不足以支持继续清零，因此这一策略已经无法为继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开放。

这是充满无奈的选择，但其核心逻辑是一贯的，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能做的确实还有一些。

至于其他的理由，其实都是显得幼稚而又理想的。很多普通人，他们只是基于自己的情绪来做判断和决定，而对于一些关键信息的提供者，这种思想往往根植于他们常常持有的偏自由主义立场，以及与此有关的利益。笔者说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匮乏是缺乏概念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自由派来说，他们也许可以玩得转市场，但是他们缺乏西方自由派的思维深度，对于历史也较为不熟悉。

自由主义其实是源于西方近代化实践中如何处理新兴资产阶级与老贵族之间权力平衡的思想，这赋予了新政治秩序形成的观念基础。从洛克开始，他的“自然状态”假设中充满了乐观，“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在自然状态中，依靠自身的耕种，各自就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和谐关系，每个人都只需照顾自己的财产与亲属。基于此，政府仅仅是需要被限制的“必要的恶”。这种思想根源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先天对于匮乏缺乏足够的理解，他们甚至会去低估物质性的匮乏转而强调自由流通的重要性，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侧面。

我们看看之前的霍布斯，同样的“自然状态”，在经历过惨烈的英国内战的霍布斯那里就是一种完全野蛮的，基于人性恶导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很显然，面对匮乏，霍布斯更明确也更有力，他就提出了“利维坦”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权力巨兽来应对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概念。这是极端的，但可以看出，匮乏与否这个典型的命题上，对于人类思想会形成巨大的差异。

中国的自由派多半也是开放派，因为他们更为笃信“国家是必要的恶”，而看不出国家在配置有限资源应对匮乏时当仁不让的核心角色，并且他们对于国家在防疫过程中对“个人权利”的临时剥夺，如强制隔离和查验行程码等做法，有着本能的厌恶。他们看不到的依然是，国家的措施避免了持续的医疗挤兑和匮乏的大面积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从2020年疫情初起时，就有一大堆人“定体问”、声称“中国治理失败”，在德尔塔收割人命的时候就有人要“与病毒共存”。

当然，由于后果上差异巨大，开放派的愿望思维在塑造他们的主张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很喜欢夸大在封控期间造成的死亡事故，比如贵阳27人在转运中不幸遇难，简直就是天塌了一样，而27这个数字在今天，很可能只是一个大医院半天的死亡数量。比如乌鲁木齐火灾造成了10人不幸遇难，他们依然会归结为防疫，而无视了基本事实就是事实上这起火灾与防疫没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开放派的愿望思维又会让他们很快接受“90%无症状”、“16万病例只有4例重症”这样的说法，而无视了世界各国已有的全面统计根本不符合这一结果的现实谬误存在。愿望思维之下，自然会让很多人缺乏准备，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这是“小感冒”，甚至认为国家只是想封控，而不是想防疫。

开放派中还有一大批人是崇美的，这是美国掌握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后塑造的产物，真的拿美元的其实是极少数。“外国人都死绝了吗？”这样的依据很典型，然而很简单的是外国球场人山人海与医院里的人山人海同时存在，这就是疫情以来的现实撕裂状态，而很多人就会刻意无视了这一情况，只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面。

另外，这种崇美还会表现为在技术上的崇美，包括对美国的Paxlovid和mRNA疫苗的迷信。坦率地说，如果这两种技术手段真的有效，疫情早就结束了。Paxlovid有严格的使用要求，而且对于65岁以上患者防范重症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可以救人，但还不是真正的特效药。同样的，mRNA疫苗在防感染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在防重症上效果与中国灭活疫苗差别不大。中国的生物医药技术与美国差距确实很大，但要说面对新冠病毒，这种差距其实反而没那么重要。而如果遇到问题就要“等美援”，唯一的结果就是基本的生物医药安全被美国控制，现在的美国可不是什么善茬啊，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中国的自由派的缺陷也会体现在一些放开派言论身上，那就是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西方自由主义者那种责任意识。简单地说，西方自由主义者一般不会去怪罪政府没有管这个没有管那个，而是很快接受了在现有政府授权下的权利边界。但是中国的自由派很容易出现，没有疫情爆发时讨厌封控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而有疫情时又坚决撇清自己的责任要求政府管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后者才是在呼唤“利维坦”，他们中很多人无法保持前后的逻辑自洽，只有自身责任最小化才是前后一贯的。

很典型的甩锅言论

最终，疫情会过去，但是在困难的时候，自由主义是靠不住的。如果他们真的敢于承担反封控、带头撞门的责任，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成熟。不过，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了很现实的财政问题确实是对的，开放派的论据确实大部分充斥着美好而又幼稚的幻想。自由有代价，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