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到五代十国末期,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战乱,中原大地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受到重创
百姓盼望和平,盼望安居乐业。公元960年,赵匡胤发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结束了北方分割战乱的局面,也顺应了百姓愿望。

北宋建国之初,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国家经济非常不景气。不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连政府官员生活也是捉襟见肘

这一点体现在住房上,就是很多官员连个像样的住宅都没有,不得不租住在破旧的住房里。甚至当朝宰相也没有自己的府邸,也需要租房子。

官员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宋朝经济得到极大改善,但房屋租赁业反而兴盛起来

一、经济不景气和文官制度催热了房屋租赁业

北宋定都东京汴梁。由于连年战争不断,汴梁城差不多成为一片废墟,百姓房屋破损倒塌,整个住房状况非常不好。国朝定鼎,百废待兴,朝廷根本没有财力为官员修建官邸,官员俸禄又低得可怜,所以很多官员只能租赁房屋居住

如果说最开始房屋租赁业的发展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好导致的,那么后来的发展就跟北宋的“重文抑武”的制度有极大的关系。

宋高祖赵匡胤建国之后,有感于唐代以来武官职掌兵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希望大宋王朝可以不重蹈覆辙,保持长治久安

于是,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宋高祖上演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众多与之一起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夺取天下的武将被剥夺了兵权。

不仅如此,整个宋朝都对武将心存深深的戒备之心,有官僚体制上也始终沿用“重文抑武”的政策。这就导致宋朝出现文官掌权、边备不振、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的局面

朝廷和地方官员越来越多,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还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随着京师人口不断增长,也造成京城住房紧张的局面

进京任职官员越来越多,在拖家带口,在无力建造自己的房屋的情况下,只能租赁房屋。有宋一代,地方官员调动非常频繁

京城官员或因为正常调动或因为贬谪,从京城到地方,从地方到京城,甚至全国各地到处为官也不足奇。这些官员每到一地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不会自建房或卖房,更主要采取租赁的方式

以苏轼为例,他宦海沉浮四十多年做过京官,更多时间在地方任职。看其履历,其足迹遍及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

以这样的仕途经历,不可能每到一处即修建住宅安家落户,再说薪俸也无力承担。每到一地,租赁住房成为其安家的首选。

苏轼被贬黄州,因为太过穷困,朋友就找当地官员,将城东原来用于驻军的十亩荒地拨给他耕种。苏轼于是顺带着修建了几间草屋,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所建草屋名为“雪堂”

即使随着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官员俸禄逐年增加,很多官员到某一地任职,仍然以租赁房屋为主

北宋灭亡后,赵构于杭州登基,开启南宋统治,很多朝廷官员也随之南迁。这些官员初到南方,也是通过租房安顿下来

当然,同是租房,条件也大相径庭。一些朝廷高官租住的房屋就相对豪华租金也相对较高,而很多下层官员所租住的房舍就较为简陋仅够容身避风雨而已

二、房产税成为宋朝一项重要税收来源

宋朝武备不振,在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中经常处于下风被迫割地赔款。也正是迫于这种压力,宋朝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业发展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商贾流动贸易,也促进了租房业的发展。由于每年需要向辽国输出大量“岁币”,还有大量的官员需要供养,宋代的财政负担也很沉重

当时宋朝民间房屋租赁业已很盛行房产收入成为很多人家的重要收入之一。而宋朝政府的财政压力却越来越沉重,到处找钱成为当政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的古代,要想增加财政收入,除了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宋朝虽然商业发达,仍然摆脱不了财政负担沉重的积弊。

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宋朝统治者看到房屋租赁行业存在巨大的利益,于是宋朝政府打起房产税的主意。这样,宋朝政府就逐渐将租房业纳入朝廷的税收体系当中。

对租房征税会涉及到很多问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税收标准如何确定,农村和城市的房产出租是否同等标准征税等。这比按人口征税的人头税按田亩征税的农业税都要麻烦得多。

当然,对房屋征税必然会增加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尤其是对住在城市的居民,房屋出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朝廷也需要考虑得全面一些,比如他们会对百姓出租的房屋制定相应的免税措施,这一定程度上就减轻了百姓的税赋负担。

同时,政府也会对房租价格进行适当干预防止房租上涨过快,影响诸多租房人的生计。总之,自从政府出手征税、干预价格,起自民间的房屋租赁业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发状态。

房屋租赁不是宋代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对房屋征税却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宋代经济的繁荣、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导致的官僚机构的臃肿,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官员异地调遣的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