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技术服务创新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服务这一囊括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环节，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五篇，主角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底病首席专家魏文斌。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瞿依贤 每个礼拜的门诊日，魏文斌总是从早上八点看到下午两三点才离开诊室。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病首席专家，他的门诊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多疑难杂症。
1986年毕业进入同仁医院至今，魏文斌做了36年眼科医生，其中有32年专攻眼底病，他用“迷人”来形容自己的专业领域，原因在于眼睛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器官，但又是全身神经和血管的一部分，很多疾病都伴随着眼底病变，格外需要思考和判断。
从医以来，魏文斌完成了2万多例手术，复杂手术超过万例，也曾主刀同仁医院眼科第一台直播手术。因为手术干净利落，年轻的时候人送外号“小魏飞刀”。成为学科带头人以后，诊治工作是他的日常。日常之外，魏文斌花时间做科普，还想要培养基层的眼科医生，帮助提高基层的眼科诊疗水平。
全国大约有47000名眼科医生，能看眼底病的医生不到1万人，能做眼底手术的医生不到千人，医生的匮乏在眼底病领域非常突出。魏文斌发起成立了“同仁眼科讲师团”，最近十年，讲师团每年到眼科资源匮乏的基层调研，当地缺什么，讲师团就专门培训什么，希望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很早我就到全国各地去义诊，后来发现义诊作用不大，看完患者你就走了，当地该什么水平还是什么水平。要想让当地的患者享受到和大医院一样的诊断、治疗，就必须把当地医生的水平提高。”魏文斌说，同仁眼科讲师团可以随时拉队伍，以后还会每年坚持做下去。
保眼手术
眼底，是跟眼前节相对应的概念。外部能看见的区域，包括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都属于眼前节疾病。除此之外，眼球里面3/4的区域，都属于眼底，需要借助镜子才能看见。
眼底的结构比较复杂，它是脑组织的一部分，人体的血管也在眼底能够看得见，所以眼底被认为是眼科里面相对复杂的领域。眼底疾病也很多，最难的当属眼底肿瘤。
1994年，魏文斌赴法国国立眼科中心医院进修。出国以后发现，国内外的眼底诊治水平差别太大了，在国内，眼部恶性肿瘤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无论瘤体大小，眼球摘除是国内唯一的治疗手段，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而法国同行有一种治疗眼内肿瘤的先进“武器”——巩膜敷贴放射治疗器。把治疗器缝在患者的眼球壁上，正对着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定位准确，对周围眼球组织损伤小。
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魏文斌在录像中看到一位德国同行用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简称玻切）去除了肿瘤，保住眼球。其实，做玻切手术，魏文斌已经有足够的基本功。
当时同仁医院一批老专家都对眼内肿瘤很感兴趣，病理科、影像学科的积累也为治疗眼内肿瘤打下了基础。魏文斌回国后就开启了眼内肿瘤保眼治疗的新路径——只摘除瘤体，同时修复眼球，为患者保住眼球、保存一定的视力。
这种手术需要切碎眼球、剥离肿瘤，再把肿瘤摘出来，缝合眼球，最后贴回视网膜修复眼内结构。葡萄膜包围了眼球后部，薄薄一层、血管和神经密布。
魏文斌至今记得第一台保眼摘瘤手术的紧张，还是患者鼓励他。对患者来说，最差的结果就是像之前的病友一样，保不住眼球，但是成功的裨益显而易见。
最后，手术成功了，魏文斌在全国眼底病会议中介绍了这台手术，在业界“一炮而红”。
从1995年第一台保眼的眼内肿瘤手术，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7年，用魏文斌的话说，国内眼内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已经和国外一样了，所有的方法也都齐备了。到2015年，魏文斌集结了眼科精锐力量，成立了眼内肿瘤诊治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样就有了一批眼科医生可以专攻眼内肿瘤。
眼内肿瘤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黑色素瘤和视网膜母细胞瘤。现在，全国3/4的眼内黑色素瘤病例和1/3的视网膜母细胞瘤都在同仁医院的眼内肿瘤诊治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诊断和治疗，魏文斌带着团队集中研究。
多年累积下来，目前同仁医院黑色素瘤的保眼手术已经趋于世界领先水平，2022年3月，同仁医院有2000多位接受保眼球治疗的患者在随访观察中。
现在魏文斌的眼内肿瘤团队有十几位医生，其中多数是他带出来的学生。他有个规矩，科室的病房和诊室都不许挂锦旗，怕患者看见效仿。
但有一面锦旗是例外。
2017年的一天，204位黑色素瘤患者集体做了一面三米长的大锦旗送给魏文斌，上面写了一首诗，还有每一位患者的签名，其中有几位患者的肿瘤已经转移，生存期只有半年左右。他们都经历过魏文斌团队的保眼手术。
尽管开拓了一个眼科空白领域，魏文斌还对国外的巩膜敷贴放射治疗器念念不忘。为了帮助解决眼科“小肿瘤”的困境，他自掏腰包买回来三个敷贴器，不断研究、设计，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眼部放疗设备。
现在，这款产品处于研究者发起的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全国已经有五六个中心可以使用，基本实现了全国普及。
0.03
数十年的从医经历中，魏文斌眼中迷人的眼底世界，也有过不迷人的时候。
做眼底手术很复杂，比如做一台复杂的视网膜脱离手术要做四五个小时，“像绣花，也像在一个玻璃瓶内画画，特别精细”。
有一年生日，魏文斌一台手术做了一整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手术本身成功，但最后患者视力可能也恢复不了多少，魏文斌很沮丧——白内障手术10分钟、半小时就做完了，患者视力第二天就立竿见影恢复到0.5、0.8；眼底手术一做就七八个小时，但最后患者可能也只能看见影子在眼前晃悠。
一个学考古、研究明清瓷器的患者让魏文斌的困惑释然。
这个患者从小就有一只眼睛没长起来，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差。他每天拿放大镜看书、写书、研究瓷器，还带了不少徒弟。
但就这么一点点视力，有一天，患者的眼睛视网膜脱离了，在其他医生那做了第一次手术，没有成功。患者找到了魏文斌，魏文斌给他做了两次手术，视网膜终于复位，视力恢复到0.03。
眼科医生眼里，按1.0的视力标准，0.3的视力可以满足正常人的生活需求，0.3~0.05属于低视力，0.05以下属于盲人。
0.03的视力是什么概念？把眼睛凑到书本上，能看清字。因而，尽管视网膜手术成功了，魏文斌却一点也不高兴，觉得自己没发挥多大作用。但是这个患者拉着魏文斌真诚道谢，说“我又能工作了，我又能看字了，也可以继续带徒弟了”。
正常视力标准下，0.03是盲人，但就是这么微乎其微的视力，却确确实实改变了这个患者的人生，拿着放大镜，他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编写、出版书籍。
相似的患者故事还有很多。一个陕西的患者，50多岁，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经人推荐来看魏文斌的门诊。第一次门诊是家属牵着进诊室的，做手术以后视力恢复至0.2，等到复查，自己能走进诊室了，还给魏文斌带了自己绣的鞋垫。
魏文斌也终于释然，不是只有1.0的视力才叫光明，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0.03的视力代表着黑暗和光明的分界线，足以改变许多人的人生；0.2、0.3的低视力，也可以帮助许多人独立生活。
同仁讲师团
在魏文斌眼里，科普是眼科医生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疾病都是患者不懂而耽误、或者选了错误治疗方法。
比如，视网膜脱离的患者，在视网膜脱离之前往往会有突然出现的飞蚊症，视野里出现像水墨画一样的漂浮物，这时候已经是不好的信号。如果患者有意识，到医院查一下眼底，很可能就有视网膜裂孔，打个激光就好了。但是很多患者没有这些意识，等到眼睛看不见了再去医院，往往就需要做手术。
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近年引发广泛关注。在临床工作之余，魏文斌会做各种各样形式的科普，进幼儿园、中小学讲课，上电视台、各种媒体科普。2020年，他讲了70多场科普。
除了科普，他也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在培养基层医生上。
有一次在兰州，魏文斌讲了一堂“朝九晚五”的培训课，有位老先生从头到尾听完，笔记记得一丝不苟。后来魏文斌到西宁讲课，老先生跟到西宁听课；到西安讲课，老先生又跟到西安听课。魏文斌疑惑，去问原因。原来这位老先生在兰州做了一辈子眼科医生，老先生说，你讲的内容我们很需要。
魏文斌少时在农村长大，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年都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义诊，他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状况。但每次下乡，只能接诊一小部分患者，对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并没有很大帮助，魏文斌想提升当地医生的医疗水平，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因此，魏文斌发起、组织成立了同仁眼科讲师团，每年都会去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医生面临的困难。缺技术，讲师团就进行技术培训，为当地医生进行手术示范，现场教学培养。
2004年，魏文斌第一次去西藏，当时就想，一定要让西藏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看病。最近几年，讲师团的中心任务在西藏地区，因为西藏自治区的医疗条件有待提高，有的老百姓语言不通，去内地看病会遇到障碍。
2013年，借纪念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诞辰100周年的机会，魏文斌发起成立了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基金会有两大目标，一是基层医生培训，二是留守儿童的视觉健康。
基金会成立以后，吸引了很多社会力量的关注。魏文斌开始在西藏筹建眼科中心，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并向社会征集资金支持，包括协调厂商为西藏捐赠高值设备等等。
在魏文斌和团队的持续努力下，西藏的眼科医生从20多名增加到70多名，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眼科中心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这个中心可以保证藏区眼科患者的绝大部分疾病在西藏就地解决。魏文斌带领团队编写的各种诊疗常规和治疗指南，也成为了这些基层医生的常用书。
采访临近结束时，魏文斌拿起了自己的日程表，周末时间被规划得满满当当，除了学术会议，也有一部分与提升基层医疗水平有关。
他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工作的这些年，国内眼科诊治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文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1994年去法国学习，那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非常的大，我出去以后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国外当时手术都用一次性的东西了，针、线、刀子都是一次性用，当时护士看我好奇，把这些东西给我消毒好、包装好。我带回国以后，同事们都觉得针、线都太好使了。
但是最近这20年，国内经济发展很快，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我们的设备条件一下子就上来了，甚至有些比欧洲要好。
比如显微镜，最早我进同仁医院的时候，一共就几台进口显微镜，国产的显微镜又不行，大家早上都早早地去手术室，就为了抢显微镜。后来我们显微镜一买都是几十台，清一色德国的显微镜，设备上就好多了。
再比如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眼，这是在中国先做的临床试验，机器都是先卖给中国人，中国大量应用以后，欧美国家才开始广泛推广。
现在我们的临床诊疗技术，跟国外差不多，尤其是大的医院。中国的差距在于普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还是较大，这一点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追赶。
还有一个差距是，国产的设备、药品，跟国外还是有差距，尤其是高精尖的设备和药品。我们的创新能力还需要时间提高。
经济观察报：企业可以做哪些努力？
魏文斌：研制一个新药、一项新设备，要有庞大的研发队伍，也要有资金的积累。现在资金投向医药产业，就推动了医药行业往前走。
还有人员，现在有大批海归技术人员。再有，国内大环境也变化了，研究者也投入了精力，所以只要有核心技术，未来几年有可能快速发展。
最近这几年，我接的眼科临床试验，大部分是国产的了，进口占1/3，国产占2/3。迎头赶上还需要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怎么提高基层眼科诊疗水平？
魏文斌：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培训，要培训一批眼底外科的大夫，能做手术。第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基层医生提高眼底病的诊断水平，帮助把基层的病人管理好。
经济观察报：人工智能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
魏文斌：第一，帮助基层医生判读病例；第二，帮助筛查眼底病、做慢病管理。比如之前获批的第一款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软件，我是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中国有一亿多糖尿病病人，理论上，每年通过人工智能照一张眼底照片，人工智能就能分门别类分级诊疗，需要看医生的就去看医生，不需要的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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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依贤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健康新闻部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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