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对做编辑又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标记每年时间刻度的都是书，不是自己出的就是别人出的。读自己出的，是职业行为，是在后厨烟熏火燎，把原料变成私房菜；读别人出的，是个人休闲，是衣着光鲜地等着被服务，然后评判色香味。自己出书，是稻梁谋是蚊子血，形而下，苦乐忧闷都很具体；而自己读书，是梵阿铃是朱砂痣，形而上，神接千载心游万仞。所以，编辑读书其实都是“价值骑墙派”，既要新书的活力又要经典的安稳。若没有寻找新经典的蛮劲儿，不会与一个平庸的时代共进退，披沙拣金愈挫愈勇；反过来，若没有点儿对既有经典的盲信和膜拜，又很容易被每年40余万种新书砖头刷金漆般的浮夸营销冲昏头脑。

时间是个大筛子，神秘晃动间，绝大多数人和事和书都会被漏到尘埃里去。当然，暂时留在筛子上的也未必禁得住更有耐心的晃动——有多少“名著”“名人”被证明不过尔尔；已然掉到尘埃里的也不是没有复活和再发现的可能——奇书《斯通纳》五十年后重为世界瞩目，初版于1872年的《米德尔马契》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普通人的生存韧性再入很多人的阅读视野；卡夫卡，被当作“作家的作家”、不讲现实逻辑的荒诞寓言派供在“经典”圣坛上研究了一个多世纪，终于被惊呼为“批判现实主义”。

《瘟疫之夜》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龚颖元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一

2022这一年的阅读，和2020、2021一样让人恍惚和分裂，原有价值继续被反复击打，既有秩序继续被打破。比如虚构和非虚构，近二十年以来，中国非虚构图书的口碑和受关注程度是超过了虚构的，但新闻一再多频次、高强度的“刺激”也愈益让人意识到非虚构的弊端——事实摆出来了，现象也足够丰富，但问题根源在哪儿呢？深层逻辑是什么？于是，虚构在探索人性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方面的认识优势显露出来。哪怕只是与现实保持些距离，不急着下结论免得剧情反转，虚构也是有优势的。甚至，从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出发，虚构的“间离”效果都能帮人短暂逃避让人倍感无力的现实。

当然，有些虚构还是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感。比如今年备受关注的土耳其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的新书《瘟疫之夜》，于我完全是一部惊悚小说，读的那几天噩梦连连。而葡萄牙诺贝尔奖获得者萨拉马戈的名著《失明症漫记》，尽管出了新版，但我甚至连打开的勇气都没有，寓言变成现实，世上的恐怖莫过于此。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新经典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2月

再比如历史读物，多年来一直在出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以史为鉴”的中国式传统毕竟深厚。但今年，历史读物忽然会让人产生些许疑惑：历史真的能提供教训吗？历史的专业自信在现实的强悍蛮野、人性与国民性的弱点面前还能保有几分？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恐怕不是规律和逻辑，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命运，他们在大时代里的选择和牺牲才价值恒久远。

这一年我断断续续读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全部作品。这是一个善于在非虚构基础上虚构的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做过编辑、搞过评论。或许因为他的书生气，因为他不注重描摹感受，更擅长思辨和推理的能力，他的书很对我的胃口。作家写作，有更善于向自己的经历要素材的，亦有更善于向阅读要素材的，他是后者。他的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是非常高妙的人物传记小说，连福楼拜善用比喻的语言风格他都进行了高度戏仿。因为这本书，他在法国颇受欢迎，也得了布克奖。而我更喜欢他的《时间的噪音》，一部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小说。“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基于这样的认识，巴恩斯以高度浓缩的历史智慧和人性体贴，写下这个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的作曲家。对时代和历史冥冥中的决断，巴恩斯有天赋洞察力，同时，他对人性又有温暖的代入感。他的语言极富表现力，金句频出，读他的书，常让人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很少有小说能够如此高明，给人如此强劲而充沛的理性刺激。读《时间的噪音》常让我想到捷克的国民作家赫拉巴尔，这个喜欢《道德经》的法学博士，才华过人、胆小如鼠，在米兰·昆德拉选择逃离的时候选择留下，善于写在小酒馆欢乐度日的普通人，迫于压力不厌其烦地在荒谬意见指导下修改自己的小说，包括旷古名篇《过于喧嚣的孤独》。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杨乐云 /译
十月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

当然，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没什么好怕的》等等，也都精彩。可以想见，巴恩斯生活中未必多能，人际中也未必长袖善舞，他全部的智慧和狡黠都在阅读和写作中。写小说，他是智力派和技术派，所以，他才有能力把虚构和非虚构嫁接在一起，把纸上得来的重新放回纸上，还妥帖得天衣无缝，新鲜得有如初见。跟他相比，王朔今年带着《起初·纪年》所谓的“王者归来”实在是雷声大雨点小，历史观是高级的，但写法不高明，匈奴人说北京话，故意为读音写别字也总让人出戏。

在沙发上享受巴恩斯的时候，我的“后厨”也热火朝天。阿乙的《未婚妻》、庞贝的《乌江引》，同样都是嫁接虚构和非虚构的小说，都是在向有限的经验和无限的阅读要写作素材。只不过，阿乙是博尔赫斯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大病一场之后用回忆或想象建构多重自我，用诗一般的思维写下“追忆瑞昌似水年华”，如博尔赫斯失明之后一样。而庞贝，是努力想回到情报战和长征用兵真如神的历史现场的。

二

说到历史，大概没有几个爱书人不爱，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在阅读上表现得最明显。回顾这几年的历史读物，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疫情前，我们还在为一些宏大历史观念的再造和历史学科的价值再阐述激动不已，比如曾经的畅销书《枢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等。然而，最近这两年，我们为之激动的似乎又变回了《叫魂》等小切口的书，历史中具体的人物命运也似乎更引人瞩目了。

关于历史人物，我读了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这是一本旧书，出版已有四十余年，尽管名气和销量一直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之下，但口碑不俗。2020年出新版后，名望日重。名人传记，几乎就是一千个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真人秀，跟作者的阅历、学识、见识，甚至勇气都有太大的关系。李一冰眼里的苏东坡，与他在台湾无辜蒙冤入狱，先后如履薄冰生活几十年的幽愤休戚相关。狱中四年，他熟读东坡诗文，出狱后以最大的诚意和敬意、最深的共情和慨叹写下几十万字的书稿。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 /著
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

在史料扎实的基础上，这一本新传情感饱满、立意深雅。尤其写到苏轼的几次贬谪，写到他“士为知己者死”的书生意气，写到他与诸位贤达的交往，写到“党争”中大祸临头时的兄弟情深、世情冷暖，都是熟悉的历史，却因为作者充沛的情感投注，每每让人掩卷浩叹、涕泪长流——“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沦落”。就才而言，苏东坡独得天宠；就知与遇来说，他也并非悲惨——毕竟几次因言获罪得到的都只是贬谪而不是杀头。所以，与其说是嘉谷倒卧、稂莠登场的时代毁了他，毋宁说是成就了他。当然，这一本新传除了这些可靠的历史推理，更可宝贵的，是还写下了同时代其他大儒的个性人格，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辙、苏门四学士……像一本群传，以苏轼为核心形成群星谱。他们的友谊和矛盾、才华和机遇、性格和命运不禁让人感叹，历史在大而化之的表象之下，实在也是生动而真切的人情人性。

苏东坡是千古文人共一梦，读他总是治愈的，他甚至也跟杜甫一样，成了网红，很多以他为主题的视频号，尽管说的都是陈词滥调，但粉丝量惊人。他大概从未想到，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作品，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普通人心头的云南白药。

当然，有治愈力总是好的，无论是经历还是作品。说起来，阅读有很多功能，毛姆说的“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国古人讲的“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读书，日久迁善而不知”等，都是人文主义的功能。但同时，专门研究语言问题的犹太学者乔治·斯坦纳，也提出了知识和人道的撕裂问题，他在《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里面举例子说：一个人可以晚上读歌德和里尔克，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文化为何无法转化成一种人性化的力量？文明为何不能阻止野蛮，甚至还会为野蛮铺上更坚实的道路？他毕生对此萦怀不已。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美]乔治•斯坦纳 [法]洛尔•阿德勒 /著
秦三澍 王子童 /译
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所以，斯坦纳几乎不信任知识，也不希求学术研究能得出什么有说服力的、可靠的结论。与知识相比，他信任伟大的艺术，更信任常识。他说，是常识而不是哲学，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是常识削弱了非理性和傲慢。他的访谈录《漫长的星期六》，是我太爱的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重读。他说的“追寻本身就是生命之盐”，在我看来是最温暖的读书人的自勉。

实际上，很多人的谈话录读来都很温暖。对话体的读物会带给人一种被陪伴、有互动的信赖感和安全感，是其他文体不能赋予的。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谈话录》，都把自己长长人生征途中的“追寻”变成了灯笼，帮后来者穿透眼前的迷雾。八十岁的乔治·斯坦纳在访谈的结尾说：“我知道我们应该爱人类，但有时我觉得爱人类很难”，“和动物一起生活太美好了。”

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所以，梭罗的《瓦尔登湖》才会长销不衰，与之相关的自然治愈系图书也才会成为出版的热门。所以，新疆作家李娟的“羊道”三部曲，她记录自己与哈萨克人一起迁徙转场的故事，才会让人一读而觉草木葱茏、万物可爱。自然奉哈萨克的羊群以蓬勃牧场，只要它们愿意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追随它的风雨荣枯。李娟以她质朴的笔、清亮的心告诉我们：天道原本仁慈。

因为读这些治愈系的书，自己的“后厨”也会奋力想要做出这样的“菜”，已经端出来的《四时工巧——乡土中国寻美》和即将端出来的《章鱼学会冷静》《跑步穿过阴云密布》，都是值得在这里一笔带过的治愈佳肴。

《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
[英]特莉·纽曼 /著
林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关于书，今年读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出现在一本叫《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的时尚读物上的。它说：“书籍正在成为最有趣的配饰，你读什么，与你穿什么一样重要。”在时尚界看来，名作家衣着的格调与品位也是他们魅力的一部分。而我们，阅读的时候几乎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许，气质和魅力的养成真的跟写什么、读什么有关，只是通常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罢了。书中还引用美国女作家、巴黎沙龙的女主人斯泰因的话说：“当一国特有的艺术和文学欣欣向荣时，这个民族是不会走下坡路的……如果巴黎的帽子依然可爱，依然是法式的，而且四处可见，那么法国就没有问题。”艺术和文学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通常也是无法证实的，但至少听上去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付如初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