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思客（来自豆瓣）

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史学界为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还原真相是所有历史学家的梦想。尚小明教授的著作《宋案重审》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到了宋案身上。他在书中指出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剌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剌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作者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闻，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出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全书约有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此案的疑点之一就是袁世凯与此案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袁世凯是不是真正的凶手？今天我们来看看尚老师的论述。

毋庸讳言，袁世凯对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政府，并宣传其政党内阁主张，心有不满；袁世凯指使洪、应构陷“孙黄宋”，以损毁其声誉，亦为事实，但他却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党领袖的想法。故当洪述祖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以警其余时，遭到了袁的反对。袁明确表示此种做法“实属不合”，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洪的建议。洪述祖所谓“燬宋酬勋位”，不过是其假托中央名义以“虚名”诱应杀宋的诓骗之举；洪述祖所谓“债票特别准”，也不过是其在“虚名”诱应无效之下，假托中央名义以“实利”诱应杀宋的又一诓骗之举。

从当时政情来看，袁世凯也根本无须杀宋，至少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进入1913年后，随着临时政府期限即将结束，竞选正式大总统成为袁世凯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宋教仁既非竞争对手，又非竞选障碍，无杀害其人必要。

翻阅1913年1月1日开始到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为止各大报纸，经常可看到关于总统候选人预测与当选前景的分析。在时人看来，由于孙中山表示“断不肯担任总统”，“其竞争最烈者为袁、黄二氏，袁在北方势力甚优，而黄又为南方所欢迎”。因此，袁世凯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非宋教仁，而是黄兴。统一党所办《新纪元报》曾报道国民党方面之总统选举准备云：“此次选举，各党虽各有竞争，然运动最烈者为〔以〕某党为甚，盖其竞争总统之心，较各党均力也。兹闻某党于办理选举指定某员时，必先与其人邀约于选举总统时不得举袁，必举湘中某某，其人若有犹疑，则无当选希望；并须出具愿举某某之信书，存于本党，以为凭信。且闻各省办法，悉皆一律，其整齐之效，颇堪钦佩。”正因为黄兴对政局影响甚大，宋教仁被刺后，才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君于政治上虽不无关系，但视黄克强则大有间，舍克强而刺钝初，则目的太差，智者必不为也”。又认为：“宋之声望尚不及黄，宋、黄同行，何以不刺黄而独刺宋？是宋死于总统问题之说不足信也”。

尽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教仁惨遭毒手，是因他欲“舍袁就黎”，与黄兴运动“举黎元洪为正式总统”，但袁世凯何以单杀宋教仁，而不杀与宋“同一鼻孔出气”且为竞选对手的黄兴呢？何况由于黎氏“严辞拒绝”，宋教仁很快就改变策略，否认与黄兴“运动黎元洪为正式总统”，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宋教仁甚至在被刺前一周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又在尚贤堂演说中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另外，刺宋案发生前一周，袁世凯亲信徐树铮曾派一个叫金勋的人，到南京、上海一带打探国民党动向。金勋会见了宋教仁、黄兴、王宠惠等国民党重要人物，以及《民立报》《国民月刊》等报刊负责人，然后向徐树铮报告说：“就弟由南京到沪所见所闻者观之，选举问题苟无意外冲突，或可无虞。”

也就是说，国民党推举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大问题。宋教仁既然非袁世凯竞选总统对手，又不阻碍其出任正式大总统，则袁当然不会因为总统竞选问题而对宋下手。就是对黄兴，袁世凯也不会采取暗杀手段，因黄曾于2月底在上海向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表示，“袁君一日允居总统之位，伊一日不欲为总统”，并请梁士诒“力劝袁君仍留总统之职，因只伊一人可以挽救中国”。

第二，国民党虽然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但始终没有决定推举宋教仁组阁，因此，对袁世凯而言，宋教仁并非现实威胁，无杀害其人必要。

历来叙述宋案者，往往犯一种错误，即认为随着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主张建立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将要组阁，或者说宋教仁自认为将由自己组阁。而事实却非如此。其复杂之处在于，假使黄兴不竞选总统或竞选总统失败，而内阁又事先确定由宋教仁组织，则黄兴将无可位置。

因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而同时由黄兴任副总统、宋教仁任总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加之国民党内黄兴、宋教仁各有支持者，因此，究竟由黄组阁还是由宋组阁，国民党自身一直举棋不定，黄兴似乎还稍占优势。

非常了解国民党内情的黄远庸就曾说：“国民党中赞成黄内阁派，或有不赞成宋内阁者；赞成宋内阁派，若令大势集于黄君，则亦并无绝对排斥黄君之意，盖平心论之，国民党中固无如许激烈之内讧也。”其时正当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总理赵秉钧已经在做移交准备工作，他对人宣言：“我非凡赞成黄克强组织内阁，让他试试滋味，大约挨过几个月的骂，克强即万不能忍矣。”这也反映了主张黄内阁的声音似乎更大一些。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并没有自以为将要组阁而志得意满，而是在被刺前仍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自己无意出任总理，他说：“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至于正式政府之总理，应由国会推出，余更希望黄、唐二公之当选，其理由甚多，不具述。”

既然国民党并未确定由宋教仁组阁，那么，袁世凯何必非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呢？黄兴不但是呼声很高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也是国民党组阁的重要人选之一，袁世凯何以不对其下手？可见那种认为宋教仁被刺是因为他欲组建政党内阁、威胁到袁世凯权力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北京英文日报》甚至批驳说：“宋之来京，实袁总统所召，欲俾以将来之国务总理，则宋自为袁所亲信之人，岂有自伤其臂助之理；且袁总统岂不自思，将来被人证实后之难以结局乎？”袁世凯召宋教仁入京，是否“欲俾以将来之国务总理”，不得而知，但若欲杀之，又何必召其入京。

第三，袁世凯欲对付的是整个国民党，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

国民党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要建立政党内阁，实行政党政治。这并非宋教仁等少数人所主张，而是国民党绝大多数人的主张。因此，杀掉一个宋教仁并不能改变什么，“宋虽死，国民党政党内阁之政策不能因之取消”，反而会促使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地实行其主张。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这说明袁世凯在关键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问题的实质认识也比较到位，知道杀一宋教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世凯方面对案发后革命党人的攻击，也曾以此为理由进行反驳，谓：“政府对于在野党之野心家，当以适宜之政策，迎合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若托徒诛锄异己，适以激成反抗。况能死宋教仁之身，而不能死宋教仁所持政党内阁之说，其又焉能人人而杀之乎？”

从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来看，袁世凯的认识得到了充分印证。各报纷纷发表评论，表示要继承宋教仁的主张，继续宋教仁的事业。如《民立报》发表评论道：“宋先生之主张，既有系统可寻，复有实行之望，故吾党目之为中坚人物，而奉其政策为圭臬。然则宋先生之死，不啻折去我国民党一臂，而于党势之隆替，大有关系在也。虽然，惟我国民党信崇宋先生者深，故决不因其死而抛弃其政策，凡我党人必能再接再厉，求达其目的而后已。彼反对者畏吾党党势之盛，欲以害先生者害吾党，多见其不自量耳。”

《民主报》发表评论道：“所谓政党内阁，实吾党一致主张，而宋君服从大多数之主张以发皇之。宋君之引人嫉视，即以其主张政党内阁，为偏袒总统制者所不利也。刺宋君者以为宋君被刺，或者吾党政策为之一变，因而采取总统责任制，以为行政专横之机会；孰知宋君虽死，吾党以平等、自由、博爱主旨制造巩固强大共和国家之心不死，且气愈激而愈胜，志愈挫而愈坚……反对者竟以为去一宋君，遂可遏抑吾党主张，曷思革命未成，吾党已死之宋君不可胜数，革命依然成功；而今而后，继宋君而起者大有人在，未来之宋君正复无限，况政党内阁为二十世纪政治上一般之趋势，又为民国最适宜之制度乎？……宋君虽死，又何损于吾党之主张乎？”

《国风日报》亦谓：“凡一大政党之主张，决未有因一人之生死去留为转移者。钝初死……实未见与国民党之前途与吾党所主张之政党内阁有若何之损伤。何以故？国民党中如宋钝初其人者，尚有大多数在也。”类似评论尚多，均将矛头指向袁、赵，却不知袁、赵亦明其理，并未主谋杀宋。

第四，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的确对袁世凯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袁世凯并非没有应对之策，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即是联合或操纵其他各党，乃至国民党内的游移分子，在国会内形成一股由袁主导的力量，从而与国民党形成对峙，乃至夺取组阁权，同时为总统选举做好准备。

袁世凯对这一策略深有考虑。他曾对工商总长刘揆一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其时，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一直谋划三党联合对付国民党，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共和党，成为三党对付国民党的主导人物，并计划推出自己的组阁人选。袁世凯自然也不会坐视国民党一党独大，所以至少在宋教仁被刺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在活动，“欲挟数个不以党名之团体并入三党（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引者）而利用之以为武器”。

很快，袁世凯就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梁启超在3月7日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党界大有更动，项城或将加入共和党”。在3月15日一封信中又写道：“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稍待当发表，民主、统一亦联合也。”在3月18日一封信中更明确说：“三党合并已定议，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虽然由于刺宋案突发，袁世凯入党之事无果而终，但三党联合的基本态势，在宋教仁被刺前已初步形成。而早在2月下旬，《亚细亚日报》就预判，“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之员数，足以控制国民党而有余”，如此，则国民党“梦想之政党内阁”，将成为“幻相”。

3月上旬，《神州日报》进一步说：“三党之政策，大体与袁氏政见不相异同，则袁氏依三党之同情，足已以自树立，何必曲徇国民党之要求，而牺牲其向来之政见乎？”同时，为保证当选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也需要与各党联合对付国民党，故《民主报》曾报道袁世凯“广置党羽，嗾其左右联络共和、统一、民主各派人员组织一新政党”，“以袁总统为中心点”，“以为攫取总统之帮助”。就在刺宋案发生前一天，各政党派代表在湖广会馆开会“讨论选举正式总统问题，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意见相同，可联络一致，大约此次选举票至少须占三分之二”。在这样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若派人刺杀宋教仁，岂不等于自乱阵脚？

第五，应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袁世凯还有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即从宪法草拟入手，设法制定一部总统制宪法，从而彻底解决政体问题。

对袁世凯而言，无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叫得如何响，能否实行，最终还是取决于正式宪法就政体问题如何规定。倘若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则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将无由实施。因此，如何制宪才是解决双方政见分歧的根本所在。国民党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具体而言，国民党主张宪法规定“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由议会提出且决议之，不必由总统提出及任命”，这样大总统就会像法兰西总统那样成为“傀儡”。而袁世凯则“屡次向人宣言，谓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弱国、亡国之宪法下之总统，我决不居”。其所谓弱国、亡国之宪法，即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任命，必须经议会同意，这是他“最引为大憾者”。

此外，袁世凯还特别关心“大总统对于议会是否当然有解散之权”。为了争取制定出一部符合自己主张的宪法，袁世凯除了屡次发表谈话，反对宪法“因人而加以限制”，反对宪法“束缚政府”外，又暗中支持洪述祖、应夔丞等以“文字鼓吹”和“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报馆，收买议员，力图操弄宪法起草。袁世凯还早早聘定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和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为宪法顾问。同时，袁世凯还筹备在国会以外另设机关纂拟宪法，并拟定《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专为拟纂宪法草案，以为提交国会之准备”。就在宋教仁被刺前两周，有贺长雄教授带着助手来到北京，开始为袁世凯工作。他的核心主张，便是认为中国应当实行总统制。而当时中国“奔走国事者，无论中央、地方，多出其门”，由此亦可窥见袁世凯聘请有贺颇具深意。

所有这些举措都证明，袁世凯早就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他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了，并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直在进行当中。诚如黄远庸所云：“政党内阁之人物问题，似大而实小。”谁任内阁总理，谁任国务员，看似重要，其实并非最要，最要乃在宪法当中如何规定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产生及其权限。倘若宪法为总统制宪法，则不论黄兴还是宋教仁任总理，国民党皆难以对袁构成威胁。故设法制定总统制宪法才是袁世凯对付国民党政党内阁主张的根本办法，杀一宋教仁非但无助于根本问题之解决，反而会招致强烈反弹，实为不智。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袁世凯没有必要且无意采取暗杀手段对付国民党领袖。故宋教仁被刺，实出袁之意外。3月22日，即宋教仁伤重不治身亡当日，国民党推吴景濂等为代表谒见袁世凯，袁谓“‘正式政府本赖宋氏为巨擘，今竟失之，实梦想不到也。’言毕大哭，饬秘书将关于宋先生绝命致程都督与各省之电稿示吴景濂，并谓惟有勒限责成江苏都督严拿正犯，以询真情”。另据当时正在北京的长江巡阅使谭人凤记述，他曾“往谒袁，探其口气”，二人有如下对答：

袁故作惋惜状曰：“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予曰：“外间物议，谓与政府有关，不速缉获凶犯，无以塞悠悠之口。”

袁曰：“已悬重赏缉拿矣。政府安有此事？”

予曰：“甚愿无事。不然，笑煞世界各国矣。”

由于谭人凤怀疑上年12月洪述祖电召应夔丞晋京接受招抚一事为“贿谋暗杀”，在见袁之前主观上已断定“事为中央主使”，因此他将袁的反应描述为“故作惋惜状”。袁谓宋“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意谓宋现时尚不适合担任总理。当时外间多以为宋被刺是因为他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威胁到了袁的权力，袁对谭人凤讲出这样的话，适见其在刺宋一事上，内心还是坦然的。黄远庸也曾记袁得知宋死后之最初反应云：

袁总统于二十一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世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此袁总统得消息后之确情也。

上段材料中提到的江孔殷一电，内容如下：

北京大总统、赵总理钧鉴：……顷得遯初在沪被刺消息，骇甚……国家多故，外患未已，内讧方兴。百十人苦心孤诣，调停之不足，一二人阴贼狠险，败坏之有余。临时政府为日几何，瞬届正式国会成立，选举总统之期，四方观听所倾，何忍睹此不详之事。望速下令索凶，穷究主名，依律惩治，以告天下、谢党人。还望遯初不死，设有不测，恐虽有再生华盛顿，不能安于日后之总统；千百之中山、克强、精卫，不足胜目前之调人，亡吾国者，必此枪也……江孔殷叩。

由此电可以看出，在时人眼中，宋教仁作为国民党领袖之一和党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在调和南北关系上有着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位置，对政局稳定影响极大。袁世凯屡次电召宋教仁入京，也是为了让其在调和南北关系上发挥作用，因此他才会对宋死感到惊愕，并产生“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的担心。

另据《时事新报》报道：

宋在上海演说，归咎于政府外交、财政之失败，北方政界愤极。袁曰：宋钝初不过迎合社会心理，此是党魁作用，若其入政府，即不为是言矣。又曰：钝初当总长甚好，若总理则资望尚有待耳。及其被害，唏嘘不置，似不料此案之发生大波澜者，惟对于洪、应二人，则深叹小人不可与作缘。

这段报道中袁世凯对宋教仁的评价，恰好可与其对谭人凤所言相印证。这种对宋教仁既有不满，又有期待，而对其被害又深感惋惜的复杂内心，可以说最符合实情。

不过，袁世凯并没能幸免于被牵连，这让他的亲家孙宝琦感觉“殊出意料之外”，称“洪本著名胆大妄为之人，然政府决无密使办此之理。不知其如何播弄，下此卑劣手段，项城因此颇为焦虑”。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则在《辛丙秘苑》中说其父与其“言及遁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并述他曾劝其父通电自辩，袁答道：

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耳。

袁克文《辛丙秘苑》杜撰之处不少，但这段话除“不用党人”一语与宋教仁之思想不符外，其余大体可信。由本书前所论述不难断定，袁世凯确非杀宋主谋。袁云“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不知其欲做何种表白。但就事实言，袁若不欲以阴谋手段对付国民党领袖，便不会有洪、应构陷“孙黄宋”之事，也便不会有构陷不成而洪造意杀宋。就此而言，袁对其子所说确为肺腑之言。张一麐说“袁亦无以自白”，可谓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