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到到今天，已经体裁完备，作品繁多。而产生文学的心苗并非是愉悦，而是痛苦。可以说，是痛苦催生了文学，而不是愉快催生了文学。

鲁迅认为文学产生于生产劳动，最原始的呼喊产生于人们抬大木头时候的喊叫，就是为了缓解疲劳，也为了统一节奏，就要喊出‘杭育杭育’的声音，被鲁迅戏称为“杭育杭育”派。人们抬大木头的时候，并非那么愉快，而是比较痛苦。为了缓解痛苦，就要喊出一致的节奏，算是发表了，也就流传下去了。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虽然说的只是诗歌，但可以应用到所有文学作品中，算是一种对文学功能的评论。也就是说，文学不但可以“兴观群”，而且可以“怨刺”。往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兴观群”，而是“怨刺”。人们会对那些赞美的作品，鼓舞干劲儿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毕竟这样的作品有着一定的政治功利性，甚至只是一时的作品，并不能流传长久，而对于“怨刺”类的作品，却印象比较深，甚至能产生强烈的共情。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到“诗词文俱佳”的苏轼，再到写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曹雪芹，哪个没有经历人生的痛苦？

韩愈说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就是说，写欢乐的言语不好写，而写穷苦的言语比较好些，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而文学并非要博得人们的同情，而是要把痛苦写出来，传播下去。即便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也一样可以打动人心。韩愈被贬之后，写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写得很凄惨，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南方，就回不来了，嘱咐他的侄子韩湘，以后要到南方收他的骸骨。而苏轼也是如此，曾写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都是被贬的地方，却被他戏称为自己有功业的地方。在过大庾岭的时候，苏轼也想到自己的身后事，觉得去了以后，就有可能回不来了。果然，在他到了儋州之后，人老了，生病，即便被皇帝赦免，也没有回到朝廷，第二年就去世了。曹雪芹不一样，经历了大家族的由盛而衰，写出了《红楼梦》，似乎深有体会，由个人的痛苦上升到家族的痛苦，再上升到命运的苦痛，似乎有着宿命论的色彩，却终究只是一种说法。

痛苦的心态谁都有，而作家经历的苦痛似乎和一般人不一样。作家有着全人类的悲悯情怀，会从个人的痛苦上升到全人类的痛苦，上升到哲学高度，让人们都感同身受。韩愈、苏轼、曹雪芹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皇权之下，基本上不可能做出大的改变。而他们竟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保持了高洁傲岸的性格，不苟同于别人，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自己看世界的视角，也就能够有所成就了。而对于皇权的反抗思想，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显露。他们并不是革命家，而是作家。作家所能做的就是写作，忠于自己的内心，把皇权统治下人们的痛苦写出来，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可能。

外国的一些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无论是塞万提斯，还是杰克·伦敦，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都在写苦难，虽然堂吉诃德有些不合时宜，但还是讽刺了那个时代以及骑士小说的危害。值得一提的就是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曾经说过：“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不配为文学。”他一生命运多舛，屡次被关押和流放，还被驱逐出境，在世界各地漂泊。政治的迫害、牢狱的黑暗没有摧毁索尔仁尼琴的信仰和正直的品格，反而激发他与生俱来的文学灵感，愤怒与绝望促使他不停地写作。即使在监狱里，他还要偷偷写作，写成小纸片，用心背下来，再把小纸片销毁。后来，他把记忆中的文字编成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用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描述，揭示了政治集中营的黑暗和残酷，那种直接揭示真相的勇气让人们深深折服。于是，人们往往把索尔仁尼琴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

作家应该有面对社会的勇气，把社会中的黑暗揭露出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就是揭露黑暗。”文学就是展示痛苦，需要人们明白痛苦。当然，并非说所有的文学作品一定都要展示痛苦，而是说黑暗和暴政带给人们的痛苦，需要文学揭露出来。或者说，痛苦就是文学创作的心苗。

失去了揭露黑暗的勇气，也就失去了展示痛苦的悲悯。而失去了悲悯情怀，也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了。

屈原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杜甫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如果没有了这些大痛苦，大悲悯，似乎文学就变成了跳梁小丑，或者成为简单的宣传工具，没有流传下去的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