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御驾亲征，率领5万（号称70）大军攻打东吴，东吴派出陆逊任总指挥迎战。
两军在夷陵一带相持不下，就这样对峙了半年时间之久。随后，积极采纳部下建议的陆逊使出了一招“火烧连营”的妙计，蜀军大败，造就了一场三国“三大战役”之一的经典战例——夷陵之战。
众所周知，“夷陵之战”的起因源自东吴为了夺取荆州，设计杀害了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此后，怒火中烧的刘备不顾群臣劝阻，一意孤行，誓要踏平东吴为关羽报仇。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刘备执意伐吴的原因真的仅仅是为了给关羽报仇吗？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三国演义》一书中，将刘备描写成一个宽厚待人，重情重义，但又有点遇事不决的主公，而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却是一位野心勃勃、杀伐果断、颇有心计的人。
理解刘备的真实模样其实不难，从刘备刚出道以卖草鞋为生，到一步步登顶蜀汉王座，与孙权、曹操三分天下，这岂能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能达到的成就？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分析刘备执意伐吴的原因。一方面，像刘备这样的人物是绝不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梭哈全部身家去找孙权拼命的，另一方面，从关羽的死（公元220年2月）到刘备伐吴（公元221年7月），这其中时间相隔一年半之久，期间刘备还在成都完成了称帝仪式，从这一点来看，说刘备是因为报仇才兴兵伐吴的说法难免有些牵强。
既然不仅仅是为了给关羽报仇，那刘备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定要伐吴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刘备出于战略的考量——荆州所处的位置实在太过重要，位于长江中部，逆流而上可以夺取益州，顺游而下可以轻取扬州，向北可以深入中原腹地，实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孙权夺取荆州后，刘备在南方的战略优势便荡然无存了。
诸葛亮早前在“隆中对”中曾对蜀汉今后的发展战略做了详细的规划，占据荆、益两州的刘备可以静守，直到局势发生变化，可派出上将军率荆州兵马以向宛、洛，刘备则率领益州将士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
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实施，那么刘备匡扶汉室的霸业就可能达成了，然而就在他向着诸葛亮擎画的雄伟蓝图奋力迈进的时候，荆州却丢了。
益州山川险阻，易守难攻，作为刘备的后方大本营非常理想，但倘若仅仅凭借益州来与曹魏、孙权争霸天下，这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荆州的得失关乎蜀汉的生死存亡，从这一点来看，刘备出兵伐吴便显得没那么意气用事了。
另外，刘备对于自身的实力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深知凭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和曹魏相争，但攻打东吴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在挥师伐吴的征途中显得自信心爆棚，势不可挡，以至于对孙权的求和协议不屑一顾。
然而事实上，东吴并没有刘备所幻想的那么不堪一击，蜀汉与东吴的实力不相伯仲，两方交战，胜负难料。
关于刘备伐吴的最后一个原因，便是刘备想借此役来缓和蜀汉集团的内部矛盾。此话又从何说起呢？
原来，当时的益州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三股势力互相角力，一是益州本土的财团势力，二是益州牧刘璋为代表的管理阶层，三是刘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
其中，益州本土势力都是本地的豪强，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实力，但在政治地位上，却始终难以接近核心管理层。于是，这些豪强成了被剥削的对象，每当需要钱粮的时候，益州本土集团就成了“冤大头”，出钱出力不说，还得不到政治上的回报，这使得益州集团对蜀汉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种憋屈长期演化成了对外界力量救赎的一种渴望，益州集团盼望着有一天曹魏能南下占领益州，将他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而刘备和刘璋之间就显得更为明显，刘璋原本当着“土皇帝”潇洒快活，谁曾想刘备这个“正统皇室”空降益州，虽然刘璋当时已经投降刘备，但关羽失荆州后，居住在荆州的刘璋又被孙权封为“益州牧”，其当年的老部下们一个个难免蠢蠢欲动。
因此为了政权的稳固，刘备就必须转移这些内部的矛盾，于是对外征战就成了不二之选，后来诸葛亮也是沿袭了这一策略，在明知打不过曹魏的前提下仍然出兵北伐。
分析到这里，刘备伐吴表面上看起来是冲动，意气用事，实则是一种战略行为，总结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夺回荆州控制权以增强蜀汉的实力；
二、通过战争来转移蜀汉集团的内部矛盾；
三、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关羽报仇。
最终的结局，刘备因战术上的重大失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军葬送于火海之中。“夷陵之战”的惨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削弱了蜀汉的实力，增加了内部矛盾，给关羽报仇的目标也变得遥遥无期。
此役之后，蜀汉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实力改变三国的历史格局，魏蜀吴三国疆域的稳定时间达到了四十年之久，所以“夷陵之战”也被称为前后三国的“历史分界点”。
参考资料：《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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