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深神意境的融造,是体现唐诗生命意识的又一重要层面。

在唐诗中,杜甫诗歌在融造高大深神的意境方面,成就最高,最具示范意义,故以此作为诗释。刘熙载评说杜诗:“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宗白华先生进而指出:“艺术意境有它的深度、高度、阔度。杜甫诗的高、大、深,俱不可及……杜甫`直取性情真’,他更能以深情掘发人性的深度,他具有但丁的沉着的热情和歌德的具体表现力。”

以“高”、“大”、“深”三字概括杜诗意境的特点,可谓灼见高论。然笔者认为,“高”、“大”、“深”三字还应归结到“神”字上,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内涵,后者是前者的抽象核心。“神”,是杜甫执着追求的最高诗歌境界。他在诗中反复点示“神”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挥翰寄绣扬,篇什若有神”,“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文章有神交有道”。

为此,宋人严羽评曰:“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由此可见,杜诗是“神化”了的杰作,是“神品”卓然无愧的典范之作。

而时代风貌、社会矛盾、历史规律、自然万物与生命意识、个人感情、思维过程、理想抱负的融溶,并以诗化的语言对之进行高度、阔大、深刻的艺术表现,从而显现出独特的艺术境界,这就是杜诗意境之“神”的美学内涵。

总之,非“高”、“大”、“深”、“神”四字,不足以概括杜诗意境的美学特征。意境,作为古代文论家特别重视的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畴,当它在杜甫笔下臻于“高大深神”之极时,便最完美地体现了其诗的生命意识,产生了承前启后的重大美学意义。

众所周知,意境在融造过程中,包含着取境和造境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联的审美阶段。笔者拟从这两方面阐述杜诗高大深神的意境及其所体现的生命意识。杜甫具有鲜明的审美态度和独特的审美判断。

因此,他总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发掘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素材,从而使其诗境总是那么高大深神。

“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老杜独特的取境功夫。“咫尺”重于当前景状的精摹细绘,“万里”则重于精神意识的遐思远游。“咫尺”和“万里”要求诗人由眼中的现成自然出发,从中尽力寻绎诗的密码。

这一手法杜诗中运用得十分自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写自己处境推及他人处境,诗界开阔。

诗人一旦把自己的苦愁与时代的悲剧联系起来,境界就顿然升华,如“富豪厨肉臭,战地骸骨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都由一人小境超拔到时代大境,这正是“尺幅万里”的取境法。杜甫诗境之高大深神就因为有了这种审美经验。

虚实相生,是杜诗取境的又一特征。

杜诗集中,这种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手段,被诗人广泛大量地施展着,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月夜》诗,实际是写自己望月思家的情怀,却巧妙地从家人写起,叙家人怎样思念自己,情思摇曳,虚实相生。

诗人念家是实,诗中却显虚;家人想“我”是虚,诗中却是实。这样化实为虚、化虚为实,“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使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联想无极。杜诗高大深神意境的形成,还与诗人独特的造境法密切相关。

现分述以下主要特点:首先,时空艺术。它是诗人对现实时空现象的审美反映,是造境的重要方面。对于杜诗中强烈的时空意识,古代评论家早有所见。

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杜诗“形迹不可捕”,正说明诗人“变化开阖”的时空意识的出奇之极。

叶氏举例说:“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推许诗人时空感的敏锐强烈。

这种“乾坤百里眼,时序百年心”,是对生存的空间、生命的时间极为深刻而凝炼的时空感知,从而让人体会到强烈的生命意识。当对生命的沉思和忧识洒向山水草木时,便产生了一个个活泼的生机盎然的艺术时空。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片云只共远,永夜孤月明”,表现出诗人对生存意识的感知。

总之,诗人以充实的心灵、广泛的体验,表现为“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式的沉叹,其中含蕴着深刻的生命意识,所以诗境入木三分,高慨一时。

其次,情景妙合。如果说,时空是诗人用生命意识架起的一条彩虹,那么,情景就是联接彩虹的色点和媒介。而情景结合中的“移情”又是最直捷的也是最理想的途径。这是使情感和心理对象化的审美过程,《春望》就具体体现了这种审美的创造过程。

诗人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看到人去城空、春草荟蔚的景象时,原藏于心的郁结——感时伤别,就被眼前景物一下子催发起来。可如何诉说呢?诗人目视微物,妙心怨来——在含露(似泪)的花和啁啾(似哀)的鸟身上找到了心理对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鸟,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鸟,是诗人心中的花鸟。

因而诗人微妙心动在这片风景上,于是主客体妙合无垠,情景和谐统一。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以我观物,物物皆著我色彩”的“有我之境”。然而杜诗委曲如深,有时外物身上很难看到诗人的影子。如“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看似景色诱人,但恰是这清词丽句中含有诗人彼时彼境难以名状的“故国之思”和“万方多难”的心情,仍是情景交融的佳例。

在此艺术意境里,“不知何者为我”,“不知何者为物”,成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和谐,正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其三,动静相生。诗,是时间艺术,长于表现时间和运动;绘画是空间艺术,善于描绘静态和物体。

优秀的诗人总是力图融合二者之长,优美的诗歌意境总能得动静之妙。杜甫诗书画兼通,对中国诗画动静相生的真谛有深切的领悟。

再者,从审美人格上看,杜甫既受儒家充动的影响,又受道家虚静的熏染,二者的交合势必产生动静相生的境界。杜甫诗中常用动静对照,表现幽静的境界。

以动显静的诗例,最著名的是《漫成一首》:“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泼剌鸣。”这是一个安恬无声的静夜,但又不是绝对的无生命的静,它包含了运动、生命的律动。这一切,都由鱼的泼剌声来提示。

真正的静应该是这种有生命有运动的静。看来,杜甫是深谙此理的。

（本文内容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