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不讳谈死亡，还刻意将死亡时时拈出，通过端正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范导人生，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丧葬之礼。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这固然是对待别人的死亡，但这种规范建立起来以后，自己的死亡也会被如此对待，而且这也应该成为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

这种态度不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而是平和地乐生顺死，一生尽礼，死而后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论语集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丧尽其礼”、“祭尽其诚”解得极好。

丧礼是人类觉醒和自我确认的一种形式，可以培养人性心理，建立价值意识。有关丧礼的规定并不是外在的硬性的规定，而是符合人的心理情感的必然选择。谨慎地办理丧事是孝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人性心理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所谓“祭思敬，丧思哀”，丧礼之哀源于自然血缘基础上的人性心理，而祭祀祖先的感情则应是由诚而敬。祖先逝去已久，很难引起哀思，但人要以真诚的态度相信祖先，并起敬畏之心，从而不敢肆逞己意私欲。如果说“丧思哀”是内在建构，“祭思敬”则是外在约束。

所有面对死的“慎终追远”，都是为了生的“民德归厚”，而且前者是价值建立的依据。这固然首先是群体意义上的“向死而生”，同时也是对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要求。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的命题将上述的“向死而生”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人生的全部意义被规定在“闻道”上，生死与价值的建立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死亡是可以被超越的。该命题隐含的深意还在于：正是因为死亡规定了人生的有限性，才给人以超越死亡的冲动，也为超越死亡提供了可能；一旦人是永生的，超越死亡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闻道”也就不会成为人生的必然选择。

死亡是人生价值的起点和原点，而超越死亡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西汉刘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新序》卷一）唐代李翱说：“《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复性书》）人生意义与生死的关系就此被彻底定格。

《朱子语类》卷二六“朝闻道章”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基本合乎孔子的原意，可解许多疑问。兹摘数则如下：

问：“朝闻道而可夕死，莫须是知得此理之全体，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谓闻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须是知得多有个透彻处。至此，虽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谓：‘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须是实知有所得，方可。”

“‘朝闻道’，则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闻道，则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无纤毫不合道理处，则死如何不会是！”

“此闻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闻道，故虽死可也。若以听人之说为闻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谓枉死了！”

“知后须要得，得后方信得笃。‘夕死可矣’，只是说便死也不妨，非谓必死也。”

有一则需要特别拈出：“问‘朝闻道，夕死可矣。’曰：‘若是闻道，则生也得个好生，死也得个好死。’问：‘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闻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犹愈于不闻。’”此人问得过于“形而下”，“犹愈于不闻”的回答却极为睿智。

朱熹的意思是说，如果将孔子的话理解成闻道即死且有悔意，比不闻道更不堪。

“闻道”并不必然与生构成矛盾，相反，只有生才能“闻道”，因此孔子誓言“守死善道”（《泰伯篇》）；“闻道”也绝非一语之悟，而是毕生的生命实践，是内心感悟与外在实践合一的渐进过程。这与乡愿式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使那种欲陷仁者于死地的想法无隙可乘。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是“向死而生”这一理路的必然结论。既然死亡不可知，鬼神不可靠，人只有依靠自己，人是天地间最主动也最生动的因素，因此，在人与道的关系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欲仁，斯仁至矣”也是同样的理路。

人生来未必愿意“弘道”和“欲仁”，却必须“弘道”和“欲仁”。从人类社会总体来讲，这是人的必然选择，否则人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

同时，因为死亡和鬼神的不可知和不可靠，“道”、“仁”等概念就失去了绝对性和超验性，被定位在实践的开放境域中，被维系在人的温暖的情怀里。这是真正的非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建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精义所在。

从这一意义上讲，孔子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突破思想桎梏的作用。至于封建统治者将孔子的思想解释成政治意识形态，那是另一个问题。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论语》中对死亡与闻道的关系还多有涉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宪问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篇》）“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篇》）“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篇》）至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则补齐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在现实情景中所有的实践细则。

“闻道”不是为了体味死亡，而是为了达至人生的审美状态，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人生进阶。

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朝闻道”一章“记”曰：“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是为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这大概是受宋儒的影响。

《论语集注》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张载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其实宋儒之学与孔门儒学相去甚远，多掺杂了佛家思想。孔门儒学“深情感慨”有之，但“生烦死畏”不多，更不“顺事安宁”，而是执著现实，勉力践行，深情追询，超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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