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乐官的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周代建立礼乐制度后，推动了乐官制度的发展，之后在每个历史时期，乐官制度都在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在隋唐时期乐官制度的发展最为成熟，为两宋时期的宫廷乐官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乐官是中国古代官职的一种，具体指在古代从事音乐管理之人。

有官的存在就必定有制，乐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1先秦时期礼乐制度下的乐官设置

乐官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史料可以参考得很少，我们只能通过仅有的资料加以分析。

远古时代的音乐家中，伶伦是黄帝时期的乐官，名字中的“伶”为他的乐官职称。

据《吕氏春秋》记载，伶伦是乐律的发明者，他取凤凰之鸣定出了十二律。

另一位十分有名乐官的称为夔，他是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舜帝时期的乐官，《禹书》中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根据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舜帝作为氏族首领任命夔为乐官，负责教授音乐。

夔在当时主管乐舞，掌管乐教，被认为是最早的一位“寓教于乐”的音乐教育先行者。

以上是关于远古时期乐官的记载，但其年限十分久远，想要考证制度的形成，十分困难。

在夏朝进入奴隶社会之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于是人员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工，这一时期在宫廷内就出现了专业的乐奴和乐师来负责音乐。

据文献记载，乐官制度的形成应当是在商末，并且也已经初具规模。

如《殷本纪》中记载：“（纣）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这里面提到的师就是指乐官。

殷商施教的场所被称为“瞽宗”，“瞽宗”是进行礼乐教育和礼乐活动的地方，据《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记载乐府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

早在殷商时期出现的瞽宗，就有掌管音乐的官职了，由此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的“瞽宗”音乐功能已经显现，并被视为音乐机构的源头，由此推理掌管音乐的官也应当存在。

周灭殷商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封建王朝，周公参合殷礼来制定了周礼，为周代的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周代乐官制度的形成创造条件。

根据《周礼》中的文献记载，周代音乐机构中掌管音乐的乐官有很多种，包括最高长官大司乐，其下设有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矒等二十余种乐官，以大司乐为统领。

各乐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共同执掌音乐教育、音乐行政以及音乐表演这三个内容，乐师用来负责教授教小舞，大师负责掌管音乐律吕等。

大司乐是音乐机构的总负责人和领导者，工作人员有明确记载的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三人，可见其繁盛，他们共同为后世乐官机构之设置铸就范型。

02秦汉时期乐府机构下的乐官设置

春秋后期至战国，由于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礼乐制度失去了保障，便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官员失散，乐人逃亡，这些都使乐官制度遭到了冲击与破坏，趋于崩溃。

有待于新的统一政权对其进行重构。

秦朝一统后，乐官制度保留了一些周的影响，秦乐官奉常，在之前就是周春官宗伯，在后代发展成为了熟知得太常。

黎国涛在研究古代乐官时讲到，音乐史上奉常和太常的出现，是古代乐官制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弄清楚太常这一名称的沿革变化，为以后朝代的乐官制度发展都理清了线索。

秦另一个乐官机构便是乐府，关于这两个机构中乐官的设置，《通典·职官七》中有明确的记载，音乐机构奉常之中，设置的乐官有太乐令和太乐丞；乐府中设置的乐官有乐府令和乐府丞。

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时期乐官的设置是较为简单清晰的。

秦朝的乐官制度，对汉代具有很大的影响。

西汉的乐官制度继承了秦朝，音乐机构设置也与秦比较相像，设有两个宫廷音乐机构“太乐”和“乐府”，其中“太乐”隶属于“奉常”，“乐府”隶属于“少府”管辖。

太乐主要负责宫廷中雅乐部分，掌管郊庙祭祀等礼仪活动，而乐府的主要任务是采集民歌加以加工，掌管宫廷俗乐，训练乐工等，二者一齐促进了汉代音乐的繁荣。

太乐和乐府作为西汉的政府音乐机构，保证了国家音乐的运作，除此以外西汉还有内廷音乐机构与掌乐之官，《汉书·礼乐志》中记载有：“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除了掖廷之外，还有黄门倡的设置，后来发展为东汉黄门鼓吹。

内廷音乐机构的设置对后世唐代内庭音乐机构教坊、梨园具有一定影响。

东汉的乐官制度之于西汉而言，更多地对其进行了完善与补充，使它更加合理实用。

它的乐官制度分为大予乐和承华令两大类。

大予乐由太乐更名得来，设大予乐令一人，属太常。承华令，隶属于少府，下掌管黄门鼓吹与百戏师。

东汉时期的乐官设置，大体上消除了西汉乐官制度的弊端，如机构设置不清晰，职能重复等问题，使得乐官制度更为合理清晰，并进一步发展，走向完善。

03隋唐时期多元化机构下的乐官设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而言，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

经历大分裂的流离之苦，在动荡的几百年之间文化上异常活跃。

曹魏的乐官制度受到了汉代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也有一定的革新。

魏时期设有三乐官，太乐、鼓吹和清商，除此之外，魏文帝时期还设有总章观，统领乐舞，都是乐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晋时期沿革魏时的制度，同样设有太乐、清商、鼓吹、总章四个乐官机构，保障宫廷音乐与乐官制度的运转。

南朝时期，即东晋及宋齐梁陈五代。

东晋值特殊时期，国家赢弱乐工流亡，国力不足以支持于是进行了减乐。

所以在东晋的乐官制度中，比较有特征的是将太乐、鼓吹合并为一个官署，宋齐两代与之相同，《宋书·百官志上》中有所记载，合并而成的音乐机构中设置太乐令一人，太乐丞一人，掌管宫廷中所有的音乐事务，除这两个乐官之外便没有其他的乐官了。

在内廷音乐机构中，宋时设置有女官，共有四种官职，分别是“总章帅”、“乐正”、“清商帅”、“典乐帅”，仿魏晋四署，同时应与汉时期掖廷女乐有渊源关系，以内官兼任女乐。

总之这一时期的乐官制度较为简单。

至梁陈，有一新变，据《隋书·百官》记载在天监七年，将太常中的乐官称为太常卿，这是音乐史中太常乐官第一次被改称为太常卿，此后逐代延续。

中国古代乐官制度在此时，所有的音乐机构皆归属于太常的管辖，这对于乐官制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改变，同时也为隋唐时期乐官制度的成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北朝的乐官制度与南朝相论，有同有异。

北魏乐官制度的设置与晋相像，有太乐、总章、鼓吹三署，后合归太常掌管。

北齐从太常以下，基本上与梁时期的乐官制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南北朝的乐官制度，基本上较为相像。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结束了处于战乱中动荡不安的南北朝，不仅政权得到了统一，在官制上，隋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乐官制度的成熟期，集前代之大成而整理得到一套成熟的体系。

根据《隋书·职官》记载：“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牲等署”。

由此处记载可以看到，至隋朝一统，太乐、清商、鼓吹各个乐舞机构不再像前代归属不一，而是全部统归由太常管辖，这是中国古代乐官制度的一大改变。

太常寺统领乐舞机构的制度正式形成，从此乐官官职的归属也更为明确。

只是隋朝统治时间较短，真正乐官制度的成熟在唐代进一步实现。

唐代的乐官制度与隋制度有继承关系，而又有存在一些变化。

太常寺的长官太常卿位列正三品，为九卿之长与尚书平级，可见其地位之高显。

隋朝时太常寺掌管太乐、清商、鼓吹三署，而至唐时，将清商与鼓吹并为一体，至此太常寺下署的音乐机构为太乐署和鼓吹署。

太常、教坊、梨园是中国古代音乐史长流中唐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太常属于政府机构，所以太常寺中的乐官为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乐官编制，太常寺下设的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同样都属于政府编制。

但是教坊是由太常寺中分离出去的机构，属于内廷的乐舞机构，不在正式的政府官员编制内。

其由中官统领，史书记载其不得授予正员官，即教坊内的乐人是不被允许授予教坊之外的官职的。

这一点直到宋时期教坊归属于太常领导之后，教坊的乐官才得以拥有政府正式官员的资格。

而梨园这一更加偏向于内廷的音乐机构，也并无政府正式官员编制。

唐代的乐官制度是以太常寺为中心得以运转，其规模较大，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乐官制度的成熟期。

但自安史之乱后，乐人离散，机构衰减，国力也不如鼎盛时期繁盛，乐官制度也呈现出萎靡的态势，五代十国承唐制，却也远不如之前的兴盛之势与规模。

可以说，从中晚唐时期历经五代十国之后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乐官制度实则呈现出了一些衰退的态势。

中国古代乐官制度发展至此，到晚唐五代之后，宫廷音乐机构缩减严重，礼乐都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在宋王朝一统国家之后，急需建立起本王朝新的宫廷礼乐机构与制度，在音乐机构上刻意加强，以树立王朝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