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五方辽代墓志，涉及辽中京地区州县沿革、城址变迁、地名渊源等问题。经研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白川州迁治于宜民县的确切时间应为开泰七年；2.霸州正式升为兴中府最早不过重熙十三年底，其间一度府、军并存；3.兴中府所属黔州应有两座城址；4.南和州是以归化县置，其治所约在今朝阳西大营子镇一带；5.营丘县以唐柳城之又名为名，治所在今朝阳北黑山嘴城址；6.《辽史》“文定县”应为“文安县”之误。

关键词：白川州；兴中府；南和州；营丘县；文安县

近年发表的辽重熙二十年（1051）《杨从显墓志》、大安三年（1087）《刘知微墓志》、寿昌三年（1097）《刘知古墓志》、寿昌五年（1099）《刘知新墓志》、乾统二年（1102）《王仲兴墓志》涉及的五方辽代墓志，均为2016年在辽宁朝阳境内出土，笔者当时写有《朝阳新出五方辽代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论》，虑及篇幅，仅限于史实征考与录文校订，对牵涉的历史地理问题则另拟一文。现将有关问题略加梳理，分题讨论。

一

白川州迁治宜民县当在开泰七年

上述五方墓志有四方出土于辽代兴中府（今朝阳市）境内，只有《杨从显墓志》是在兴中府与白川州交界处（即今朝阳所属北票境内）。杨氏“以重熙二十年秋八月十六日终于白川州西故先上杨太保寨之私第”，经考古工作者确认，此“白川州”系今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城址。该城址为辽咸康县所在地，白川州先治咸康县，后迁至宜民县（今北票市黑城子城址），学界对此早有定论。但始迁于何时，《辽史》失载，论者或说辽末，或说金初，比较确切的一说是姜念思先生依据宋人黄裳《地理图》和曾公亮《武经总要》提出的“开泰末年”，惜采信者寥寥。众所周知，“开泰”是辽圣宗年号，公元纪年为1012年至1021年，《杨从显墓志》后出。另有一方近年出土于四家板附近的《李绍俞墓志》，刊于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内中也有“白川州”字样，均在开泰以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白川州州治尚未迁离咸康县？

推究“开泰末年”一说的主要论据，首先可以提取《地理图》和《武经总要》的成书年代作为判断依据。白川州迁治虽不见于宋辽笔述，但这两种文献都分别记有“白川州”和“北白川州”，显然是白川州迁治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形。《地理图》的纸本原图大约绘制于南宋绍熙初年，其取材上限或可早到北宋姑且不论；《武经总要》的纂成时间也有庆历三年、四年、六年等几种说法，却均未出庆历间（1041—1048）。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白川州已经迁离咸康县，否则书中不会两州并存。

该书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见于《北蕃地理》“中京道诸州”条：“北白川州，辽州辽隧县故地。宋天禧中契丹建为州，仍曰始平军。”按辽州治辽滨县（今辽宁新民市辽滨塔城址），属东京道而非中京道，始平军亦非白川州军号而是辽州军号，显系两州牵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辽州始置于辽太祖平渤海东平府之后，并非宋天禧中（1017—1021）；而白川州置于会同三年（940）史有明记，则“宋天禧中契丹建为州”，无疑是指北白川州。《武经总要》使用的北方地理资料大都出自辽人南投所献图籍及宋人使辽实录，笔削之余，难免出错，但绝不至于“皆出传闻”。宋天禧中相当于辽开泰末，上述杨、李二志均刊于此后，其“白川州”所指不言自明。

为了充分验证这个判断，不妨再对白川州因何北迁略做探究，以便进一步查明“开泰末年”具体指哪一年。关于白川州的北迁，以往所论，大都归结为政策性调整，未免有些笼统。不如换一种思路，即从所在区域入手，限于中京道之内小范围求索，则不难发现，具有同样经历的州县非止一处。建州也因州治迁移留下两座城址，而迁移的原因《辽史》言之甚明：“州在灵河之南，屡遭水害，圣宗迁于河北唐崇州故城。”时间也恰好在圣宗时期。这就给我们连类思考提供了可能：灵河（今大凌河）流长400多千米，沿河两岸城郭密布，“屡遭水害”的州县恐不止建州。

实地考察，白川州与建州同在大凌河沿岸，南北相距仅50千米，地理环境类似，区别只在于白川州位处左岸，而建州原在右岸（今朝阳县木头城子城址），后迁至左岸（今朝阳市龙城区黄花滩城址），有学者因而视其为大凌河“右侵”的例证之一，其实并不尽然。大凌河独流入海，川谷险峻，气象水文复杂，历史上多灾多难。《晋书》记慕容鲜卑迁居棘城，“永宁中，燕垂大水，（慕容）廆开仓振给”，便是此地早期的一次水灾记录。四家板城址虽坐落在左岸，但地处河谷洼地，受右岸高山阻挡，水道自西南回环而东，一旦河水暴涨，便会直入城郭。同样位于左岸的朝阳老城，据柳得恭《滦阳录》所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因连续6天大雨，“大凌河黄浊大涨，河岸沮洳数十里······朝阳县县治之半为河水所荡洗”。早此数年，位于四家板下游左岸、相距仅20千米的前清土默特右旗王府，也因河水外溢而不得不改迁到黑城子。不仅如此，大凌河还是龙卷风多发地，古今皆然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四家板就曾两次遭受龙卷风和强暴雨袭击。此足见大凌河流域的昏垫之厄，实乃“上下流傍州县”的共性问题，不独建州，亦不独右岸。

明此，再来探讨同一时间背景下其他城址的变迁自非难事。查《辽史·圣宗纪》开泰间有关中京道的凶荒记录，只有“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大雷电而雨不止者逾月”一事，系于开泰六年（1017）六月。书中对雷雨逾月的后果未做任何描述，似是涉嫌德妃（疑即圣宗皇后萧氏），不便渲染。但随后又间接地透出消息，此即开泰七年四月辽廷先后两次赈济中京道：一是“丙寅，振川、饶二州饥”；一是“辛未，振中京贫乏”。这显然是针对上年水灾所做出的反应。学界对兔儿山的考证，一说今扎鲁特右翼旗图尔山，属上京道；一说今喀喇沁旗佗赖图山，属中京道。而从川州首当其冲的情况看，重灾区似应在中京一带，殃及上京仅为局部地区。相对濒临大凌河的板筑土城而言，一场持续一个多月的降雨无疑是毁灭性的。建州既不能幸免，则位处下游的白川州乃至黔州（详后）亦难逃此厄。

需提请注意的是，上揭“振川、饶二州饥”，系“川州”一名首见于《辽史》。分析这条史料的来源，很可能是撰修者抄录原始档案时无意中留下的印记。白川州改称川州，《辽史》说是“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省曰川州”，然证之于史，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其一，察割杀害世宗是在天禄五年（951），其后白川州被收归国有，至开泰七年凡67年，其间先后改隶崇德宫和文忠王府，而所见相关文献却只有白川州而无川州。其二，“省曰川州”若为罚罪之举，则察割名下的其他头下州如贵德州、双州等自应同例，然贵德州直至圣宗置贵德军始改其名，而双州一仍其旧。可见，白川州改名另有因由。

《武经总要》两州并存，即已说明白川州迁治宜民后，其旧地依然沿称白川州。个中原委，可想而知。白川州迁治当起因于开泰六年，正式迁出则在七年，值此新旧交替之际，两地可能共用一名。但这只能限于短时间之内，否则势必造成混乱。古人受求吉心理支配，易地改名，本为常事，况“白川”原指白狼水（今大凌河），迁治后名不副实，也不能不改。《辽史》“省曰川州”之前或有缺文，《金史》撰修者失察，附会为“天禄五年去‘白’字”，其谬自不待言。辽人尚质，诸事“缘情制宜”，多简便从事。白川州迁治后州名省一字，以示前后相继，治所已异。后世为称述之便，始分其为南北，或别之以新旧，实则白川州作为建制名称，仅行用至开泰七年，易地后已无此州，也无所谓北白川州、新川州、东川州、西川州，只有川州虞。唯其如此，白川州一名才有可能在原地继续使用。只不过时过境迁，加之南北隔阂，难免纠缠不清。宋人作《武经总要》距开泰七年不过20年，可谓“见闻尚接”，却已不知川州并非新建之州。沿至南宋，黄裳《地理图》仍将白川州标注为方州。再看王寂《辽东行部志》所述“宜民旧号川州，长宁军节度使；或谓白川州，故至今地名白川”，则知金人对此也已不甚了然。

除上所考，通过南北两座州城的勘察对比也可以看出，四家板城址周长仅2400米，属县城规模，受地理环境限制，很难就地拓展，建州亦大同小异，故二者又都是基于形势发展需要，借搬迁之机一跃而为中京道占地面积仅次于宜州（今辽宁义县）的大邑，因循故垒的可能性极小。上述“白川州迁治宜民县”不过言其大略，并非指州治迁入县城。旧说黑城子西南的小城城址为宜民县，确不无道理。川州于金大定六年（1166）废州存县，宜民县当于此时迁入州城，至承安二年（1197）“复置川州，治宜民县”，州县始同治一城。故宜民县不列为川州首县（倚郭）。同时还可以看出，《辽史·地理志》川州所领弘理、咸康、宜民三县是按州治的迁徙次序排列的，其第一个治所应在弘理（今北票市土城子城址），后迁咸康，再迁宜民，凡三易其地。

二


兴中府的置年及其所统州县的地望


《刘知新墓志》记刘氏家族“世家霸州人也，后改为兴中府”。霸州（今朝阳市）何时升府，此志也无详年。按之《辽史》，霸州“重熙十年升兴中府”，而《金史》推后一年，却未做任何说明。最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重熙十年（1041）还是十一年（1042），都找不到相应的佐证。相反，《辽史·萧惠传》记传主“兴宗即位，知兴中府”，兴宗即位于太平十一年（1031），所说竟前提10年之久。而《百官志》“知兴中府事”条的举证，则晚到咸雍元年（1065）。再如《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刊于重熙十五年（1046），按说此时霸州早已升府，而萧永的结衔仍作“彰武军节度使”。另有《耶律庶几墓志》，称志主“重熙十三年四月阴日任兴中府”，时间最为接近，但文末又作“重熙十三年任霸州”，令人不知所从。

余蔚先生依据朝阳北塔《今聊记石匣内》《延昌寺大塔下再葬舍利记》等砖石题记，推测霸州“升府当在重熙十二年”[25]也不确当，因为同出于北塔的辽人题记还有《砌匠作头》一石，上镌“霸州都孔目官杨克从重熙十三年四月八日记”，仍作霸州而不作兴中府。还有，《辽史·地理志》记兴中府统兴中、营丘、象雷、闾山四县并安德州与黔州，而上述砖石题记仅见霸城、安德两县。四县中的营丘县“析霸城置”，于时尚未析出，象雷与闾山及黔州盛吉县也未划入，安德县更未置州。因知霸州名义上是重熙十年升府，但到十三年四月，所属区划仍未落实。从史籍查找原因，重熙十年兴宗敕令升府不久，适逢宋设关河，遂备兵南下，旋又战于党项、西夏，盖以无暇多顾而迁延多年。

仅就目前所见，证明霸州已正式升府的凭据，比较可靠的只有《刘日泳墓志》和近年发表的《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但时间也仅到重熙十五年。如果以此为上限，略做折衷，霸州正式升府最早不过重熙十三年底。其间，霸州节度使司作为过渡机构并未裁撤，故《辽史·百官志》有“兴中府彰武军节度使司”条，中华书局校勘记以为“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重熙十年升府。升府后军名已废，已非节度州”。其实，“兴中府彰武军”的说法并不始自《辽史》，《刘日泳墓志》即有“娶故兴中府节度使左威卫上将军韩公之仲女”一语，表明彰武军与兴中府确曾一度并存。实际上，辽代军、府并存现象不止于此。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幽州为南京，置幽都府，军号卢龙，直至圣宗改称析津府，始落军额。

对兴中府所统州县的地望，古今学者也都做过大量探索，但迄今只有安德州可以确指，余如黔州、南和州及象雷、闾山、营丘诸县皆出以疑词。营丘县的考辨相对复杂，留待下节专门讨论。这里先说黔州。《武经总要》记北方州县有两处提及黔州：一是“白川州······东至黔州七十里”；二是“黔州······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东至显州五十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所说地点迥异，可见此书诸说并存的杂乱之弊。不过，这也恰好验证了上述黔州因水害而迁治的推论。笔者以为，这两条史料来自不同时期，厘而二之，应分别指黔州旧址和东迁后的新址。

根据第一条，白川州“东至黔州七十里”，其地“似应在今辽宁朝阳与义县间”，一说在今北票市上园镇。此说与《辽史》所述黔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语义相合，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显示，上园镇并未发现大型辽代遗址。另有近年在上园镇南4千米马代沟村出土的金代《大奚家寨长寿院碑》可证，马代沟属义州（宜州），则上园镇至少已近边界，作为黔州治所未免偏远。按照“七十里”等距离搜寻，倒是上园镇北18千米处的“康家遗址”更符合条件。此遗址位于四家板村偏东北、大凌河右岸，面积达6万平方米，从规模到方位都比较适当。

根据第二条，黔州“东至显州五十里”，则应在今义县东北。冯永谦先生考定在该县复兴堡（旧名永宁铺）城址，本文从其说，但须附加一个前提，即此城址只是开泰七年东迁后的地点。在这条史料中，黔州的四至已无白川州，估计是东迁后相距辽远，已无直道相通。

黔州的新址邻近闾山县，这应是此县划入兴中府的直接原因。据《辽史·天祚纪》保大元年正月条记载，耶律余睹叛辽入金，天祚帝遣萧遐买等“将所部兵追之，及诸闾山县”。同一地点，《耶律余睹传》却写作“至闾山，及之”。是闾山县必以闾山而名。任冠先生考证县治在闾山西侧今阜新市细河堡，当无大误。

象雷县系“开泰二年以麦务川置”，旧说“在（营）州西境”，《〈辽史·地理志〉汇释》则认为在“辽宁建平县境”。查建平县北部辽置金源（今内蒙古敖汉旗牛夕河村城址）、惠和（今建平县惠州城址北）二县，更北则有武安州沃野县（今敖汉旗白塔子城址）。其中金源县已在建平县最东，象雷县只能更东。象雷县的前身为麦务川，“川”在辽代犹今之平野，而金源县以东越过大青山山脉，适为河流交织的平旷之地，宜于种植，故以象雷县在今朝阳县北部、北票市西部为宜。

此外，兴中府还一度领有南和州。此州《辽史》失载，仅见于上述《刘日泳墓志》。该志首题“大契丹国兴中府南和州”，志文则有“薨于兴中府南和州私宅”一语。冯永谦先生考证“兴中府”之后的“南”字应下断，意即辽代不仅有和州，还有南和州，其治所在元代和州（今建昌县安杖子城址）之南，即今建昌县西簸箕村后城子古城；余蔚先生则提出安杖子城址一说。南和州史迹微弱，时逾千年而终得发覆，堪称幸事。但不知何故，两人都没有言及南和州与归化县的关系，所定地点与兴中府相隔建州及利州（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下文简称喀左县），形同飞地，令人难以置信。

南和州与归化县的关系，可借助刘日泳及其祖、父三代墓志以见一斑。此三人同葬于朝阳市南10千米处的西大营子镇西涝村，与汉柳城遗址（今朝阳县袁台子村）隔河相望，而墓志表述各不相同，年代最早的《刘承嗣墓志》称之为“霸州西原”，30年后的《刘宇杰墓志》改称“霸州归化县积善乡余庆里”，又过46年，《刘日泳墓志》始称“兴中府南和州”，地理沿革至为清晰：先属霸州，后划入归化县，复以县置州。此州与安德州同为霸州升府而设，其规格亦应为刺史州，统一县，州县同城。归化县“本汉柳城县地”，理应近于汉柳城，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城址）西南，远远超出了县境。揆诸史料，此县当以刘氏家族附辽一事得名。刘承嗣系“燕昭王”刘仁恭之孙，平州刺史刘守奇之子，《辽史》谓刘守奇于辽太祖元年（907）“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平卢城即唐平卢军驻地营州柳城（今朝阳市），但综合考察现已出土的刘氏家族墓志，其“数千人”的落脚地主要在今西大营子一带，辽因以置县。至于州名“南和”，似由“和龙”化出。十六国前燕慕容皝建都龙城（今朝阳市）置和龙宫，后世称龙城为和龙城，龙山（今朝阳凤凰山）为和龙山。辽以“南和”名州，盖以州在和龙城之南也。

三


营丘县系唐柳城之又名“营丘”的沿用

《刘知新墓志》记其家族墓地在“古营丘右，谷将山阳”。作为丘阜之名，营丘见于辽代史料是为首次，溯其渊源则可到唐代。顺天三年（761）《杨涛墓志》有“素灵权殡于营丘，龟筮从之，是安是厝”一语，田立坤先生考证此营丘指营州柳城西北之高阜，即今朝阳市区西梁，唐时演变成营州柳城之又名愚。揭明此点，再来看营丘县的地望，便豁然雾解了。

《晋书》记前燕慕容廆曾侨置五郡，其一为营丘郡，古今学者依据《水经注》“渝水······又南经营丘城西”一语，推定其故址在营州东南，并以辽金元三代之营丘县为同地。举如《读史方舆纪要》云：“营丘城，在营州南······契丹重熙初，析霸城县置营丘县，盖因故郡为名也。”后人亦多从其说，如王绵厚先生言：“辽西古‘营丘城’，应在大凌河入海附近的东岸，即今辽西锦县一带。此地亦应是元初一度所置的‘洪宁县’故地。”

古营丘郡废置无常，在获得足够的考古证据之前，依据文献粗定于营州东南，未尝不可。但因此把辽金元三代的营丘县一律视为营丘郡的沿置，则显系比附之论，不足为信。柳城本有营丘一名，辽人置县即使有所因循，也无须借重毫不相干的“故郡”，此其一。其二，营丘县“析霸城置”，霸城县的四境今不能考详，然其东南分界约略可知。《辽史·地理志》“安德县”条载：“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所云“龙山”即今朝阳大凌河东岸之凤凰山，“徒河”指今小凌河舆。易言之，霸城县东南境早在统和八年（990）即已划归安德县（今朝阳县五十家子城址），其南与锦州（今锦州市）、岩州（今兴城市四城城址）、乾州（今北镇市王屯村城址）相邻，东与海北州（今义县开州屯城址）接壤，已无地可析。再从营丘县沿革情况看，《元一统志》载：“金兴中府领兴中县及洪宁县，元因之。至元二年，县皆省，降府为兴中州，寻复为兴中府。七年，复降为州，隶大宁路。”又“金省二县，唯存兴中、营丘，寻又更营丘为洪宁县”。元降兴中府为州，仅存两县，仍保留了营丘（洪宁）县，实际等于又退回到原霸城县的规模，州县相距绝不至于远到数百里之外。

余蔚先生提出营丘乃霸州升府时所置另一倚郭县，即与后来改称兴中县的霸城县同治一城，“成双附郭之局”，创一新说。《元一统志》谓“金北京大定府治大定、长兴二县”，似为金承辽制，是否也适用于兴中府，则未固必。论城市规模或城居人口，兴中府远比大定府为次，且大定府的“双附郭”格局仅延续到元初，至中统二年（1261）长兴县便已并入大定县。兴中府如为两县附郭，亦必同此；但事实相反，元代一直设有营丘（洪宁）县。其说的可取之处在于以“析置”为义，而不令两县相去过远。辽以“营丘”名县，意味着此县是以西梁为地标，仍在唐柳城县范围之内。也正因此，营丘县的辖地只可能是兴中府西北一隅。其治所一说在今朝阳市桃花吐镇一带，一说即今北票市章吉营子城址。今按：民国《朝阳县志·古迹》记载无考土城数座，其中距离城区最近的一座在“县北十余里黑山嘴”，其地正当西梁之北，应即营丘县治。

四


《辽史》“文定县”应为“文安县”之误


《王仲兴墓志》记志主历官“知文安县事”。此县不见于《辽史》，但《金史·地理志》有文安镇，隶北京路大定府富庶县(557)。金天德四年（1152）《冯兴安墓志》也有此名，内称冯氏“白霫文安人······曾祖立营（茔）在文安镇南，而亲戚皆居利州永昌”。

按富庶县始置于辽，故址在今喀左县公营子镇土城子，其地正当东京（今辽阳市）至中京之驿路。据《武经总要》所记，自霸州“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东北古代交通》一书对此有详解：建安馆在建州，富水馆在富庶县，会安馆则在今建平县沙海镇。后者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所说文安镇在“建平县西北红帽子村附近”相去未远，驿馆自应在其附近。

沙海一带虽至今未见古城址的考古报道，但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其地已发现规模较大的辽金遗址20余处，几乎每一处都有众多房址、灰坑、生产工具、陶瓷器，以及青砖、板瓦、滴水等建筑构件出土，其中“大苏子西遗址”和“张家湾遗址”的面积均已超过3万平方米，四龙沟村大屯和上店村铁匠沟屯两地还分别发现了规格较高的兽面纹瓦当，表明这一带确曾为人烟辐辏之地。

辽大定府统九县，至金仅保留大定、长兴、富庶、金源四县，其余诸县如劝农、文定、升平、归化并废，神水县则舍入锦州。文安镇是省并四县之后保留的唯一一个镇级建制，故《热河志》断言：“此富庶县之文安镇，当即辽时置县之地。”惜未明何县。

两相参证，大定府诸县，唯文定县与文安县在方位上最为接近。文定县系“开泰二年析京民置”，属近郊畿邑，此与《冯兴安墓志》“白霫文安”语义相合。《读史方舆纪要》记文定县“在（大宁）卫东南”，明代大宁卫治辽中京，而沙海镇恰在其东南。

那么，文定县是否即文安县？征引诸家所论，只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及薛国屏《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提到建平县辽为“文定县又作文安县”。所言“又作”，不知是指两名并存，还是先为文定后改文安。其他史著或作文安而无文定，或作文定而无文安，迄无定论。

综观《金史·地理志》，凡因循辽制而改置的县镇一般都沿用原称，如恩化（旧属恩州）、咸康（旧属川州）、迁民（旧属迁州）等；即便有所改动也非很大，如黔城（原黔州）、永德（原安德州）、宜兴（原兴化县）等，从中不难看出前后的递承关系。辽代驿馆的命名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除极个别远离州县而以山川为号外，大都酌取当地建制名称而合成馆名，如松山馆、咸宁馆、保和馆、宣化馆、长泰馆等。上述由东京至中京一线的驿馆也存在这种对应关系，如建州馆名建安，富庶县馆名富水。以此类推，会安馆所对应的县名理应为“文安”而非“文定”。“安”与“定”形近，当以此致讹。

文章作者：陈守义

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

选稿：何铂羽

编辑：罗舒平

校对：邹怡思

审定：计梦菲

责任编辑：甄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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