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过往，皆为序章。2023年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新的一年，我们期盼新的气象，期待新的开始。

在历史以及当下的大变局中，科技创新都被视为最有可能破局的一种解决方案，因此也被各方寄予厚望。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邀请研究科技创新的青年学者，结合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谈论他们对于新一年科技创新的思考——我们希望新青年的新年新思考，能够为我们可以期待的2023年，增添思想研究的力量、贡献战略咨询的智慧。

本期“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专题，我们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琪轩主持。期待引发更多思考，也欢迎更多讨论。

主持人按语

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全球产业分工与技术合作有几个重要意义：其一，寻找替代伙伴。历史上，大国为了避开技术封锁，销售技术产品，均会积极寻找替代市场。除了国内大循环，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大循环。在他国“脱钩”的时候，我们积极“挂钩”，通过技术与产业的联系，构建新的共同发展平台，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其二，布局全球科创。如果说寻找替代市场是防守型的应对策略，那么通过全球消费链、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布局全球科创则是积极的应对策略。在他国出现逆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通过布局全球研发、产业投资、标准合作，中国构建一个多维多元的技术-产业-经贸网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第三，尝试新兴领域。大量的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都有“高风险、高成本”的特点。中国正尝试开拓新的技术领域，打造新的产业集群，相关尝试需要外部伙伴，包括合作国家、跨国公司、研究机构等一同分担成本与风险，一同分享机遇与收益。“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体现。我们邀请了十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希望能引发更多的讨论与思考。

——黄琪轩

在国际技术分享与产业合作中“重新发现亚非拉”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伴随全球发展倡议的推进，中国的技术分享与产业合作，需要重新发现亚非拉，其中至少有三个类别的合作伙伴。第一个类别是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但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尼日利亚。这些国家的人口与消费潜力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互补性支撑。在21世纪初，华为等企业的海外销售超过公司总收入的一半，大部分来自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移动网络标准在发达国家四处碰壁，却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取得了标准主导权。技术标准的推广可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发掘技术落后国家的市场，赢得众多用户，发挥网络效应，获得标准主导权。第二个类别是技术相对落后于中国，但能成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布局重要一环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尽管中国的技术进步对这些国家构成一定冲击。但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和产业升级，中国对中间技术产品的需求增多，带动这些国家出口的技术产品升级，与之互补利益也在增强。相关国家可以成为中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伙伴。第三个类别是技术发展水平和中国相当的国家，如巴西。这些国家和中国通过技术合作，相互提供各自所需的技术。中国向巴西提供火箭发射技术，以换取高分辨率、实时成像的数字光学技术。中国和巴西合作一道发射卫星，被视为南南科技合作的典范。因此，中国与三类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的互补利益可以发掘，“重新发现亚非拉”，让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让中国的国际技术分享与产业合作有更广泛的基础。

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之变

黄宇韬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放在重要位置，体现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就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并长期通过为美、欧等发达国家企业提供加工服务、转口贸易，获得了早期发展的积累，也一度成为拥有最多进出口贸易额的“世界工厂”。尽管中国早已不是全球经济的陌生玩家，但随着自身物质实力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经济产业分工的目标与偏好将产生显著变化。其一，更加注重在产业分工上的攀升，而非简单依赖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提供加工服务。一方面由于人均收入提升、生育率下降，中国劳动力相较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成本已经更加高昂，传统比较优势出现下降。另一方面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加大对科技与创新的投入，中国已经具备了向产业链上游攀升的实力基础。其二，更加注重统筹安全与产业链韧性，而非简单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随着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贸易争端等事件的爆发，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突显。产业链分工的悖论，恰在于越深入细化的分工，越容易造成某一节点的断裂，并产生严重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也需坚持发展双循环战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升内部产业链完整性。

依托全球产业分工平衡美国的盟伴政策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近年来，美国通过联盟及战略伙伴（盟伴）关系塑造中美经贸关系。“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是美国的两个主要政策。前者强调美国升级自身及盟伴技术标准并加强涉华技术管制。后者强调美国通过与盟伴的技术合作使得美国逐渐在本国和盟伴处获得完整、可靠的产业链。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这种产业链既能作为美国对华竞争的依托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相对能力，又可降低盟伴对华的经贸依赖以拉抬美国对盟伴的相对影响。

上述政策并非美国政府的新发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曾分别推行对华“禁运”和“制裁”政策。在前一阶段，中国通过出口猪鬃、转口香港、“官民并举”等方式迫使美国逐步默许了多个盟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在后一阶段，中国通过坚持改革开放使得美国多个盟国先于美国重返中国市场。美国不得不逐步淡化对华经贸合作的政治条件，并在多边贸易的平台中重塑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的“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能否奏效？与美国执行“禁运”和“制裁”政策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均已有质的飞跃。中国与世界经贸的融合程度更是史无前例。近年来，经受新冠疫情考验的中美经贸关系彰显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中国与包含美国盟伴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则蓬勃发展。依托政治霸权和科技优势，美国可以提出“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然而，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而非美国政府的盟伴政策是深度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根本动力。“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值得中国警惕。但中国也应意识到美国的新政策难免重蹈旧日“禁运”和“制裁”覆辙。

如何以包容性制度与技术创新应对全球产业分工新阶段？

贾开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球政经格局变迁与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双重”叠加，正在推动全球产业分工进入新阶段。这一方面意味着自ICT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大合流”式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结构接近尾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我们不得不面对制度变迁、技术革命不确定性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产业分工重塑新环境。在这样的新阶段，除了坚持“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的开放理念之外，我们还应重视改革的战略与策略，后者尤其体现为“包容性”制度与技术创新的设计与选择。包容性制度创新是指我们要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结构性障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以技能教育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重点，在缓解全球产业分工变迁冲击的同时，普遍性地释放各类生产要素潜力以适应、引领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包容性技术创新是指我们要打破数字技术“孤岛先锋主义”的发展现状，在鼓励多重数字技术路线开放竞争的基础上，跳出“中等技术陷阱”并推动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后福特”式生产结构变迁。2023年，包容性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具体理论发展与实践改革，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地缘政治是驱动产业迁移的重要力量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产业迁移都直接导致了大国的兴衰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产业迁移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微观基础。第一次国际产业迁移大致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它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落；第二次产业迁移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和德国在二战的废墟中重新成长为全球重要的工业强国；第三次迁移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它缔造了以韩国为带代表的东亚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第四次产业迁移则主要发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直接的后果是催生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工业大国的崛起。

地缘政治的力量在国际产业迁移中从来都没有缺席。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产业崛起，离不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驱动，离不开冷战背景下美国所提供的“便车效应”。正在到来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迁移更是深受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这一轮的产业迁移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致力于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一个是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韧性为由，通过所谓“友岸外包”战略推动制造业从中国外迁到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关乎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走向。

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技术赶超国家的深度参与

林娴岚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技术更迭推动着全球产业变革，全球产业变革动荡期又会形成更加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历史经验证明，当主导全球产业发展的技术领先国家面临他国技术赶超时，往往会采用技术民族主义手段遏制之，遏制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试图将技术赶超国家排挤在其所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之外。

然而，这不并意味着遏制性竞争下的技术赶超国家就难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合作并非二元对立。已有研究表明，国际体系中的竞争愈激烈，愈会加速新技术的国际扩散。根据技术的非完全排他性特征，竞争国家的遏制也并不能按其预期限定或阻止特定技术的国际市场流动与应用。因此，国际竞争加剧的宏观条件实际上能为国家间技术与产业合作创造更多可能性。

当前中国作为面对遏制性竞争的技术赶超国家，可三维并举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一是纵向把握技术演变与创新趋势，以准确预判全球产业发展方向；二是横向找准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定位及与他国的产业技术关联，以向上下游同步拓展技术转移与产业对接的合作空间；三是深向优化自身国家创新体系与全产业链结构，以主动布局全球产业。

做大做强数字产业才能更好回击美国数字霸权

戚凯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秘书长

长期以来，美国为打造与护持数字霸权，一方面严厉遏制打压中国等新兴数字力量，另一方面对诸多欠发达国家的数字贫困熟视无睹。然而，实现更好的数字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正义与福祉。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的数字大国之一，中国一贯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积极参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弥合数字发展鸿沟、促进数字发展公平。未来，中国必须继续做大做强数字产业，对内要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与商业应用，对外要积极进军国际市场、加速推广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能力实现显著改善，全球数字鸿沟实现有效缩减，才能真正有效回击美国的数字霸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数字治理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积极与全球产业“挂钩”

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了经济全球化的氛围，似乎世界大市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外部生产消费的环境。所以，在“无摩擦”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如何最大化收益成为颇为关键。然而，近年来，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大国博弈的日益升级，霸权国大搞“脱钩断链”，刻意破坏全球生产分工，撕裂世界市场的完整性，主观切段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如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遭到一定的破坏，与之相对，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凸显。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世界的发展亦得以于中国。只有保持世界市场的完整性，避免所谓的“脱钩断链”行为破坏全球产业分工，才能确保未来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稳定。此外，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我宜自立自强，寻求产业安全，提高我关键核心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和自主性，防范“脱钩断链”风险；另一方面，要积极与世界“挂钩”，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国向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的深度参与有助于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两种资源的有效联动，成为经济全球化逆流中的一股正向力量，有助于修复世界市场的整体性收益，共建人类发展共同体。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数字经济“外循环”

王皓

吉林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成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及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得益于国内庞大的网民群体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大国地位。然而，随着国内市场不断趋向饱和，未来将面临制约数字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突出短板。如何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与国际合作，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转变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强国，推进数字经济“外循环”，成为数字全球化趋势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把握战略机遇，争取全球产业分工主导权

余嘉俊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全球市场与全球产业分工主导权是大国必争之地。纵观近三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史，活跃在全球市场中的跨国公司和科技公司一直都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来源，全球产业分工的领导地位更是大国地位的直接展示。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众多因素的冲击之下陷入深度重塑：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持续白热化，美国不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和产业干预政策；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导致全球生产网络频频受阻，被迫进行调整；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突破，使得产业格局的动态调整大大加速。这一切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在进一步稳固全球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占领海外高端市场、争取全球产业分工的主导权将是我国未来十年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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