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年7月13日，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诏灭佛，一时间佛经和佛像都被毁弃，大批僧人被要求还俗，各类佛事活动销声匿迹。而在周武帝下令灭佛的同时，竟然也连带禁止了道教。

纵观历史，由皇帝强制命令人们放弃宗教信仰的事屡见不鲜。在中国，除了周武帝灭佛之外，著名的灭佛事件还有北魏太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以及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将这几件事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在西方，则有罗马皇帝尼禄毁灭基督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禁止崇拜阿蒙神的宗教改革。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统治者的信奉和扶持。南朝的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支持佛教（此处可a至549年6月12日的建康）。武则天也曾大力宣扬佛教，为自己称帝造势（此处可a至690年8月18日的洛阳）。

周武帝父兄宇文泰等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崇佛之辈。武帝本人早年也信奉佛教，登基后还因循惯例诏封僧官。既然如此，周武帝为何又突然要禁毁佛法呢？

第一，周武帝一心伐齐，急需大量的兵力和钱粮。

当时，北周、北齐两方政权在中原北方对峙，周武帝十分渴望统一，励精图治想要讨伐北齐。

而打仗不仅需要士兵，还需要巨额的军费。

只不过在武帝掌权之前，权臣宇文护曾亲率二十万大军伐齐，但由于他伐齐决心不坚定，在被北齐军队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北周士兵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连营帐都来不及收拾，辎重兵器被一路抛弃，损失惨重。

因此，如果武帝想要再次出兵伐齐，就不得不从现有的条件中发掘人力和物力。而寺院因为过剩的财富早被诟病为国家的蠹虫，亟待解决。不出意外，人丁钱粮都十分富有的僧人和寺院就成了现成的肥肉。

南北朝时期，信仰佛教的贵族会定期向寺院供养房屋田地，政策上也允许僧人拥有自己佃农。时间久了，寺院和僧人便慢慢积攒起过剩的人力和钱粮，对于武帝来说这就是筹集人丁和金钱的最佳选择。

僧人慧远曾言辞激烈地威胁武帝会因灭佛而堕入阿鼻地狱，而武帝回答说：只要能使百姓生活安乐，我甘愿经受地狱的折磨。

第二，僧人以公谋私，失信于武帝。

佛教事业得以在汉地展开本还承担着一部分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功能，但任何一个组织都难逃腐败。曾一个叫道研的僧官，一人之下便有近百人依附，这些被称作“僧祗户”的人口不必向国家交纳赋税，生产的大部分粮食仅需要交纳于僧官以备荒年赈济，但道研却用积攒下来的钱粮转向百姓放贷以牟取暴利。

这样的事显然有悖于佛家济世救难的信仰，而这种行为在僧官中却积重难返，以至武帝对佛教和僧人的慈悲愈发怀疑和不满，有意从根本上拔除。

第三，武帝信服黑衣谶【chèn】语而忌惮僧人。

谶语是一种术士编造的预言。北朝晚期流传的黑衣之谶，说的是穿黑衣的人会影响天子的运势，而当时僧人穿的僧衣正是黑色。

于是，道士卫元嵩和张宾便趁此机会打压佛教，煽动武帝减少寺院，勒令僧人还俗。史载二人精通术数，武帝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甚至一度改信道教，封卫元嵩为蜀郡公，不敢以君臣之礼相待。而在卫、张二人的鼓动下，武帝终于决定灭法。

此时周武帝似乎是轻视佛教转而尊崇道教，但灭佛诏书中却将道教也一并囊括在消灭之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道教自身包含众多不实之说。

武帝曾先后多次召集道士和僧人当庭辩论，期间佛道双方彼此攻击，看似争锋但其实两败俱伤。

一次，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难分伯仲之时，武帝便亲自斥责，说僧人中有贪财好色之徒，智炫则反驳说，道士经常用幻术和把戏骗人，连老子化胡之说都是编造的，其罪过更在佛教之上。

武帝无言以对，转天便下令将佛道二教一同禁毁，可见对道教本身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

其次，儒术治世本就是北周政权的策略。

宇文氏政权自西魏开始，时任相国的宇文泰便仿照《周礼》制定六官制度，以此拉拢关陇地区以汉人为主的世家大族，北周取代西魏以后，仍旧保留了这一形式。

虽然这一制度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但受到儒家文化的感召，越来越多汉人的名门子弟入朝为官，其背后的田产和劳动力便纷纷归附于北周的统治。

这一做法有效地巩固了北周统治，使北周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大幅提升，最终得以统一中原北方。

最后，周武帝心中偏向儒家。

周武帝本人颇爱读儒家经典，曾经多次登台讲论《礼记》，可见其对儒学格外用心。

南朝礼学复兴，一时涌现大批新的论著和优秀儒士，其中有个人叫沈重，对周武帝影响颇深。

沈重原本是南朝萧梁的五经博士，周武帝看过他在礼学方面的著作后，十分希望建立一个如他所讲的一种融合胡汉官员的等级制度。于是，武帝以厚礼将沈重迎接到长安为自己和皇太子讲学。

而之后的佛道儒三家辩论，沈重言辞准确，旁征博引，使另外两方无力反驳。而武帝便顺势宣布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样的排序足以明显看出武帝对儒学的偏好，而同时禁灭佛道二教的做法即是为儒术治世铺平道路。

北周武帝灭佛灭道，背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儒术治史。因此，除了儒士沈重之外，大批儒学名士随后也进入北周，为周武帝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