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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原名承躜，字皙子，后改名度，晚年学佛，又号虎公、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1875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

杨度的祖辈“数世皆武夫”，”“累世贵显”。父宗彝，字懿生（一作毅生），“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在杨度6岁时病逝。

从此，家道中落。杨度及其弟杨钧、妹杨庄，由母亲李氏抚养，生活十分困难，幸赖伯父杨瑞生支持，一家得免于饥寒。杨瑞生是清朝绿营总兵，为了培养杨度兄妹，专门为之延请塾师，使其在家课读。

当杨瑞生驻守归德（今河南商丘)时，又把他们接去，随署读书，着意培养教育。

1、袁世凯的智囊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光绪十八年(1892年)捐监生，次年出游京师。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1894年9月)应顺天（今北京）乡试，以第55名中举人。

1902年夏自费随湖南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肆业。

1903年6月，清朝政府复开经济特科。

7月，杨度由四川总督锡良荐举，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成绩优异，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

旋被当局指为新党分子，谕旨拿办，被迫逃亡日本，仍入东京弘文学院，不久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这时，他既和留日的进步学生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冯自由、刘成禺等商讨国事。又同梁启超等过从甚密。

不论政见异同，他都热情联络，接待，他的寓所有“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

1908年4月，参与清廷宪政工作的新任军机大臣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致电湖南巡抚岑春萁将他咨送入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工作。

后又被任为宪政编查馆总核。袁世凯还推荐杨度担任颐和园宪政堂讲师，为清朝权贵讲解宪法知识。与此同时，杨度又联络旗人悦钧等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员长，提出开设国会说帖，以3年召开国会为号召。

这时，杨度已一意依附于袁世凯，成为国内立宪派的著名人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清政府为对付革命，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被任为学部副大臣。

后因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停战和召开临时国民会议协议政体，“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杨度被清政府谕旨开缺，“国事共济会”亦随之解散。

此后，杨度转而与黄兴函电交驰，商讨南北议和。12月9日，黄兴复电汪精卫，说袁世凯若能迅速推倒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杨度得此消息，当即转告袁世凯。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杨度因与唐不和，并受唐排斥，远走青岛。同年秋，孙中山、黄兴联袂进京，杨度亦从青岛返回北京。

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劝他加入，他以要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主张和相信袁世凯为条件，予以拒绝。

2、袁世凯称帝“祸首”

杨度的这种政治态度，加重了他在袁世凯心目中的份量。

1913年1月，袁世凯授杨度二等嘉禾勋章。接着，又被袁世凯派充研究宪法委员会委员(政府委员)，并被举为该委员会正会长，与章士钊起草《研究宪法委员会宣言书》，公开发表，为袁世凯独揽大权制造舆论。

1915年3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理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称帝。25日，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4月10日，杨度辞退参政院参政一职，并通电国中，表明“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

表示“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自己“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

6月6日，袁世凯病死。

7月14日，继任总统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拿办变更国体诸人，首列杨度其名，“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杨度逃离北京，避居天津、青岛等地的外国租界里。

1918年3月，北京政府发出特赦令，将杨度等“均准免于缉究”。4月，杨度返回北京，寓居丰盛胡同本宅。

6月，他与薛大可等在京筹备创办《唯一报》，兼营商业，被中日实业公司聘为顾问。

3、倾向革命的革命者

五四运动前后，杨度与李大钊、邵飘萍、胡鄂公以及北京大学等校的进步人士频频交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他目睹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割据混战的现实，开始转向革命救国论，并参与民主革命活动。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派刘成禺北上入京，全权办理和赣之事。

刘到京后，即见杨度于东厂胡同，商讨“阻吴（佩孚）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

杨度当即慨然应允，表示要与夏寿田负责运动曹锟。

7月初，杨度与薛大可、顾鳌等离京赴保定，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入粤援陈。数日之后，果有曹锟“援陈出兵稍缓行动，静观两粤之变，再为后图”的决定传出。

这可以看作是杨度实践了他阻止吴佩孚率赣军援助陈炯明的承诺，从而帮助孙中山度过难关。

后来孙中山说：

“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1923年春，孙中山在上海着手改组国民党，杨度会晤了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杨度这次行动是“倾心归来，志坚金石”。

此后，杨度受孙中山的委托，就和平统一护法等问题，奔走于南北各地，与军阀曹锟、吴佩孚、姜登选、张宗昌和北洋政府相周旋，劝说北方各派军阀与南方孙中山合作，请孙中山北上，以图促进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实现，认为“解决时局，除用和平统一与广州孙公接洽外，别无办法”。

1924年，在新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这年10月，他在为同乡沈润身著《系统进化哲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社会制度都是“争食制度”，结果便造成了贫富、贵贱的不平等；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又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等等，因而争食制度得以确立。他认为阶级社会理论，“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即此义也”。

他认为阶级社会是“尚在禽兽道主义之时代，而未入人道主义时代”。从今以后，欲行人道主义，“唯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

实现这一平等社会制度的方法，是将：

“前此禽兽道主义之伦理之政治之法律之教育，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不问是非，与以革命，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道德、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然后人类在一切动物中，始能离禽兽道而独立。”

杨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认识和解释，虽然还比较牵强、肤浅，但已迈出了探索真理的可喜的一步。

他特别指出：

“欲救今日之中国，亦无逾于此义！”“欲追世界，欲救中国，皆在乎此，舍此以外，无所谓学”。

他深信这是“物理之必然”，“人事之当然者”，又有“谁能阻我？”

4、另类的北伐参与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巨大的爱国反帝浪潮，北京许多上层爱国人士也卷进了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之中。

这年7月，与杨度个人交谊很深的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胡鄂公等，同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10余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群众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杨度参加了这一进步团体，并多次参加反帝示威活动。

杨度原是北洋军阀营垒中的人，并一直同该营垒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熟悉北洋军阀各派系中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当国共合作并发动北伐战争后，杨度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行，制定了一项在北洋军阀内部“造乱”的计划，并自愿打入北洋派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

在北伐军出师之前，他先后以参议、总参议的名义充当军阀姜登选和张宗昌的幕僚，从中进行离间、瓦解工作。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两湖，吴佩孚败走河南，杨度乘机派密友方表到保定，竭力挑拨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怂恿曹锟“杀将夺兵”，击杀吴佩孚。

稍后，他又针对当时北方军阀中只剩张作霖还有实力这一情祝，散布“张作霖已与蒋介石暗中携手，以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为双方合作的条件”的谣言，力劝张宗昌与北伐军合作，攻打孙传芳和张作霖。

杨度的这些活动，虽因形势瞬息万变而未能全部达到目的，但多少起了分化、瓦解作用，特别是“在张宗昌处极力怂恿、破坏，成绩亦好。”

杨度是一位怀着强烈救国救民抱负的爱国主义者，在时代前进步伐中，使他有勇气由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对派，逐步转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的阵营中来，从而看到新的政治力量，激发出新的信心。

就在这年冬天，他在一首七律诗中，抒发了自己的壮志豪情：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5、营救李大钊

为了便于工作，1926年冬，杨度由济南返北京，住在长子杨公庶家，以学佛论佛和从齐白石学画作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

1927年1月，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聘杨度为政治讨论委员会专门委员。

4月4日，杨度应邀出席熊希龄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为其长女举行的婚礼，意外地从外交界名流汪大燮口中得悉张作霖将搜捕苏俄兵营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计划，他当晚即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请他转告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和李大钊等，叫他们迅速转移。

李大钊被捕的当天，他又派儿子到东交民巷查看情况，只见军警林立，3个人架着1个人，蒙上白布往汽车里送。

在李大钊等35人因避走不及而被捕后，他又与章士钊等多方奔走营救。

4月9日，他出席政治讨论会会议，议决向张作霖建议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依法办理，与会委员推举他和梁士诒任建议代表。

4月10日，他与梁士诒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前往安国军司令部向张作霖提出政治讨论会的建议。4月中、下旬，当他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刘劫狱营救李大钊等时，他极表赞成。旋因李大钊坚决反对，劫狱未果。

在此期间，杨度还多次派其长子杨公庶及侄女到狱中探视李大钊等，密传消息。

不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张作霖也就放心大胆地绞杀了李大钊等20人。

就在这片腥风血雨中，杨度毁家纾难，将自己在北京的“悦庐”寓所作价4500银元，卖给张汉举，将全部款项充作营救李大钊等的经费和周济被难者家属，杨度平日积蓄亦为之一空。

同年秋，蔡和森等策动北方起义，杨度亦曾资助若干费用。

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工作，他分别把母亲和妻子送到湖南和苏州，自己也于1928年秋移居上海，以学佛和作画为掩护，继续为革命工作。

不久，他撰写了《论圣贤同志》一文，借用孔门师弟圣贤言志的大同思想，阐发共产主义理论。

6、特殊的共产党员

就在这年秋天，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中共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先后由潘汉年、夏衍等与他单线联系。

杨度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洋房里，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一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

杨度也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夏衍转交上级组织。

1928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第2期出版，刊头“红旗”两字即为杨度手书。为了掩护身份，经党组织同意，由陆冲鹏、章士钊引荐，杨度充当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并得其每月资助500元，成为社会馆的“清客”。

有人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则说：

“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

当时有人说他傲慢、投机，他坦诚地对夏衍说：

“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
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他说：

“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参加共产党后，离开家室，单身居住上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他的亲属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母亲在长沙去世后，他也只叫儿子杨公庶电请妹夫王代懿和妹妹杨庄代为料理葬事，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已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杨度的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他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给他的，但他不为杜月笙出谋划策。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29年12月，杨度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简称“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1930年2月，鲁迅、夏衍、郁达夫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大同盟，杨度也签名参加。

是年5月，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度亦加入。

因操劳过度，杨度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寓所病逝。

临终前数日，他自撰挽联，以明心迹：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9月18日大殓，党曾派人到其家吊唁。后安葬上海万国公墓。

由于杨度入党较迟而去世较早，又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所以关于他入党一事，多年鲜为人知。

直至1975年，周恩来在逝世前几个月，才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请他转告上海辞书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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