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

1941年春到1942年秋，苏中解放区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41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曾明确指示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少奇同志还提出:农民运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双减”运动，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使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提起减租减息政策，现在的青年同志可能都不太了解，这里不妨顺便交代一下。这个政策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为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2月，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党为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在谈判中就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到了193?年8月，鉴于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我党更加明确地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公开将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称为“减租减息”。从没收地主的土地到实行减租减息，这在政策和策略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事后证明，党的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施以后，获得了千百万农民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

我苏中根据地开辟稍晚，故减租减息运动直到1941年春才正式开展。这事一经提上议事日程，苏中农村的群众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心区，减租减息运动一展开，便调动起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并促进了根据地的党、政权、经济、武装等各方面工作的发展。

我在东南局工作时，学习过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但缺乏实践的体会，认识比较肤浅、零碎。真正对“双减”政策认识有所提高，还是在海安见到少奇同志以后。那时，少奇同志经常找我们几个搞地方工作的同志谈话，有时好像是拉家常，介绍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强调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各项政策的重要意义，其中就谈到在开辟、建设敌后根据地过程中要认真贯彻“双减”政策，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

少奇同志是很会做工作的。他耐心地、有针对性地向我们苏中主要负责同志阐述我党实行“双减，政策的道理。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反复说明减租减息政策与搞好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

抗战期间，我党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包括地主、士绅、商人等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农村停止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做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做到既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保障农民的人权和切身利益，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与杭日的积极性，而对赞成民主改革、拥护抗日的开明地主和士绅、商人，也应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联合他们一致抗日。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农民，巩固统一战线。

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说，关键就在于基本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如果仅仅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通过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结成的统一战线，那还是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少奇同志还说，由于抗日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党暂时在农村采取逐步限制剥削的办法，以兼顾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用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农民的生活，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确立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地位。

少奇同志特别提到，要注意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我当时就有不少感触。自渡江以来，我一直比较注意体察农民的生活。

苏中地区水网纵横，农、副、牧、渔都很齐全，盛产粮、棉、生猪、油料、盐、水产，其中棉花产量当时已居全国首位。苏北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不上苏南，但在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鱼米之乡”了。可是，这里的老百姓一般生活都很贫苦，封建的压迫、剥削使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他们大多住在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茅棚里(当地人叫“丁头舍”，是“顶头舍”的谐音)，进屋时要把腰部弯得很低才能进去。

在这闻名全国的棉花产地，大多数农家冬天垫的是稻草、芦席;盖的是满布破洞的硬棉絮。大冷天许多农民衣衫单薄;衣不蔽体的孩子们露裸的小屁股蛋冻得发紫，看了令人心头发酸。种植粮食的农户，吃的是糠菜各半的“掺儿粥”。沿海烧盐的灶民更苦，常常靠“篙子”(盐碱地上长的野草)充饥。每年春天，成群成群的农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出外“逃荒”，遇到灾荒年份，常常饿死人。

农民贫苦的根子在于封建土地制度。苏中农村沿海地区土地特别集中，有些大地主竟占好几万亩土地。为数在千亩以上的地主，则更加普遍。贫苦农民世世代代都是他们的佃户。苏.中中部地区和运河两岸土地集中程度稍弱，中农、自耕农占多二数，但他们自己土地不够，仍租用一部分地主土地，实际上是佃中农，也受部分剥削。苏中地主的租额较高，如东县有个姓丛的大地主，他的庄园就占地10亩。庄园里养着自卫团和狼狗。他抓有4000亩土地，数百家佃户分布在方圆五六十里中。丛家地主出租的田地，租额高达农民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七。

许多佃户包括佃中农一年辛苦耕作，交完租税，所得无几，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得不断应付日伪、土匪的苛捐杂税，什么“田亩捐”、“枪支捐”、“人头捐”、“抽丁捐”、“慰劳捐”等等。日寇侵占地区的捐税更多。“枪支捐”、“壮丁捐”、“扫荡费”、“汽艇修理费”、“招待费”、“区公所月捐”、“翻译官月捐”、“事务员人情费”甚至还有日伪军“漂妓费”、“烟土费”.......名目多如牛毛，农民不得不负债交税交捐，若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岂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丛家有个伙计葛春荣，从24岁起就到丛家千活，起早摸黑干了50年，最后地主赚他年老，要他“告老休养”，强行把葛春荣的6亩活命田买去，葛老头一气之下便病死了。

偶然有些百姓忍无可忍，纠合起来到衙门里去告地主的状。可俗话说“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司打来打去，最后还是佃农倒霉。海启一带有家姓祝的地主，拥有几万亩土地，世代剥削穷人，愈到后来愈变本加厉，立下“新章程”除缴原有租额外，租种千步田要再缴押金大洋60块。佃户们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推派了8个人去评理，评理无结果就去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佃户坐了班房，“新章程”照行不误!有的地主出租土地，附加许多条款，比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佃户“送礼”，鸡多少、鸡蛋多少都有规定。如果不送，就象借债一样利滚利，几年工夫，光这一条就能逼得你上吊或投河!

总之，在苏中地区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上连年战乱、兵匪成灾、敌伪掠夺，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已经尖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切需要我党正确处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限制地主、富农的剥削程度，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解决他们起码的吃穿住问题，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减租减息欢策，既可满足农民的基本要求，又不过分触动地主的利益，安定农村生活秩序，无疑是唯一能够实行的正确的政策。

回溯一下历史，“减租减息”并不是我党的发明，而是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首先倡导的。后来蒋介石曾经提出“二五减租”，但他从未准备实行过。现在我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当时，我们不少干部，也不大懂得减租减息。记得戴为然同志出任兴化县委副书记前，曾经问我什么叫“二五减租”。我告诉他，“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一担谷减掉二斗半的意思。这件事后来被当成了笑话。我们既实行了减租减皋，同时也要求农民保证向地主按规定比例交租交息，使地主的财产也得到共产党政策的保护，故而不少开明地主也表示拥护。

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其中谈到取消苛捐杂税，建立统一合理的税收制度，实行减租减息，征纳公粮等抗战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政策，得到与会14个县3百多位代表的热烈拥护。会议把实行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写进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施政纲领》中，并得到会议一致通过。这是我们在苏北运用民主政权形式第一次公布减租减息的法令。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经过反复琢磨，从起草到改定，研究讨论过13次之多。

1941年4月，苏中区第一次军政党扩大会议在泰县浒零镇召开。会议由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同志和我主持。中心议题是夏收减租与开展群众运动的问题。会上大家对“二五减租”问题讨论颇为激烈。大多数同志认为，中央规定的二五减租符合苏中地区的实际情况，减租以低于原租额25%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比较合理。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二五减租使地主、富农得益太多，农民得益太少，要实行三七减。对于减租比例，中央也曾有过指示，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写道:“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

中央的指示也很明确，各地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只有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地区，才能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我当时不同意倒三七分，是考虑到苏中地区刚开始减租，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具备倒三七分的条件。但在会上刘炎、粟裕同志和我都没作最后结论，而是将两种意见归纳起来请示华中局。不久少奇同志来信，指示苏中地区还是按中央要求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如个别地区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实行倒四六倒三七减租。这样苏中区党委确定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各县抗日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令。对减息也作过规定，不影响农村正常借贷关系，地主与农民或农民与农民间借贷，一般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被称为“分半减息”，最多不得超过二分。

为了迅速打开农村工作的局面，区党委在党、政、军机关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在拼茶镇举办了夏收运动“二五”减租，骨干训练班，学习少奇同志《关于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开展夏收“二五减租”运动的一封信》。经过短期集训，组成几支民运工作队奔赴农村。记得谢克东同志率领一个队到丰利区;顾凤同志带一个队到小海区。我们区党委选择了角斜、拼茶两个区作试点。自上而下地发布政令，自下而上地深入发动群众，两者结合，减租减息运动便在频繁的战斗间隙有步骤地展开了。

我记得，少奇同志在晋西北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曾总结过华中的经验。他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千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振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治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见嘴刘少奇选集》第235页)少奇同志的总结，是十分切合实际的。

当时苏中广大农民看到民主政府张贴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布告，将信将疑。区党委便在角斜、拼茶试点区广泛宣传减祖减息的意义。工作队员访贫问苦，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扎根”活动，串联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

我们还注意做开明士绅的工作，要求他们执行政府法令，对自己的佃户主动减租减息。民运工作队对地主、士绅普遍进行守法教育，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41年春季是个灾荒严重的季节。春荒使苏中地区不少农民揭不开锅，有的村能吃的野菜、树叶都吃光了，有的农民饿得走不动，成天躺在床上。农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向地主借粮、借款。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便要求各县及各民运工作队，通过组织借粮、借款，提高农民斗争的信心，并增强“双减”的要求，同时注意培养农民骨干，挑选农抗会筹备人员。各县、各民运工作队根据区党委指示，一方面组织农民向殷实富户借粮、借款，一方面做地主、士绅和各阶层代表的工作，号召他们互助互济。

对积极响应号召的开明人士予以表彰，对为富不仁坐视不救者，组织农民上门说理。这样，农民在抗日政府的支持下，度过了暂时的困难。与此同时，我们在部队、机关内部号召节衣缩食，由政府从公粮中拨出粮款救灾。仅在泰东县11个乡放赚，就有44450人得益，贷款9200元;贷粮40担，放赚款17318元，放娠粮1592担。广大贫苦农民把新四军和民主政府看作是自己的亲人，遇到部队经过即奔走相告:“菩萨军来了!”

互助互济这个突破口选得好，群众对新四军、民主政府怀有极大的信任，而且看到了贫苦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在互助互济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成了民运工作队的依靠力量。民运工作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进一步串门访苦，帮助大家调剂种子，安排春耕。农民们亲昵地称民运队员为“指挥员”、“新四军同志”。有的驻军还下田帮助附近农民春耕，向群众宣传抗战和减租减息政策，启发群众的觉悟。这一年的春荒，就这样顺利渡过了，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在封建压迫的深渊中挣扎的贫苦农民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春天，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转眼到了夏粮收获季节，减租减息运动进入实施阶段。经过民运工作队的几个月串联访苦、宣传教育，广大贫苦农民就已经敢于跟地主面对面说理，要求按民主政府法令减租减息了。有些地主、开明士绅在民主政府的号召下，与自己的佃户换了租约，按二五比例减租。但也有不少地区开始时并不顺利，有些地主见农民要求减租，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拖延，或装腔作势叹苦经。还有的地主声言，如果减租宁愿抽回土地不出租，吓得佃户不敢吱声。有的地主则在背后捣鬼，向佃户送礼、传话，要佃户照顾情瓦明减暗不减。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积极措施，从苦大仇深觉悟高的农民中物色农抗会干部人选，从保、乡到区把农抗会架子自上而下搭起来。以农抗会千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带领农民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同时，由各县、区民主政权和民运工作队选择有典型性的地主，作为斗争对象，开群众大会，狠刹地主的威风。泰东县曾揭露一个姓杭的地主和大责公司的不法行为，公开批判他们蔑视民主政府的减租法令，责令他们遵法退租。对于开明士绅和守法地主，民主政府也通报表扬他们的遵法和抗日的爱国行为。

1941年秋季，我们又适时地开展了秋收减租运动，因为那年日伪“八一三，大“扫荡，造成根据地一些困难，“双减”运动没有充分展开，更大规模一的减租减息运动直到第二年，即X942年夏季才形成高潮。

1941年的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那年夏收的运动，取得比较大的成果。苏中区党委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意识到要真正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且能长期巩固下去，就必须把农抗会普遍建立起来。

从1941年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现，许多地区都出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民运工作队一撤走，当地不少农民夜里就偷偷将白天减下来的租子送还给地主。这种现象表明，任何群众运动都只有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时，才能获得真正的效果。“双减”只有在农民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得到巩固。因此，威立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农抗会，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在“双减”运动中，我们还认识到，有些地区减租减息搞不一开，跟基层政权未经改造大有关系。当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一般是自上而下搭班子，每到一地先挂出县政府牌子，然后建立区级三三制政权，但乡、镇、保、甲基层组织来不及改造，一些地主狗腿子、代理人掌握了基层政权，替地主、富农讲话，阻挠“双减”运动开展。这说明“双减”运动不仅是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政洽一斗争。我们区党委逐渐觉察到这个问题，决定在广泛建立农抗一会的同时，加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的改造，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由靠拢新四军、共产党、抓护抗战的农民、开明人士、农抗会干部、党员担任基层政权的领导职务。

苏中地区从1941年12月起普遍建立农抗会。11月17日，苏中区党委颁布了《农民抗敌协会暂时组织章程》，确定了农抗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利区的农抗会是苏中第一个区农抗会。我和章蕴同志在拼茶新坝乡三官殿小学召开了各乡干部、青年代表、小学教师等参加的联席会议，介绍了丰利区农抗会筹备过程的试点经验。不久，我们又在丰利镇召开了有上万人参加的丰利区农抗会成立大会。，那夭正好是端午节，各乡敲锣打鼓欢迎代表来开会，整个大会隆重热烈，喜气洋洋。代表们白天开会，晚上回家，会议共开’了兰天，开得很成功。

一些农民代表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振奋人心。这些在旧社会见了地主腰不敢直、腿直打颤的泥腿子，平日里说话结结巴巴，一但在讲台上却慷慨激昂得很，他们厉数地主剥削的不合理，证明共产党二五减租政策的公平正确，并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许多外区外乡的农民，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判若两人的神情笑貌，惊奇地发现世道确实变了。发言的人和听讲的人，心头都涌起一种翻身感和当家作主的高昂情绪。’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都按捺不住喜悦的感情，纷纷表示.回去以后也要像丰利区一样成立农抗会。混入会场的地主代理人，听了农民的发言，心神不安，如坐针毡，有的中途悄悄溜走了。

丰利区农抗会的成立影响很大，不少区、乡也相继成立了农抗会。每个农抗会成立时，县、区都要悬榜遍告各界;开会时各级政府和附近部队领导人都出席讲话，给予支持。农抗会普遍建立，成了各级政府的有力助手。苏中的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如皋县江安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姓周的不法地主，口头答应减租，背后却在捣鬼，他威胁农民，欺编政府，伪造帐册，不肯减租。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后，决定跟周姓地主算帐，把未减的租全部清算清楚。那天，60多位农民去地主家算帐，他事先得到消息，特地假借名目摆了三桌酒席，宴请当时在附近的叶飞和许家屯同志，叶、许等同志不了解情况，以为是一般应酬，就应约去了。

地主见农民们进屋，便以傲慢的口气向农民摆摆手说:“我家正请叶飞司令员吃饭，有什么事明天来吧!”农民们不听他那一套，当面予以斥责:“周欣堂，你为什么至今不肯减租?”要他去区政府讲清不肯减租的缘由。大院里的嚷叫，惊动了正在里面吃饭的领导同志。出来一问，原来是农民要求地主减租。农民们见叶飞、许家屯同志在场，就请许家屯(当时任三地委副书记)同志讲话。姓周的地主一听，满脸堆笑，满以为地委领导同志会替他解围。许家屯与叶飞商量后，说:“农民弟兄们，减租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已颁布了法令，这件事可按政府法令去办，政府是支持你们的。”话音一落，数十位农民立刻拥上前去，便将周姓地主扭送到区上去评，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广大农民在政府支持下挺起了腰板，许多地主再也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了。

由于各地普遍成立了农抗会，群众真正发动了起来，“双减”运动得到了巩固。至1942年5月，苏中已有县农抗会13个，区:农抗会91个，乡农抗会424个，领导着15万农抗会员。苏中区‘党委成立了苏中临时农抗总会，发出了《关于成立苏中农抗系统‘的决定》，统一领导全苏中各级农抗会。在农抗会的影响下，青抗会、妇抗会、文(教)杭会、工杭会，渔杭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1942年春，苏中区党委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汇报了苏中地区减租减息工作，得到华中局的肯定。我在汇报中指出:“区党委曾作《关于执行中央土地政策决定的决定》，行政公署颁布了租佃条例，使中央土地改革的决定和苏中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而获得了各阶层的热烈拥护。一般的民众已将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视为法律，说服和推动了许多地主实行减租，在地主、资产阶级心目中造成了一种法律观念。我党土地改革政策在二社会上，在广大群众中的合法地位已经确定，我党政及群众方’面，更能以此作为处理土地问题的准绳。”

经过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启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但假减租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而且许多农民已自动要求退租减租了。总之，地主方面已采取让步的态度，农民已逐渐树立了优势。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党中央土地政策的完全正确，并且是能普遍实行的。

不久，苏中区召开了军政党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华中局会议精神，决定将苏中区的“双减”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确立了普遍建立农抗会的方针和扩大中心区“双减”运动范田，将“双减”工作推向游击区和边缘区。我们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当年1月份下达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深入理解“要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保护地主、富农的人权、地权、财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我记得少奇同志1944年在海安时就向我们交代过，所以苏中区“双减”工作一开始就注意防止过“左”现象出现。现在中央进一步明确这项政策，我们即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农抗会认真检查，发现过“左”行为立即纠正。

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又一次组织大批民运工作队到边缘地区搞“双减”。边缘游击区的农民，听说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受到莫大鼓舞，纷纷找到民运工作队，请求领导他们进行减租减息。于是，我们就采用武装工作队的形式，分赴游击区，发动农民起来搞“双减”。在执行政策方面，我们加强调查研究，成立了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由周林、施平同志任正副主任，抽调专门人员，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

1942年9月1日，苏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仪，我做了《夏收运动的总结》报告。经过3941年至1942年两个夏收、两个秋收的“双减”运动，苏中区“双减”运动基本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假减租现象一年年减少。“双减”运动提高了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锻炼出一批工农干部，提高了党与政府政策法令的威信，使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双减”运动促进了农村民兵武装的发展。仅1941年6月，.双减”运动初期，全苏中不脱产的自卫武装就有16万，脱产的自卫队也发展到近万人。

“双减”运动推动了农村党组织的发展。1941年底.，苏中党员人数已达9620人，建立了1901个支部，中心乡一般都建立了党支部，为党在苏中农村发展壮大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减”运动还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有的当了农抗会干部，有的被选进区、乡、村各级行政部门。还有不少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通过民运工作队的锻炼，与农民交上了朋友，改造了世界观，许多人后来走上了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