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季里的一天，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到北京开会。在会议结束之后，李德生还专程去看望了老领导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一直在邓小平的手下工作，邓小平历任中原野战军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重要职务，而李德生则先后担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7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12军第35师师长。

虽然，邓小平和李德生的职务有高低之分，工作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二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次，李德生专程去看望邓小平，一方面是为了和老领导叙叙旧，当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为了向老领导反映王近山的近况，希望老领导能够给予王近山帮助。

王近山是湖北红安人，出生于1915年，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军事生涯中，王近山经历过鄂豫皖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王近山先后担任过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长。也就是说，当时王近山是邓小平的下级，是李德生的上级。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非常晴和，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大地上，让人感觉到浑身舒畅。在邓小平和李德生亲切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二人兴致勃勃地回想起了当年的一幕幕往事。邓小平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李德生刚刚说起当年的一个事的时候，邓小平就高兴地说：“我晓得，我晓得。”然后，欢声笑语便会不时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李德生想起什么说什么，他笑着说道：“老政委，那时候我在第六纵队第17旅工作，王近山同志带领我们……”

听到这里，邓小平也笑了起来，他冲着李德生摆了摆手，然后接着李德生的话说道：“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我和伯承同志到了你们第六纵队指挥所，你们打的很好啊，你们虽然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但是让我和伯承同志刮目相看。”

邓小平所说的定陶战役，爆发于1946年8月下旬，那时候中原野战军的番号还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当时，陇海战役刚刚胜利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比较疲劳，需要进行休整，然后伺机再战。可是，敌人趁此机会，迅速调集30多万大军从徐州、郑州两个方向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钳形夹击。

战场形势非常危急，敌人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兵力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六倍。在这样的局势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紧急召开作战会议。经过一番研究，刘伯承和邓小平将先打敌人西路之整编第3师，继而粉碎敌人对我军实施两面夹击的美梦。

然而，各纵队刚刚进入休整，需要人员和武器弹药补充，现在的任务又非常艰巨，到底由哪个纵队担任主攻呢？面对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期待的目光，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王近山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报告一号（刘伯承）、二号（邓小平），我和杜义德政委商量了，让我们第六纵队去拼吧。第六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打得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打得剩下一个连，我就去当连长。就算是整个纵队拼光了，我们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紧接着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也站起来请求出战。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邓小平激动地把手在空中一挥，说道：“好！我支持你们第六纵队担任主攻任务，去和敌人整编第3师拼，你们有条件、有能力，我们相信你们能够打好这一仗！”由此，王近山和第六纵队的扬名之战——定陶战役拉开了大幕。

在定陶战役中，王近山指挥第六纵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成功将敌人整编第3师引入到了大杨湖、小杨湖、天爷庙、大黄集一带。到了这个时候，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才察觉到中计了，自己已经陷入到了四面重围之中。

战机已经出现，刘伯承和邓小平果断下令，王近山率领第六纵队向敌人整编第3师发起主攻。王近山在作战动员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纵队此次主攻大杨湖，我已经代表全纵队立下了军令状。我们要用烧铺草的精神和敌人拼，即使咱们拼光了也要为战役胜利创造条件。”

在王近山的鼓舞下，第六纵队全体将士“嗷嗷叫”，士气大振。第六纵队血战大杨湖，艰苦程度难以形容。当时的第六纵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以往作战都是由“老大哥”纵队带着，没有单独承担过艰巨的任务。而且，第六纵队在武器装备方面，远远落后于敌人整编第3师。所以，这次大杨湖之战，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不过，王近山和第六纵队将士们扛起了肩上的重担，他们顽强拼搏，与敌人死战到底。在战斗过程之中，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亲自赶到第六纵队指挥所，为王近山和将士们打气。一番血战下来，第六纵队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最终成功攻克大杨湖，全歼敌人整编第3师，并俘虏了敌人师长赵锡田，为定陶战役取得胜利立下了大功。

血战大杨湖，王近山和第六纵队打出了血性和军威，让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对其刮目相看，从此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又多了一支王牌主力。此战过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在表扬第六纵队的通报中说，对第六纵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如一的高度积极性、顽强性和勇猛的战斗作风表示敬意。

畅谈完了定陶战役，邓小平用温情的目光看着李德生，又说起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对着李德生说道：“1947年，我和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和敌人在大别山里转圈圈当时你率领第17旅一直掩护我们……”李德生听了之后，思绪顿时回到了那生死攸关的时刻，回到了那条冰冷的汝河旁。

那是1947年8月末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汝河的故事。汝河，是当时河南南部的一条大河，现在已经改道。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晋冀鲁豫野战军中的指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就算是单兵过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部队还带着大批后勤辎重。可想而知，强渡汝河并非一件易事。

更糟糕的是，狡猾的敌人此时已经察觉到了我军的战略意图，调集了大量军队日夜兼程赶往汝河南岸，企图将我军消灭在汝河一带。到了8月2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已经先后顺利渡过汝河。

此时，第六纵队是最后一支渡过汝河的部队，同时也承担着保卫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机关的重任。当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强渡之时，敌人两个旅已抢先占领了汝河南岸的渡口，并炸断了我军先头部队搭建的浮桥。而紧跟在第六纵队后面的敌人，距离汝河北岸只有五六十里，用不了一天时间就可以赶到。

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可谓千钧一发，万分险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第六纵队能否经受住考验，保卫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在短时间内强渡汝河，这关系到整个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败。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亲自上阵指挥战斗，他们把指挥部转移到第六纵队司令部。邓小平面色严峻，他指示道：“当前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明天跟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就会赶到，到那时，局面会更糟糕。”

刘伯承也坚毅有力地说道：“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在两位首长的亲自指挥下，第六纵队的血性再次被激发。虽然此时王近山由于伤病并没有在部队之中，但是杜义德政委和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三位旅长，率领第六纵队全体将士与敌人拼命厮杀，成功占领了汝河南岸的桥头堡。

8月25日拂晓，第六纵队冲破敌人的阻击线，开始掩护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强渡汝河。直到当天下午，所有人全部渡过汝河，陆续赶到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河南息县彭店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指挥部队向淮河挺进。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氛围中，邓小平和李德生越说越高兴，他们有时激动得眉飞色舞，有时又语气低沉、眼眶湿润。说着说着，邓小平又提到了淮海战役，他对着李德生说道：“淮海战役南线作战，你们部队也表现得不错。”李德生赶紧说道：“这都是王近山同志率领我们打的，他打仗很有一套……”

邓小平说的淮海战役南线作战，指的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战事——双堆集战役。当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向被包围在双堆集一带的敌人第12兵团发起了进攻。敌人第12兵团是由以其王牌主力第18军为骨干组建的，全兵团总兵力达十二万人之众，武器装备极为精良，作战能力十分强大。

为了歼灭敌人第12兵团，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部署了三个攻击集团，其中南面攻击集团就是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为主，由王近山同志指挥。当时，敌人第12兵团司令黄维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了双堆集的南面，企图以此来决一死战。

总攻打响之后，王近山指挥第六纵队从南向北奋勇杀向双堆集，战斗空前激烈，敌人的阵地几易其手。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王近山和第六纵队全体将士们和敌人比起了勇气，比起了不怕流血牺牲的精气神。在第六纵队猛烈的攻势面前，敌人开始退缩了。此时，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奉命赶来支援，第六纵队将士们战斗意志进一步提振。

大王庄是双堆集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驻守在这里的是敌人王牌主力第18军之第118师第33团。这个团由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以凶狠顽强而著称，号称“老虎团”。为了拿下大王庄，打开突进双堆集的大门，王近山派出了第六纵队第16旅第46团，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派出了第19师第57团，计划以两个主力团围攻敌人的“老虎团”。

大王庄血战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敌我双方全都拼尽了全力。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8点结束，整个村庄除了几堵断墙，几乎被夷为平地。最终，我军两个主力团以损失三个营的代价，全歼敌人“老虎团”，成功攻克大王庄。此战的惨烈程度，把驻守在旁边小王庄的敌人吓得不战而降。

说到兴奋之处，邓小平当着李德生的面，点评起了中原野战军的几位虎将。邓小平说道：“陈锡联同志（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胸襟开阔，肚量大，能打仗；王近山同志敢打硬仗恶仗关键仗，很猛……”

李德生随声附和着，他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李德生插话说道：“老政委，王近山同志现在的处境不好啊，他虽然重新回到了军队，可是在南京军区只当了一个副参谋长。当年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现在职务都比他高。现在，我又听说王近山同志患上了胃癌，身体状况非常差，老政委，你要帮帮他啊。”

邓小平连声赞道：“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贡献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人选，组织已经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了，我来告诉刘澜涛（全国政协副主席），建议让王近山同志到全国政协当常委。”

李德生听了邓小平的这句话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这是他一贯思想的实际体现。”李德生看望邓小平之后，两人依依不舍地作别，李德生急匆匆地回到了沈阳军区。

不久之后，李德生得知消息，王近山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此时，李德生回想起了战争年代的一幕幕往事，眼泪顿时从眼眶中流了下来。

1978年5月初，饱受病痛折磨的王近山，到了弥留之际。此时，躺在病床上的王近山虽然神志不清，但是他仍然用微弱的声音，向周围的人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王近山的小儿子一直陪护在父亲的病床前，他听到父亲的问话，流着眼泪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王近山又说了一句：“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在最后时刻，王近山让小儿子为他播放军号，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王近山与世长辞，终年63岁。

邓小平听闻王近山病逝的消息之后，特意指示：“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他的后事一定要办好，悼词我要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为悼词的事情发愁，此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曾经担任中原野战军第18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12军副军长）主动提出，由他为王近山写一篇悼词。

王近山的悼词上历任职务有：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而最后职务则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虽是事实，可是又显然不妥。邓小平看到悼词之后，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提起笔来把王近山最后的职务“副参谋长”圈去，同时写下了“顾问”两个大字。

1978年5月11日，王近山病逝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补发了一份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其丧事按大军区领导待遇办理。同时，邓小平还特意交待：“近山同志一生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不容易，我们能给死者的安慰就是这个了。”

不久之后，邓小平又亲自交办宋任穷等同志，将王近山的骨灰从南京家中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葬。在王近山的墓碑前的芳草第十三次泛绿的时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回忆王近山的图书，当时邓小平题了四个大字：一代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