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是国家授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对军人综合素质和贡献的一种肯定。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名实行军衔制是1955年。

那一年,我军一共授予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0余名少将。向守志就是800名少将中的一位,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时,向守志只有38岁。2017年,已经100岁高龄的向守志回忆1955年授衔时说:

“肩上灿烂的金星,使我感到江山一样厚重的责任。授衔、授勋使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步伐,跃上了新高度。”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时开始酝酿实施军衔制,除了积极作用,也有许多问题。毛主席就从没有正面肯定过军衔制的作用。中央后来决定实行军衔制的初衷是非常美好的,1955年,军衔制正式实施时,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度的正确实施,将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发挥他们在战斗中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并鼓励各级干部努力上进,从而促进部队的军事、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军衔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逐渐出现了“官兵不平等”、“军民有别”等丢掉革命传统的不良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军衔制并不是根本的问题,而是因为实施军衔制时,我军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首先是理论不足。当时,我军很多人对军衔制理论研究和认识的不足,很多人关注的是军衔的表面作用,如职务高低、薪资待遇、职务晋升等,对军衔制的实质性作用缺乏清晰认识。如规定严格科学的编制体系,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体系,引导和规定军人的发展路径,提高官兵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等。

这就为军衔制实施后出现各种问题埋下隐患。

其次是军衔制度、条例不完善。这方面不过多展开论述,如对女干部授衔的规定偏于严苛、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分类过于机械等。

总之一句话,由于军衔制度、条例不完善,难以适应军队发展需要,不仅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这就造成军内外逐渐普遍对军衔制产生失望情绪。

最后是内外形势发展的原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开始考虑进一步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将军衔制(还有部队的工资制)列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中提出:

过去战争年代没有发薪水、没有“花”(军衔),实行官兵一致,拥政爱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发薪水,有了“花”都要分等,分什么将、校、尉,可是还没有打过仗,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干部)。

外部的原因则是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我军当时的军衔制是仿照苏联建立的,毛主席非常关注部队的反修防修,“军衔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1964年8月,中央军委首长贺龙、罗瑞卿向毛主席和中央请示降低官兵薪资的问题,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与此同时,贺龙又提出:“要不要一起取消军衔牌?”

毛主席立马回应:“取消,我早就想搞掉它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很快出台取消军衔制的实施办法,并向全军征求意见,结果大部分人都赞成取消军衔制。

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取消军衔制的决议。至此,我军实行十年的军衔制被取消,进入长达20余年的无军衔状态。被称为“头上一颗红星,两面革命红旗”的65式军装面世,在部队延续使用了20余年。

毛主席曾评价说:“赞成回头,回到老红军身边。只要有红星、红旗,其他都吹。”

不过,取消军衔制逐渐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军无军衔制的弊端愈发凸显,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流、出外执行任务时,经常出现非常尴尬的情况。

80年代初,胥光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率我军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进行军事交流,美方询问胥光义的军衔是什么?

胥光义将军心里清楚美方是要以他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模和规格,但是胥将军却难以回答,因为当时我军早已取消了军衔制。

最后,还是美方层层上报后,美方综合评估后给他“估算”了一个级别:“四星上将”。邓公得知这件事后,说了一句话:“实行新的军衔制,该提上日程了!”

取消军衔制后,不仅很不利于我军进行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而且导致领导指挥体系的诸多不便,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恢复军衔制迫在眉睫。

早在1980年,邓公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主张恢复军衔制,他的理由除了便于指挥和便于国际交往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可以激励先进。

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恢复军衔制”并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而是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以前军衔制的弊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对于1988年新的军衔制度,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指出:

“这次实行的军衔制度和1955年实行的有很大不同。是学习前者,而不是照搬。新的军衔制度可以切断1965年以前实行军衔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如果恢复军衔制度,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提出来。”

新的军衔制实施前,我军完成了精简整编和领导班子大幅度调整、新的军官军衔条例等准备工作,邓公更是十分关注,提出了“新的军衔制搞得简单些,不再设立大将和元帅”等合理化建议。

随着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这样军委决定1988年国庆前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临近授衔的时候,在一次重大会议上,不少老将和老同志们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一方面害怕再次出现之前军衔制的问题,一方面又害怕推倒毛主席取消军衔制的决策,会背负历史骂名。

邓公为此除了进行耐心的解释外,还主动担当:

“一定要搞新军衔制,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出了事,我负责!”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这次新军衔的授衔仪式。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1988年10月1日,我军新的军衔制开始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再次拒绝授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