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丁观鹏《太平春市图》局部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几千年来，中国人把过年当作头等大事，而在年货交易的种种变迁中，蕴藏着人们对生活需求和商业发展的不断变迁。

元旦，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元”，系“开始”之意。我国古代有“三元日”之说，即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年、月、日之始，又称“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

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在《介雅》中有云：“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雅，是当时的“国乐”；《介雅》的乐名取自《诗经•大雅•既醉》。在供新年首日重大活动使用的歌词中，萧子云创造性地使用了“元旦”一词，这也是“元旦”的正式亮相。

至宋代，吴自牧提笔写就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城市风貌的《梦粱录》，在《梦粱录•正月》中写下了：“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新年，古称“元旦”“元日”等，改称“春节”是在民国之后，距今也不过是一百余年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人们希望旧年的一切都在除夕夜的最后一刻画上句号，从新年的开端起始，万象更新，欣欣向荣。

自古至今，要把“年”过出仪式感都是中国人的共识，不管是置办年货、添置新衣、打扫房间，还是吃年夜饭、通宵守岁，都表达了人们迎接新年的美好希冀。这之中，置办年货是当之无愧的“氛围担当”。

01

“过年”从何而来

数千年来，人们用采办年货来犒赏一年的辛劳，寄托对新一年的希望。说年货，自然得先聊聊“年”。在中国自古口口相传的传说中，一种名叫“年”的怪兽，成为了过年的开始。每到除夕，凶猛异常的“年”就会到村子里吞食牲畜伤害人命，人人闻之色变。有一年，一位老人身穿红色衣服，用鞭炮吓走了可怕的“年”。

从此，每至除夕为了驱赶“年”，家人团聚一堂、贴对联、燃爆竹、张灯结彩，热闹非常，这也使得“过年”成为一种风俗。

过年的习俗，延续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过年，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不仅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展示，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

有关“年”的传说，终归只是传说。其实，春节的起源与古人对于丰收的庆贺和期盼有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还没有历法之时，“年”在更多时候指代的是一轮劳作的终结。在《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对“春节”一词有如下诠释：“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腊即岁终祭众神之名，因而春节乃是由一年农事毕后为报答大自然的恩赐而来。”

《诗经》中的《豳风•七月》有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是人们用丰收的五谷酿成芬芳的美酒，祝福人们健康长寿。在诗歌的末尾处又云：“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此时，一年中农业生产已经结束，备上美酒，宰杀羔羊，与亲朋们举杯畅饮，互道祝福。这可以看作是年的起源，人们为此而做的一些准备，也正是置办年货的发端了。

除此之外，关于年，还有多种说法。比如上古时期，人们由于科学知识贫乏和生产力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每到冬天天气寒冷、粮食匮乏的时候，家中的老人小孩更容易生病。此时，人们就会担忧是否为鬼神作祟所导致，就要将不好的事物“过”掉。如今我们熟悉的挂春联、贴门神、压岁钱等年俗都是由此而来，寓意着辟邪除灾、迎福纳祥。

先秦是年节礼俗孕育的时期，及至汉朝，“一年之初”才始定。西汉汉武帝年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制定了《太初历》，沿用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的日历制度，并以历法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从此后世沿袭不改。落下闳因此被亲切地称为“春节老人”，他的家乡四川阆中也被称为“中国春节文化之乡”。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南端纳林、伊肯河之间的广袤戈壁滩上，甲渠候官遗址历经千年沧桑和风沙洗礼，默然伫立在沙漠之中。这里曾是汉代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长官甲渠侯的官衙，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此先后共发现上万枚汉简，给秦汉边地百姓日常生活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居延汉简”，扬名天下。“不侵隧长石野，臈（通腊）钱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宁取，吞北隧长吕成……”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木简（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上，这样的文字清晰可见，其详细记载了东汉初年，甲渠候官在腊月给戍边将士们发放臈钱的情况。

腊，亦作“臘”“臈”。腊祭源于先秦时期的岁末祭祀活动，而腊祭发放臈钱（“过年津贴”）则标志着汉代春节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根据汉简记载，祭祀活动结束后，无论尊卑长幼，都可从官府领取臈钱和臈肉，以此辞旧迎新。

汉代的春节，称为“正月旦”“正旦”，或者“正日”。这一天，朝廷会举办朝会和宴乐，礼乐齐鸣，百戏腾跃；百姓则祭祀先祖，吃留宿岁饭，饮椒柏酒，其乐融融。后世里，正月拜年的传统即由汉代正日新年拜贺的习俗发展而来。

02

汉：年货的历史，从此开始

那些过年期间最传统、也最必不可少的年货，如门神、饺子、爆竹等，基本上都出现于汉代。

门神，是指民间百姓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常于旧时农历新年用图画的方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降吉祥等。

“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南朝《荆楚岁时记》

神荼和郁垒二神的传说在民间早有流传，《山海经》《风俗通义》《重修纬书集成》等书都有记载。汉代王充所作《论衡•订鬼》中就引用了《山海经》中曾经对此的记述，写到东海有座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桃树东北方向有一枝拱形枝干，像一扇大门，即各种妖魔鬼怪出入的鬼门。鬼门由两位神人，也就是神荼和郁垒镇守，他们会将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妖魔鬼怪“执以苇索而以食虎”。

神荼、郁垒成了中国最早的门神。先秦至汉代时期，人们多在节前准备好桃木做的人形，悬挂“桃符”在家门口，其作用也是辟邪防害。从神荼和郁垒开始，门神就被赋予了具体的形象和姓氏。人们为神荼、郁垒“两兄弟”想象出了“凶神恶煞”的样子，希望邪神恶鬼见了他们都闻风而逃。

到了汉代，民间也开始以现实中的人作为门神。比如班固所著《汉书•广川王去疾传》就有记载，当时广川王的殿门上画了古代勇士成庆的画像，身着短衣长裤，手持长剑。这一时期，老百姓所祭祀的门神堪称五花八门，比如战国时行刺秦王的荆轲、东汉的开国名将马武与姚期，甚至战国的孙膑和庞涓都被拉来凑热闹。不过，在民间还是以神荼和郁垒为主流。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门神的含意、形式和内容在唐代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后来，又新增了“祈福类”（如赐福天官）、“道界类”（如钟馗与王灵官）、“文官类”（如魏征、包公和文天祥）、“武将类”（如秦琼与尉迟恭）及“其他杂类”等等。此为后话了。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在除夕夜，中国人的餐桌上绝不能缺少一盘热气腾腾、皮薄馅足的饺子。饺子，最初的名字是“娇耳”，发明者是著有《伤寒杂病论》、有“医圣”之誉的张仲景。张仲景与“祛寒娇耳汤”的故事流传至今。

据记载，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经常为老百姓除疾医病，深受百姓尊敬。有一年的寒冬时节，张仲景在返乡途中发现很多穷苦的老百姓忍受着饥寒，连耳朵都被冻烂了。于是，他做起了“祛寒娇耳汤”，为百姓医治冻疮，而那一天恰好是冬至。

“祛寒娇耳汤”的做法，就是使用羊肉、辣椒以及一些驱寒的药材放在锅中进行炖熬。当其煮熟后捞出来切碎，再用面粉擀成的面皮将其包成耳朵的形状，下到锅中煮熟。人们吃了“娇耳”、喝了药汤，血液流通，浑身暖和，冻伤的耳朵很快便治好了。

饺子在此后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名目繁多——三国时期称作“月牙馄饨”；南北朝时期称“馄饨”；唐代称饺子为“偃月形馄饨”；宋代称为“角子”；元代、明代称为“扁食（匾食）”；直到清代，才称为“饺子”。除此之外，民间各地还有对饺子的其他叫法，如“箍扎”“饺饵”“粉角”“元宝”等等。小小的饺子，蕴含着一代神医心系百姓的医者仁心，也彰显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

在《荆楚岁时记》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段话，清楚地指出燃放爆竹的目的，就是驱邪，而且是驱除一种叫“山臊”的恶鬼。山臊也出现于汉代成书、描写神话志怪的小说集《神异经》中，这部书的内容显然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

在火药和纸没有发明出来之时，古人使用火烧竹子，竹子焚烧发出连续的爆破之声，故而称“爆竹”。在唐代，爆竹也称“爆竿”。“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这是中晚唐时期的诗人来鹄在其诗《早春》中所写的一句。“岁旦燎竹于庭”的记述，也出现于南宋文人袁文所著的《瓮牖闲评》中。

火药发明后，用真竹子制作的爆竹和在竹筒中放入黑火药来引爆的爆竹，在一段时间内是并行于民间使用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写的《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爆竹行》就描述了爆竹的制造和燃放情况。南宋时期，用纸张卷成的爆竹也出现了。人们改变了黑火药的调配比例，易燃性大大提升，于是又发明了用麻缠制的引信，爆竹就接近如今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了。

03

唐宋：年货清单，包罗万象

爆竹好玩，人人喜欢，到了唐宋时期依然很流行。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下脍炙人口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让人们得以体会千年前的年味。

自小年始，忙忙碌碌准备到除夕，“年夜饭”就该隆重登场了，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关于年夜饭的记述，最早可见晋代周处的《风土记》，其中提及：“酒食相邀，谓之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周处是江苏宜兴人，他的著述里留有“别岁饭”的记录，而别岁、守岁、分岁及馈岁等春节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唐朝应是最早将春节定为法定节日的朝代。唐玄宗李隆基在官方文件《假宁令》中下了放假通知：“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就是当时的农历新年。唐代的年夜饭，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是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

屠苏酒究竟缘起于何时，众说纷纭。唐代风俗志《岁华纪丽》有载，晋时瘟疫四起，“每岁除夕，遗闾里，药一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温疫。谓曰：屠苏酒。屠，割也；苏，腐也。”

屠苏酒的起源，甚或也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汉代。据传此酒乃东汉“外科圣手”华佗所创，晋代葛洪则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述了最早的屠苏药方，包含大黄、川椒、白术、桂心、桔梗、乌头、菝葜等。在我国古代医学典籍《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中，均有关于屠苏药方的载录，备受当时名医的推崇。比如，唐代孙思邈就称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明代李时珍亦称“元旦饮之辟疫疠”。

春节饮屠苏酒的风俗在晋代兴起，屠苏酒也因此得名“岁酒”。这一风俗在唐宋最盛，经明、清、民国流传而来。酒杯中斟满了人们对阖家团圆的喜乐与兴旺向荣的希冀，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春节年俗之中。

在古代过年，年夜饭中的野味极为丰富，其中鹿肉最常见，鹿尾、鹿舌都是古时有名的下酒菜。在唐代，由于皇帝的姓氏“李”和“鲤”同音，故而禁食鲤鱼。在古代的冬季，吃新鲜蔬菜并不容易，老百姓需提前腌制咸菜，以保障冬季和过年期间的蔬菜供应。于是，年夜饭的餐桌上只能吃到腌制的咸菜，也不难理解。

不过，唐代已经开始利用温泉产生的地热来栽培反季节蔬菜，供皇室享用。宋代以后，由于温室栽培技术进一步发展，许多人家的年夜饭中出现了“绿色”。宋代人的年夜饭中的第一道大餐即“春盘”，沿袭至后世成了“春饼”“春卷”。春盘的雏形是五辛盘，即以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荽“发五藏（脏）之气”。唐代时，人们对五辛盘作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即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

吃春盘，就是吃生菜和春饼。春盘上的生菜须得是应时蔬菜。盘中绿白分明，蔬菜爽口，饼香扑鼻，再插上纸花和绸花，更显喜庆。南宋词人刘克庄在《立春七首》中写其“饼如筛大菜如丝”，形象地描绘了春饼大得像筛子，而生菜却切得如丝一般纤细。著名诗人陆游也在《立春日》中写到了“菜细簇花宜薄饼”。春盘还可用来“馈岁”，即在亲朋好友间馈送。发展至后来，宋代春盘中的时鲜蔬菜品种愈加多起来，韭菜、萝卜、春笋、蒌蒿、水芹、荠菜等等，不一而足。

饺子和汤圆则自古至今都是中国南、北方过年必吃的食物。相比于饺子，汤圆的起源略晚，前身是北宋上元节（元宵节）所吃的“圆子鼓豉”。而明代所谓的“吃元宵”，制作方法是“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这已经和今天的汤圆没什么区别。汤圆也因其形，被赋予“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

放爆竹、喝小酒，围在一桌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还别忘了要“把新桃换旧符”。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不喜学士文笔，就自己撸袖子来了一手，题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

至宋代，海运发达，贸易通商频繁，年货的买卖也变得活跃起来。一进入腊月，宋朝街市上就迎来了节日消费的旺季。《东京梦华录》中细细描述了宋人年节市场上商品种类的丰富：“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勃荷、胡桃、泽州饧”等年货；商铺“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缕花、春帖幡胜之类，为市甚盛”；小贩沿街叫卖“锡打春幡胜、百事吉斛儿”等吉祥物，“以备元旦悬于门首，为新岁吉兆”，“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类”。

而在《武林旧事》第三卷《岁晚节物》一节中的记录，也印证了在宋朝过年需要购买的年货还真不少。其中罗列的年货清单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腊药、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春帖、天行贴儿、金彩、缕花、幡胜、馈岁盘盒、酒檐、羊腔、果子、五色纸钱、糁盆、百事吉、胶牙饧。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锦装，即新衣服；新历，即新历书；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都是冬季的时蔬；勃荷，即薄荷；泽州饧，是一种风靡宋朝的饴糖；桃符，可视为今日之春联；钟馗、狻猊、虎头，都是年画；爆仗、成架烟火，是烟花爆竹；金彩缕花、春帖幡胜等则是过年时张贴、悬挂、佩戴的吉祥物。爱美的宋朝人会将绸布和彩纸剪成蝴蝶、飞蛾、燕子、雄鸡等动物造型，过年时插在头上，这叫“幡胜”。

以上清单当中，衣服、日历、春联、烟花、肉类、果品等，是咱们现代人过年依然要置办的年货。

04

明至民国：

庙会、灯市，人间烟火

沈榜，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在任期间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他留心时事，搜集地方掌故，加上署中档册文献，编著了《宛署杂记》20卷。此书既是宛平县志，又是北京最早的史志书之一，成为研究明代北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的珍贵参考资料。

《宛署杂记》中记载了明代京城百姓的一些过年方式。400余年前的京城，正月初一一大早，一家之主就会带领全家拜祭天地与祖先，然后给长辈祝寿，全家一起做“匾食”。无论男女老幼，在节日期间皆以乌金纸折成飞蛾、蝴蝶、蚂蚱等形状的饰物，插在头上，大如掌、小如钱，名为戴“闹嚷嚷”。

明代的烟花爆竹也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制作水平，品种有数百种之多：用泥包裹的叫“砂锅儿”；用纸包裹的叫“花筒”；用筐封装的叫“花盆”；只发出声响的叫“响炮”；能飞上天空的叫“起火”；飞上天空后发出响声的叫“三级浪”；能在地上旋转的叫“地老鼠”……

庙会从明代时就开始流行了。开市后各种货物摊点一气排开，竟然能把刑部衙门整条街都占满。明代礼部尚书于慎行在其《谷山笔麈》中，还特意描述了当时庙会上的小摊贩们家资十分富有。

明代还是秦淮灯彩发展的鼎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将元宵节增至十夜，即从正月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七才落灯。那时，人们几乎“家家走桥，人人看灯”。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元宵节期间在皇宫午门外扎“鳌山万岁灯”，以千百种、几万盏的灯叠为山形，放烟花爆竹，演杂技百戏，与民同乐。“鳌山灯会”自此成为了一年一度的视觉盛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传世之作《南都繁会景物图卷》，记录下了明代陪都南京街市庆春游艺活动的盛世景象。

与灯会相应，灯市也是极为繁荣。明初，京城灯市设在五凤楼前，即紫禁城的午门。后灯市迁离午门，改为在紫禁城东华门外，即现在的灯市口地区。现如今的灯市口大街在明代属明照坊，亦称灯市，从明代至清初都是京城的繁华之地。每年上元节，灯市开市时这里商贾云集、游人如织。

那时，灯市口大街两旁，商铺食肆鳞次栉比，所售商品从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到生活用品、四时穿着、入嘴的食品等，应有尽有。灯市上所卖百货与庙会比，高端货更多一些，因此更为达官贵人所爱。明代《帝京景物略》中，也有写其“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貂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

到了清康熙后期，灯与市分开，京城的市场移到前门外大栅栏、琉璃厂等处，没有了灯市的灯市口大街便日趋冷清，至民国时更加萧条。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灯市口大街一带又逐渐恢复了昔日商业街的繁盛景象，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除夕夜里，清代的帝王也会在乾清宫内举行团圆家宴，虽膳食品种丰富高达上百种，但程式繁琐、乐仪讲究，就连餐具都等级明确。相形之下，老百姓过年就有人间烟火气多了。

“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星罗棋布。”清代的让廉在《京都风俗志》中，绘声绘色地描画了一幅采办年货之景：“人丛作书，则卖春联者。五色新鲜，千张炫目，则卖画幅者。以及芦棚鳞次，摊架相依，则佛花供品，杯盆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积满道，各处皆然。人家铺肆，择日撢扫房屋，谓之扫房，整顿内外一切什物，买麻秸、栢枝、米面、菜蔬，果品、酒肉，鸡鱼，凡食用之物，置办一新，以预过年。”其时热火朝天的景象，闻之如在眼前。正似沈太俟在《春明采风志》中给出的过年之“定义”——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辽金。东岳庙的庙会是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庙会之一。从元代东岳庙建成，这里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邻近大都城的便利条件，吸引百姓纷沓至来。

清代乾隆年间，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元宵节，厂甸开辟为集市，由于依托火神庙、吕祖祠和土地祠三座庙宇，厂甸庙会由此得名。清代时，京城宣武门外会馆林立，考生云集，一些售卖书籍、笔墨纸砚的店铺在琉璃厂附近应运而生，规模渐大。至民国时期，1918年，始于明代嘉靖年间、以“文市”著称的厂甸庙会，被正式认定为唯一官设春节庙会集市。厂甸庙会人气高涨，此后，其与南京夫子庙庙会、上海城隍庙庙会、成都青羊宫庙会并称为中国四大庙会。

到民国中后期，厂甸庙会逐渐将市场扩大，增加了一些生活用品摊位，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贴近。据资料显示，1935年厂甸庙会上的玩具摊位就有100多家。各色小吃和游艺杂耍，成为庙会的两项重点内容，也正是热闹春节里的乐趣所在。

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写下了“腊月水土贵三分”，意思是逼近年关物价都要上涨。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几千年来，中国人把过年当作头等大事，而在年货交易的种种变迁中，蕴藏着人民生活需求的改变和商业发展的不断变迁。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一进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厚。吃完腊八粥，等来了小年，春节的脚步就一天天临近了。

（文章来源：《创意世界》2023年1月号；原标题：过个“忙年”，迎接一岁之首）

编校：苑宝平， 审读：郭丽、管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