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2日，知名学者冯天瑜先生逝世。冯先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此为其遗稿一篇。』

研究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莫过于自新航路开辟以后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因为在此以后，中西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介绍播散欧洲，对欧洲史上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理性精神的开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世界性影响正式开始。当然，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内已经产生了区域性影响，塑造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明形态。今作此小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文化、文学小说、建筑艺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文精神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冯天瑜先生著作几种，《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一书为2021年出版书目，与其学生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老师合著。

万国通例、纷纷效法——中国史学的域外传播

中国史学编纂体例和方法、史官设置等对东亚文化圈诸国产生的影响巨大，而在东亚文化圈内，日本受中国古代史的影响颇深。

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记》（成书于8世纪）即仿中国正史的敕撰史书，体例采中国《史记》的本纪，依天皇立卷，编年记事；多处摘抄中国史书原文。日本设立史官，也仿自汉唐。受中国文化启发，日本学者的修史宗旨在于作政治借鉴和人伦规范，宣扬大义名分，劝善惩恶。体裁取中国史书范例。史笔或春秋笔法，一字褒贬；或“据事直书义自见”，编者不予置评；或设论赞，纵论善恶得失；史评则常援引中国同类史实而评判日本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冯先生文中提到的《日本书纪》书影。

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聘明儒朱舜水（1600—1682）为宾师。朱舜水向弟子安东守约、安积觉等讲授“尊王攘夷”说，形成水户学派，对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的修史及政治均有影响。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多有朱舜水弟子及再传弟子参加。该书仿《史记》，有“日本史记”之称。

朝鲜的《高丽史》、越南的《大越史记》也从体例到史观、史体都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东亚各国还仿效中国的修史制度，开史馆，设史官，编撰史书。史官制度及撰史宗旨、方式上的一致性，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元素。

欧洲启蒙思想家也高度赞赏中国史学的非宗教的理性主义精神及连绵的历史记录，但经过改造，主要被用来反对宗教神学和蒙昧主义，正如伏尔泰所说的“用中国这个例证把《圣经》的历史权威打得七零八落，这就足够了。”

阴阳之道、关涉科学——《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

16世纪以降，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中华元典《易经》《老子》和宋明理学等，西方人因之耳目一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首先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他在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作比较时就说到“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二进制的发明者。

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算术的研究，就受到中国古代《易经》的重大启示。1701年，法国入华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在给莱布尼茨的信中附寄了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对此详加研究，认为八卦的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位”思想。1703年，莱布尼茨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的论文，并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个方面。

没有二进位法，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而莱布尼茨能够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学界公认是受到了《易经》阴阳理论的影响。

人文理性、祛除神魅——中国理性精神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助益

启蒙运动是18世纪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影响深彻的思想运动，其基本特征就是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启蒙思潮的出现，固然有其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及欧洲思想渊源，而来自东方的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中国文明也为其提供了启示，成为伏尔泰及与其同时代启蒙思想家借以鞭挞中世纪欧洲的“巨杖”。

首先，这体现在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理性的推崇。如伏尔泰就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教乃是这种“理性神教”的楷模。他的书房挂着孔子画像，下面题着四句颂诗：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

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

因此，伏尔泰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一段，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称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异族无一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欧洲启蒙思想家认为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伦理型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所致。伏尔泰对此深有所感，遂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诗剧《中国孤儿》，剧中崇尚武功、暴力的成吉思汗（伏尔泰将剧中的王者取名“成吉思汗”，乃是基于欧洲人对成吉思汗熟知所致，实与成吉思汗无关）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个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其次，启蒙思想家更进一步，希望“哲学代宗教”。在德国，以“哲学的宗教”来代替正宗的宗教的哲学思潮，也受到中国哲思的影响。黑格尔虽轻视中国哲学，但他认为中国在宗教方面“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而非杳冥难测的神意却一语中的。

在英国，启蒙学者也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18世纪早期的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在其《自创世以来就有的基督教》中，对孔子与耶稣、圣保罗的言行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孔子的话，比较合理”。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故中国哲学可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材料。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伦理准则渗透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质也引起欧洲思想家的注意。法国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否则便会出现危险”。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联的国家只有中国”。莱布尼茨也说道：“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党人发生影响。1793年，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6条引用中国格言：

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最高领导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起草者》。

欧洲思想家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不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但中国哲学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完善确乎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加速了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吸收，使之成为推动欧洲哲学思想、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古今相续、昭示永恒——太极图的后现代启示

“太极”是中国古哲术语，意为演生万物的本源。太极图由黑白两个鱼形纹合抱成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它形象地表达了太极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思。阴阳鱼外围配以八卦，合成“八卦太极图”，亦称“太极图”。

此图为后天八卦图，即下文中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阴阳八卦思想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明。相传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重叠八卦成六十四卦。这是把先民群体（无名氏）的创造归之于“文化英雄”（伏羲、周文王等）的说法。作为哲学范畴的“太极”，由战国时期的《周易》（包括经、传）提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宋人周敦颐绘“太极图”，完成太极八卦观念的图式化。其《太极图说》诠释“太极”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太极图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太极图中心阴阳鱼的S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伏羲太极图”，乾阳表南代夏，坤阴表北代冬，符合北半球季节变迁实况，显示了季节之变的顺时针方向并与宇宙天象旋涡运动相吻合。

太极图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体现了从社会人生到宇宙万象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这种特性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彼此发明、相互推进。这种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表现于人世间，便是“五伦”的良性互动共济，“和而不同”。

宋代周敦颐建构的太极图说，该图自上而下依序被解释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乾坤），阴阳生五行，之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万物，因此此图清晰的表达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万物生成论。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本来，从宇宙万象到社会人生，莫不包含阴、阳两种因素，月亮、女性、收缩、保守、响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太阳、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在机械论指引下的工业文明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引发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理性知识、分析、扩张被发挥到极致；直觉知识、综合、生态意识却被轻视乃至忽略。这种“崇阳文化”的无节制发展，已经造成“现代病”的蔓延：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已愈益迫近；其二，人际关系紧张，即便一个社会内部也有矛盾加剧的可能。健康的发展前途是：适度提升阴性因素，以达成动态的阴阳平衡。

恰值“后现代”门槛，一些站在科学及哲学前沿的西方学者，揭示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下意义。1930年，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说：“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决非仅属过去时，更具有现在时、未来时的意义。而和谐之道最完美的表述，莫过于太极图。

唐诗水浒、备受青睐——日本文学的希腊罗马

中国文学对国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广的。在唐朝众多的诗人中，尤其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广为流传、经久不息，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洛阳纸贵、轰动一时。在国外，白诗影响也甚为巨大，高丽国广为吟唱，日本国更为推崇。白居易生前，其诗已在日本国宫廷流传开来。至18世纪中叶，已约有十数种《白氏文集》的不同版本，广泛流传于日本各地。平易清新、俗而能雅的白诗吸引日本人，促成日本诗风朝此高妙境界发展。

日本文学深受中国影响，不胜枚举。日本的《源氏物语》多寓中华元素，如书中七夕传说径取中国七夕故事；《今昔物语》典出宋人常谨的《地藏菩萨象灵验记》；《宇津保物语》的刺客以七弦琴击藩主的描写，仿自“聂政刺韩王”的战国故事；中国的《佛说父母恩重经》一再为日本文学作品借用。日本现代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名作《项羽与刘邦》，题材与旨趣皆源自《史记》《汉书》。

明刻本《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是明朝施耐庵著的关于北宋时期宋江等108位好汉聚义梁山、替天行道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问世不久就传入日本，博得高度评价。后来，日本一些作家竟仿效《水浒传》，创作《本朝水浒传》《女水浒传》等；还有些日本作家将《水浒传》改编成戏曲、电影，可见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正如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所说：日本人非常清楚……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

远在异乡、大放光彩——元杂剧、明清小说在欧洲

海上新航路开辟，欧洲传教士联翩来华，中国戏剧随之被介绍到欧洲，在欧洲产生反响。17、18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一种新剧种Théàtre Chinois（中国戏）——多以中国事物为题材及背景，使用中国剧的服装、道具，甚至有时还夹杂着中欧混合语对白。1753—1779年，至少有10部用意大利文及法文写成的“中国戏”剧本。中国戏曲首先是元曲，被竞相译成欧洲语言。19世纪末，《元曲选》已有20余种被译成法文或英文。

被译成英文、法文的《元曲选》。

中国戏剧给欧洲思想家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伏尔泰依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形象地说明：“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的美德是不朽的。”这种观念，也正是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国观”。在纪念伏尔泰诞生200周年时，这出戏又重新搬上巴黎舞台，观众惊奇并赞叹不已。

中国戏剧在欧洲流传，使更多的西方人接触到中国古老文化，了解中国民族传统美德。同时，欧洲艺术家从中寻求借鉴，丰富其艺术创作。而欧洲的启蒙大师们则从中取得各种思想武器，批判当时欧洲的陈腐制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与中国戏传入欧洲的同时，中国小说也被介绍到欧洲。18世纪欧洲各国杰出作家，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艾迪生、高尔德斯密士等人都是中国小说的读者。席勒曾在一封信中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歌德从1781年读《今古奇观》起，至1827年为止，读完了《玉娇梨》《花笺记》《好逑传》等中国作品。他认为“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里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据说歌德晚年准备根据该书写一篇长诗，因去世而未竟。

阅读并盛赞中国文学、戏曲的德国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1749—1832）。

恢宏浩大、精美绝伦——“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中国雕塑艺术可以追溯到史前陶器，其独立发展始于秦汉。秦代处于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枢纽，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秦代的雕塑艺术正表现那一时代宏阔盛大的风貌。

发掘于陕西临潼骊山的秦俑雕塑，展示了秦朝雄伟的军阵场面，整个兵力配备组合，井然有序。这气势磅礴的阵局，充分展现了秦始皇当年统一中国的壮丽图景。秦俑雕塑采取写实手法，形体、结构、比例、质感、量感，都以比较严格的解剖结构作造型的基础。有理由推断，秦代雕塑的最高水平创作不会亚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代表作。

秦始皇陵兵马俑。（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秦代兵马俑的发掘，轰动世界。许多考古学家、艺术家和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联翩前往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赞誉道：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法国前总理希拉克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注：古代西方人以他们的眼界所限，曾把东地中海沿岸的古建筑称作“世界七大奇迹”：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弗兹城（土耳其境内）的阿苔密斯神殿、奥林匹亚（希腊境内）的宙斯神殿、博德鲁姆（Bodrum，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故乡，今土耳其境内）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的阿波罗巨像、亚历山大城（埃及境内）的灯塔。】，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卢森堡大公让更热情洋溢地留下了他的评语：“不得了，不得了!这些艺术品达到了非凡的水平，表现了中国人民非凡的天才，全世界人民都将在此受到鼓舞。”确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秦代兵马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语）是“中国文明和人类智慧的奇迹”（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语），是“世界上最好的精品”（卢森堡首相维尔纳语）。“这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法国佛朗西奈夫人语）

东方瑰宝、万园之园——西方人的“东方艺术幻想”

圆明园是中国古代园林中最为瑰丽多姿的宫苑园林。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历经雍正至咸丰五朝150多年。圆明园全盛时期，共有100多座各种类型的木、石桥梁，园林风景群100余处，楼、台、殿、阁等建筑面积约160，000平方米，比故宫的建筑面积还多10，000平方米。圆明园的建筑采取“以大化小”的方式，把多种建筑物集中为许多小的群组，分散配置于园内山与水相结合的自然空间内，从而创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格调各异的园林景观。圆明园还集南北园林艺术之大成，把“北雄南秀”的不同园林风格熔化于一炉；又以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西方园林建筑艺术相结合，创造了包括谐奇趣、大水法、海晏堂三组大型喷水池在内的一组特殊景区——西洋楼，为中国园林艺术增添新的色彩。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后的圆明园远瀛观遗迹。

圆明园通过法、意等国传教士的信函来往被介绍到欧洲。王致诚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详尽描绘圆明园后说：“中国人在建筑物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唯有佩服他们的天才宏富。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不由不相信，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他批评勒诺特风格的极端程序化，反对那种“什么地方都需要划一和对称，不许有独立自在的东西”的建筑风格。

圆明园的园林成就受到欧洲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将圆明园誉为“万园之园”“东方的凡尔赛宫”。曾出使中国，参观过圆明园的马戛尔尼说：“只有理想中的仙境可以比拟圆明园的幽美。”法国作家雨果认为，圆明园“是基于幻想基础之上的艺术，雅典女神则是基于思想基础上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赞颂圆明园“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无可比拟的杰作；它远远呈现在神秘的暮色中，就仿佛是欧洲文明地平线上亚洲文明的侧影。”

1860年10月6日至18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掠和焚毁。雨果严厉谴责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珍宝的暴行，并宣称：“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这是文明人发出的正义之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