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好
摘 要 孙述万，1925 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曾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主任、国立北平图书馆期刊组及西文采访组组长、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文章聚焦图书馆人孙述万，从家人回忆说起，以留存手写履历、友人来往书信、旧时照片和工作聘书等档案材料为线索，梳理考究孙述万生平和足迹，重点回顾他轮换多馆、辗转各地的图书馆从业经历，总结孙述万对中国图书馆学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 孙述万 文华图书科 国立北平图书馆 西南师范学院
0 引言
作为图书馆学研究中亮眼的一环，中国图书馆学人研究始于1930年代，对深化图书馆学科记忆及弘扬图书馆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图书馆学人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以个人研究或以第一代学人的个人研究为主[1]，主要围绕韦棣华[2]、沈祖荣[3]、裘开明[4]、袁同礼[5]、刘国钧[6]、杜定友[7]等展开。实际上，在这些学人的光环之外，还有不少待挖掘的图书馆学人物。王余光为“中国图书馆学史料丛刊”撰写总序时列出“二十世纪百位图书馆学文献学家简表”[8]，其中不少人尚无专文研究，更不说在此表之外的图书馆人了。近年这一情况有所变化，相继出现对于震寰[9]、吴光清[10]、邓衍林[11]等学人的研究；图书馆学人群体，如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学者群体[12]、美国华人图书馆员群体[13]、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14]的研究也逐渐进入学界视野。正如程焕文所说，忽视了人的作用，就相当于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而透过某个人物的纵向研究，逐步实现面向图书馆学人群的横向考察或是今后大势[15]。本文对孙述万的介绍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经程焕文教授介绍，笔者有幸与孙述万的孙子孙庆力取得联系。孙先生在5年前整理父亲档案时偶然发现有不少关于祖父孙述万的材料，包括手写履历、友人来往书信、旧时照片、工作聘书等。依据这些资料，可补充现有研究中的空缺，勾勒孙述万与图书馆事业的情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透过追述孙述万的图书馆生平，描绘其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细节，凝练当时图书馆人群的部分特征。
孙述万(1902.5.1-1988.6.2)，中共党员，字书城，号孟贤，学号爱伦，湖北黄陂泡桐人。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曾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主任、国立北平图书馆期刊组以及西文采访组组长、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务。袁同礼曾是他的上司，严文郁、邓衍林、裘开明、李汉元等是他的同学，钱存训、冯汉骥、吴光清、于震寰、徐家璧等均曾与他共事，他还曾是四川省资历最深的图书馆工作者。他投身图书馆事业60余年，辗转多处却始终不渝，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付出了心血。然而，他的光芒却掩盖在袁同礼、严文郁、裘开明等同时期学人的光环之中。早前曾有追忆性文章回顾了孙述万的图书馆奋斗史，黄彝仲情词恳切地讲述了孙述万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经历[16]，但该文对孙述万早年经历的回顾稍有欠缺，未能全面梳理他的生平故事。当前提及孙述万的研究大多仅是一言带过，尚无专文对其生平、工作经历及学术贡献作详细的介绍。本文希望通过对孙述万图书馆工作生涯的回顾，从编年角度挖掘和重现他的图书馆故事，为中国图书馆学人研究添砖加瓦。
孙述万先生致陈君葆先生函
谢荣滚主编《陈君葆书信集》 2008年
1 求学经历
孙述万，祖籍湖北黄陂县泡桐镇，据孙庆力回忆，那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孙家楼子村，地处大别山的边缘，这支孙姓的先祖是在清代嘉庆年间从江西某地的筷子街迁徙而来。孙述万的父亲孙作新(1869-1933)，字凤祥，在家排行老四。孙作新小时候就被送去河南学裁缝，后被老板打一耳光，致终身耳疾，挨打之后，他一气之下到武昌帮工，在崇福山街一家高姓裁缝店帮工时间最长。孙作新为人忠厚，因高家无子，老板去世后他便接下裁缝店继续经营并在此成家立业。1902年，孙作新喜得一子，取名孙述万，这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由于深知无书读、没学问的苦处，孙作新着力培养儿子读书，全家倾力供给。
自1911 年起，孙述万入私塾。后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均就读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孙述万常常得以半费或免费入学。1913 年，孙述万就读武昌圣公会府街口小学①，1916年就读武昌圣约瑟中学②，并于1919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半费待遇进入私立武昌文华中学③就读高中。1921年高中毕业后，孙述万仍旧以半费待遇进入武昌文华大学文学院就读，4年后获文学学士，期间他于1923年入读文华图书科，并于1925年毕业。据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毕业生名册载，孙述万为文华图书科第四届毕业生(1923.9-1925.6)，同期同学有杨希章、皮高品、曾宪三、严文郁、杨先得、白锡瑞等人[17]。直至毕业工作后，孙述万仍心系文华，除与李汉元、章新民等人代销《文华图书科季刊》外[18]，他还参与《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的翻译，负责翻译《捷克国国立图书馆》(正文中题为《卜拉圭公众大学图书馆》)部分[19]，参与该专号翻译工作的还有严文郁、蒋复璁等人。
2 工作生涯
孙述万毕业后曾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担任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孙述万前往西南地区，一方面投身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图书馆实践工作，助力西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2.1 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和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任职
1925 年，孙述万从文华图书科毕业后，便赴厦门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据孙庆力回忆，孙述万前往厦门是基于支持陈嘉庚的理念。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为裘开明，因其出国留学，故由冯汉骥襄理[20]。冯汉骥是孙述万的师兄，两人均毕业于文华图书科，任职经历也有着不少的交叉和重叠。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孙述万配合冯汉骥，一起规划建设厦门大学图书馆。同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厦门大学图书馆以机关会员身份加入[21]，孙述万也以个人会员[22]身份活跃其中，积极参与全国图书馆界的协作交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曾多次登出孙述万的会员信息。
据孙述万个人履历显示，1927 年3-7 月，他返鄂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任馆长期间，曾在湖北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上提交《拟建设武汉之大规模图书馆案》[23]。事实上，关于孙述万任职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时限，目前仍有不少争议。一是认为孙述万于1927年3-7月任职该馆馆长。《四川人才年鉴(1979-1994)》[24]《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25]与孙述万个人履历的记载均为这一时段；二是认为孙述万的任职时间为1928年春季至同年9月。《湖北省图书馆百年纪事》便是这样记载，而孙述万去职后则由冯汉骥继任[26]，这也与《湖北省立图书馆图书目录》序言中所说孙述万任职时限[27]相似。该段任期牵涉到李达、易均室、冯汉骥等人的任职情况，学人经资料的对比考究后，仍因史料缺乏而无法明确。当前研究倾向于1927 年3-7 月[28]，而孙述万个人履历恰也印证了该说法。
1927年8 月，孙述万再次回到厦门大学图书馆。1928年4月，原襄理冯汉骥转为厦门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孙述万与杨开殿同为襄理，次年4月冯汉骥离开厦门大学，孙述万接棒成为代理主任[29]。当时孙述万与妻子住在厦门大学提供的宿舍，宿舍位于鼓浪屿小岛，因此他们每天需乘坐专门接送的渡船到对面的厦门岛上下班。孙述万任职的1928-1930年间，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累计增长2万册[29]。孙述万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结束于1930 年7 月。据孙庆力父亲的档案，孙述万当时因妻子水土不服而离开厦门。
1930年8 月，孙述万前往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冯汉骥曾担任该馆主任，1931 年赴美留学[30]而离职，同年孙述万接任主任一职。1932-1933年7月，孙述万任浙江大学图书课课员，之后便离开浙江大学。事实上，离开的原因需追溯到几年前。1927 年浙江省试行大学区，但却遭到陈果夫等人的反对，他们欲将党派力量渗透到教育体制中，其后包括程天放、郭任远在内的浙江大学几任校长均采取严格的党化教育及军事化教育，高压政策让在校师生苦不堪言[31]。据孙庆力称，正是出于陈果夫排挤非党人士、浙江大学更换校长等原因，孙述万毅然辞职离开浙江大学。这次离职后，孙述万回到武昌并在家待业近3个月。
2.2 跟随国立北平图书馆辗转多地
1933年11 月，由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和同学严文郁推荐，孙述万前往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孙述万进馆后曾任中文期刊组组长[32]12，后来转任西文采访组组长，组员包括杨维新、李钟履、余炳元、王宜晖、吴文海、张增荣等，当时中文采访组组长为赵万里。他还兼任期刊组组长，组员有张树鹄、马万里[32]4-5。在北平工作期间，孙述万一家住在北平图书馆配给的宿舍，是距离文津街北平图书馆仅十分钟距离的陟山门街22号，一处位于景山公园西门与北海公园东门之间的独家小院。据孙庆力回忆其小姑(孙述万女儿孙善琳)在以前的来信中称：
“这里留下了爸爸妈妈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不久就被日寇打破了。”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离开北平，前往长沙设立办事处[33]。1937 年 9 月 10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袁同礼抵达长沙后决定与临时大学合作，筹建临时大学图书馆，并将原寄北平的书刊改为寄往长沙临时大学，袁同礼还建议国立北平图书馆随临时大学一同迁往昆明[34]104-107。
1937年12 月，馆员孙述万、邓衍林、颜泽霮、徐家璧4人南下抵达长沙，后又被派往香港，在香港般含道94号冯平山图书馆内设立临时通讯处[34]106。然而，1938年1月21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通报决议案，要求已经南下的馆员即刻返回北平[35]480-483。1月24日，孙述万等4人在致孙洪芬的来港工作函中仍支持袁同礼的南下提议，该函也指明了设立香港办事处的目的：
“以南下为宜”“始应守公命南来襄助一切”“因香港与国外交通邮寄均较便利……来港办理征集西文工程及专门科学书籍，并编制是项索引等事宜。既以补充北馆西书之未备，亦可聊供国人之研究参考。”[35]486-488
1938 年2 月3 日，孙述万、邓衍林、颜泽霮、徐家璧、余霭钰5人致函袁同礼，条分缕晰，力陈保留驻港办事处理由，认为香港办事处有国内外交通邮寄的便利，是“北馆”复兴大业之奠基石[35]506-507。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国际图书交换工作，并编印英文《日寇侵华录》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寇的罪行；同时接待从北平逃出经香港中转迁往西南后方的人员及家属，帮助他们办理船票和过境护照等。直至1943年9月，孙述万一直任该通讯处负责人。在港期间，他还曾利用交通之便，帮钱存训接收邮寄包裹，并转交《金陵学报》给李小缘[36]；协助燕京大学哈佛购书处购书[37]。在完成临时大学撤迁工作后，仅孙述万一人驻守香港，继续承担资料的运输中转工作，直到日军占领香港[34]131。孙述万的履历有这样一条记录：
“1941 年冬至，港沦陷，1942 年日寇劫掠400箱交换书。”
可以说，孙述万见证了日寇劫掠国立北平图书馆暂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珍贵古籍善本的全过程。1945 年孙述万在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时，还曾专门致信时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谈及国民政府组织追回书籍文物一事[38]。尽管当时孙述万已不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但他仍心心念念着祖国这批流散在外的文献典籍。
直到1943年10月，孙述万才得以脱身前往重庆。因为路途遥远，孙述万无法携带的家什均暂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马鉴处(在港期间孙述万一家住他家楼下)，经广州、梧州、桂林(到桂林后因无旅费继续前行，滞留一月)、贵州等地，最后到达重庆。孙述万在贵州独山县曾遇到同学王文山④，在他的帮助下乘资源委员会的车，经贵阳，于1944年元月抵达重庆南岸。3个多月，近两千公里路程，历经千难万苦，孙述万终于到达重庆，随后他回到重庆国立北平图书馆任编纂，这一工作直至1944年2月结束。
2.3 结缘西南三十年
当时重庆通货膨胀，生活艰难，孙述万的薪水无法维系全家5口人的生活。恰逢此时，严文郁邀请他去其任职的重庆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工作，于是，孙述万离开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转而就职于该公司。1944 年3 月起，孙述万先在重庆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后又任总务科科员，负责管理公司资料室、图书室。
1951 年底，受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同事、西南文教部文化处科长马耕渔邀请，孙述万转到重庆教育部门，并赴重庆大学任教授及图书馆主任[39]。1952年4月，原任职于重庆大学的孙述万与原任职于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光禄⑤对调，孙述万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40]，任教授、图书馆主任，期间还曾担任该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41]。作为解放初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三大教育单位之一[42]，尽管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办学历史较短，但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人才的功劳难以磨灭。早时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共有4 个专任教师[43]，孙述万便是其中之一。据西南大学现存“—九五三年度图博科二年级暂行课程”档案，可知孙述万曾任图书组“西文编目”课程教师，对西文编目的造诣颇深；同时，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还承担部分学生的实习课程指导工作[40]。据其同事黄彝仲回忆，孙述万在授课时喜欢使用导师交流方式，而非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他常常与学生就某个问题展开长达几小时的深入探讨，以此传授理论和实践经验[16]。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探讨模式深入到了孙述万的生活中。孙庆力在1979 年和1981 年暑假期间曾去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孙述万处小住，他回忆称：
“（祖父）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说话很慢，由于长期生活在重庆，四川话的腔调里依然带着大量的武汉口音”“他总是笑眯眯的，似乎总是有很多问题要问，很多话要讲。他最高兴的是你向他提问题了，一般是回答了之后，还会引申出更多的问题，常常让我来不及“消化”，这时他会及时打住，提醒我留着思考。”
在教学之外，孙述万还承担着繁重的图书馆馆务工作。一方面，他为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引进苏联图书馆管理模式，规范图书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他极其重视图书馆人才培养，为当时的图书馆员工开设进修班，教授“图书馆学概论”“图书分类学”“图书馆目录”“工具书使用法”“读者工作”“汉字排检法”等课程[44]。在孙庆力儿时，孙述万就曾向他介绍过图书馆：
“他说放在书架上的书，如果放在你的脑袋里，就变成了智慧；还有就是如何更快地找到那本可以变成智慧的书，这就是图书馆要做的工作。说实话，当时我还真不是很明白。”
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期间，孙述万与吴宓结下深厚友谊，吴宓常去图书馆借阅书刊[45]、提交定书单[46]，孙述万也会去吴宓家中商讨事宜[47]。1956 年，吴宓将珍藏多年的图书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还为这批图书撰写题跋、汉译名、作者简介、内容提要等，并多次与孙述万商讨捐书各项事宜[48]。据友人回忆，这批图书都是善本，入藏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时均盖了吴宓先生捐赠的钤记[49]。吴宓还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孙述万为图书馆订购西洋文史类书籍[50]65-66、《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50]96等事宜。
此外，孙述万积极参与图书馆界交流。1979年他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先后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51]；同年，参加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第一届副理事长[52]，任职期间，孙述万参与撰写中国图书馆学会委托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完成的图书馆中等专业教材，主要负责《国外工具书举要》教材的编写工作[53]，并为学会年会撰写论文《国外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孙述万还是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学术顾问，曾获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79-1985 年科研成果荣誉奖[54]；1980年孙述万任重庆市图书馆学会首任理事长[55]。
1982 年孙述万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从西南师范学院退休，1988年6月2日在重庆北碚因病去世，终年86岁。逝世后，孙述万的藏书和手稿捐献给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该馆曾专设孙述万馆长纪念室，展出部分捐赠的图书、手稿。可惜，这批图书后来因失火、保管不善而散失，据悉该批资料中还有不少翻译未出版的手稿资料。
3 人物画像
中国的图书馆精神——“爱国、爱馆、爱书、爱人”[15]，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描绘孙述万的人物画像。
首先是爱国，不畏艰险，激荡奋斗热血。作为第二代图书馆学人或“文华”一代[56]，孙述万怀着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追赶国外图书馆学发展的满腔热血。然而1930年代的战争却让其热爱的图书馆事业受到重创，但孙述万仍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在浙江大学受到排挤，便前往国立北平图书馆；受到战乱影响，便听从袁同礼安排南下长沙、前往香港以期复兴图书馆事业；香港沦陷，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仍辗转到西南大后方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撤销了，便留在图书馆继续工作。无论是孙述万的哪个选择，无不受其身为图书馆人的爱国情怀驱使。抗战期间，孙述万曾翻译萧采瑜的《战后我国图书馆复兴计划意见书》[57]，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恢复提供了建议。事实上，不仅仅是孙述万，这种爱国情怀正是其时图书馆人的真实写照，包括前文曾提及的袁同礼、邓衍林、颜泽霮、徐家璧等人，无一不为战时保存典籍、传播知识、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而奋勇奋斗。
其次是爱馆，兢兢业业，关注馆内实务。孙述万几十年如一日投身图书馆实务工作的经历正是其时图书馆人的缩影。从1925年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直至1984年从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退休，半个多世纪以来，孙述万一直沉浸在图书馆工作之中，他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其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挂钩。或许是孙述万从小便就读教会学校的缘故，其外语水平较高，除英语外，还掌握法、日、德、意、俄等多种外语[58]。他对外文文献著录有独到的创设，无论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西文采访组组长，还是为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学生开授“西文编目”课程、使用西文著者姓名字母编码替代原本繁琐的《克特著者号码表》[58]，或是编写《国外工具书举要》教材、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翻译文稿、帮《四川图书馆学报》校对稿子[59]，都直观地表现出孙述万较强的外语能力，而这恰恰也被其直接运用到教学和实践工作之中。孙述万专注于图书馆实务，默默运用自身技能勤勤恳恳工作在第一线，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逐渐成为地方图书馆领导和业务骨干，这也恰恰印证了程焕文教授所说第二代图书馆学人的特征[15]。
最后是爱校，传递文华精神。出身文华图专，孙述万身上带着文华情怀，他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任教，正是文华精神向下一代图书馆人传递的见证。1949 年后，在院系改组调整下，孙述万相继调入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比对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与文华图专的课程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开设，还是实习课程的展开，两所学校都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所选用的教材也是毕业于文华图专的毛坤先生所译的《西洋史部目录学纲要》《检字法大纲》[60]。尽管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科开设短短几年就停办，但仍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包括张德芳⑥、许万雄⑦、卿迪夫⑧、彭世应⑨等在内的图书馆人才，他们成长为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西南地区相关图书馆单位的骨干和核心人物，他们不仅仅带动了当地图书馆发展，更通过编写教材、举办培训班等形式为西南地区继续培养一批青年的图书馆工作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时图书馆人青黄不接、人才断档的困顿局面[61]。这不能不说是包括孙述万、汪应文、邓光禄、黄彝仲等在内的文华学子努力之成果，也是文华精神代代延续的体现。
4 结语
孙述万一生有近60 余年的岁月投入在图书馆学教育及图书馆事业，足迹以湖北为起点，遍经福建、北京、湖南、香港、云南，最后落脚四川，成就了四川省“最老的图书馆工作者”[62]这一佳话。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与孙述万在图书馆实践工作上的丰富经验相比，他的学术成就略为逊色。尽管孙述万参与了图书馆学教材编写、文献翻译等工作，但影响有限，相比同时期的图书馆学人邓衍林等，孙述万著述相对较少，未有留世之作，其学术思想难以有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这或许也是他湮没于图书馆学人研究大潮的原因之一。尽管孙述万并不如韦棣华、沈祖荣、裘开明、袁同礼等为学人熟知，但其恰恰是当时一大批图书馆人画像的缩影。他们在战乱时期迅速成长，兢兢业业但又默默无闻，或以教师身份培养新一批图书馆青年才俊，又或是作为业务骨干带领着图书馆稳健成长，成为第二代图书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学界对这群图书馆学人的关注度仍远远不够，一手资料的挖掘更是少之又少，今后仍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致谢 感谢孙庆力先生提供档案、照片等资料；感谢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邓小昭教授对文章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现武昌青龙巷小学。
②位于武昌崇福山街49-51号，原为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日知会学校内的救世堂，1901 年在此兴办书包阅览室，名曰“日知会”。1906年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此组织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1919-1927年，教会在此开办圣约瑟学堂，设中小学。见：杨朝伟：《历史文化街区昙华林》，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纪念牧师文惠廉(W.J.Boone)于1871年开办的文华书院。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教育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9-200页。
④1923年毕业于文华图书科，时任交通部人事司司长。
⑤文华图书科肄业，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研究生，曾任华西大学教授及图书馆馆长，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图书科主任。1951年8月任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教授，1952年调至重庆大学，讲授“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学”课程。见：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编写组：《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⑥195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图书馆，历任采编部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曾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等职务。代表作有《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中文期刊工作》等。见：张德芳：《我的治学经历》//俞君立，黄葵，罗武建：《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282页。
⑦195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后回重庆图书馆工作，曾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四川图书馆学报》编委，重庆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等职。代表作包括《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馆藏书建设论略》等。见：《四川图书馆学报》编委：《许万雄先生谢世》，《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2期，第70页。
⑧195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后到四川师范大学（原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历任采访组组长兼文献检索与利用教研室主任等，曾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分类编目委员会委员。见：麦群忠，朱育培：《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年，第542-543页。
⑨195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历任副馆长、馆长，曾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医药院校图书馆协会成员馆负责人等。见：陆宁都：《“书海”遨游四十春育才创业历艰辛——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馆长彭世应》，《贵图学苑》，1994年，第3期，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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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格式 陈润好.孙述万生平述略[J].图书馆论坛，2020，40（4）：101-108.
作者简介 陈润好，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9-11-06
《陈君葆全集·书信集》 孙述万致陈君葆函(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君葆先生赐鉴：过去以敌人在港横暴，未敢通音候，不过时在系念中。弟来渝后，即在本公司服务，均托庇粗安，藉堪告慰。今日寇已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八年苦战，得见胜利，举国狂欢，在笑靥上淌下泪来。
台端及留校港大同仁，被敌人迫在铁蹄下从事地下文化工作，港大校产得以保全，祖国文物不至散佚，论功绩不亚于前方浴血战士。在过去三年半沦陷中，无时不在水深水热之中呻吟，痛苦莫可言喻。今特驰函慰问，并致敬意。守和君于今春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并代国宣传，今在英伦，闻不久返回，或将假道香港。
关于台端留港劳绩，前已与蒋慰堂馆长谈及，并请其与朱教部长、杭次长，转请我国来港受降大员特予保护与慰问。关于敌人在港掠去之书籍文物，闻政府已组失物委员会赴东京追还，料定台端将有东征之一日。
不尽欲言于此，致颂阖府均安！
弟孙述万拜八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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