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述万，文华图专本科第四届(1923.9— 1925.6)毕业生。

本文作者孙庆力系孙述万之孙。

在祖父生前，我只见过他三次，每次都是一个月左右。1967年他回武汉看病，那时 我还小， 一点印象也没有。另外两次是1979年和1981年，去北倍西南师范学院(西师) 他那里过暑假。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说话很慢，由于长期生活在重庆 四川话的腔调里依然带着大量的武汉口音。他看着你时，总是笑眯眯的，似乎总是有很 多问题要问，很多话要讲。他最高兴的是你向他提问题， 一般是在回答了之后，还会引 申出更多的问题来，常让我来不及“消化”,这时他会及时打住，提醒你留待思考。我想 正因为这样，学校的年轻老师以及学生也经常来家里向他请教。因为时间过长，以至等 他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这是我在西南师范学院时常常碰到的。在那个暑期里，我多次 陪他从石岗村的住处去图书馆上班，或接他下班，已80岁高龄的他精神还抖擞，没有一 丝倦意。在路上，有一次祖父给我介绍图书馆时说：书架上的书如果放进你脑袋里就变成了智慧，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如何为你更快地找到可成为智慧的那本书。
祖父孙述万，字书城，号孟贤，学号爱伦，湖北黄陂泡桐人，1902年5月1日出生 于武昌，长子。我们家的祖籍在湖北黄陂的泡桐，地处大别山的边缘，土地贫瘠。据说 我们的先祖是咸丰年间由江西的某地筷子街迁徙而来。曾祖父孙作新(1869— 1933),字 凤祥，在家排行老四(幺房),因为手巧勤快，很早就来到武昌崇福山街，在一家高姓裁 缝店帮工。他为人忠厚，因高家无子，在老板死后，他便接下裁缝店继续经营，并足交租金。由于深知没有读书的痛苦，故曾祖父立誓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全家倾力供给。
1911年祖父始读私塾，之后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家附近的基督教美国 圣公会学校读书，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常常半费或免费入学。1913年，祖父就读 武昌圣公会府街口小学，1916年入武昌圣约瑟中学，并于1919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半费待 遇进入武昌文华大学校备馆就读高中(大学预科),于1921年入文华大学文理学院。1925 年，祖父取得武昌私立华中大学(1924年由文华大学改名)文学学士暨文华图书课毕业。 毕业后文华图书科推荐的工作去向有两个： 一个国立北平大学图书馆，另一个私立厦门大学图书馆。由于祖父敬佩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理念而择定了厦门大学。

他来到成立不久的厦门大学图书馆任馆员，配合他的师兄冯汉骥主任(文华图书科1923 年毕业),为厦门大学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后在冯汉骥离开厦大后接替主任职到 1930年7月。在此期间，祖父与冯汉骥一同在文华图书科学兄裘开明(文华图专1922年毕 业，前任主任)的基础上用所学到的西方图书管理经验，规划建设厦大图书馆，并积极参与全国图书馆界的协作交流，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对图书馆初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至1928年，祖父回武昌与祖母完婚。受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之邀，任武昌 湖北省立图书馆代理馆长。其间，在湖北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上以馆长职提议并获通过《建 设武汉大规模图书馆案》，议案列举了理由、规模、资金来源等。该图书馆于1936年在 武昌蛇山南坡建成，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省立图书馆。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被完好的保留下来。在湖北省立图书馆工作约半年后又返回了厦门大学图书馆。
祖父离开厦门大学图书馆后，1930年8月来到杭州，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馆 员、主任，后任浙江大学图书课课员。后来因陈果夫排挤非党人员，浙江大学更换校长， 反复改组调整，感到失望的祖父于1933年8月辞职回了武昌。1933年11月，经文华图 专校长沈祖荣和同学严文郁(同期毕业)的推荐，祖父赴北平任国立北平图书馆西文采访组、期刊组组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就被日寇占领， 一部分馆员坚决不愿在日寇的占 领下工作，分批流亡前往长沙。祖父留下祖母、父亲和大姑，与另外三位中层馆员于11 月离开北平前往长沙。副馆长袁同礼召集人员，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设国立北平图书馆 办事处“商讨今后办法”。然而抗战形势的不利发展，认为长沙终将不是后方之地，长沙 临时大学也将继续西迁昆明。于是1937年12月副馆长袁同礼带领部分北平图书馆员工，辗转来到香港。
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在沦陷前，是抗战时期西南后方对外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前往 沦陷区通道。北平图书馆在此设立香港办事处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任命祖父为 香港办事处组长。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七七事变”前就设在北平图书馆，其 下设开展日常工作的理事会，理事长为袁同礼。理事会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世界各国 图书馆协会组织的交流，进行国际图书交换，接受国外图书的捐赠等。祖父一直也是中 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因祖父精通多门外语， 一直兼任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工作。他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表、翻译文章，如《战后我国图书馆复兴计划意见书》等。
赴港后祖父编辑翻译《日寇侵华录》(英文)一书，通过与各国的图书交换工作，向世 界各国控诉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也搜集内地沦陷区的报纸、期刊， 还通过国际图书交换、接受赠与、购买图书，用于后方的需要。至1940年，同道赴港的 北平图书馆员工陆续返回到昆明西南联大，仅留下祖父一人坚守香港办事处。这期间， 不断有从沦陷区逃出的北平图书馆员工及家属，需通过香港转道前往西南后方。此时中 国沿海已被日寇完全控制，去往西南地区只能乘船到法属安南(越南)的海防登岸，再转道(通过窄轨铁路)西南后方，他们的过境护照和船票需要祖父为其申请办理。1938年5月，祖母也带着年幼的父亲及两个姑姑逃出北平，经天津乘船来到香港。在天津转船时 遇到日寇占领军检查而受阻，祖母持祖父的信求助他的同学李汉元(文华图专1926年毕 业，时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任职),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乘船到达香港与祖父团聚。小姑这时才五个月大，祖父为她取名琳，以慰其出生时不在身边的缺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经过两周的抵抗，总督杨慕琦宣布投 降。由于事变突然，祖父一家被困香港。此时有四百箱交换书存放于冯平山图书馆，这些图 书都是指定通过交换而收集的外文工具书，时为西南后方等单位所急需。同时存放在冯平山 图书馆的还有原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一批珍贵的古籍图书，共111箱3万册，大部分为明代的 版本以及极为珍贵的《汉代木简》等。这些古籍善本是郑振铎、张元济等人申请中英庚款拨款，从上海的藏书人手中购得，并秘密寄到香港，打算择机通过缅甸仰光运往重庆。
日寇占领香港后，派人查封冯平山图书馆，威逼利诱，强词夺理指这些图书为打算 盗卖到西方的文物，为之后的掠夺制造借口，馆长陈君葆据理力争。同时，日本人强命原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其服务，祖父等忍辱负重，暗地里留意存书的去向。
祖父在后来留下的记录中这样写道：“香港沦亡于日寇，旧国立北平图书馆港通讯处 存港中外全部图书被日寇占馆掠夺，在日寇军事占领下，香港大学图书馆人员在武力之 下被迫为其临时雇员，因此通讯处不免于难，余仍担任看管原图书事，不久后日寇捆载掠劫到日本，当时属大势已去……于九月间我离开香港…… ”
1943年9月，祖父母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香港开始逃亡，经广州、梧州、桂 林、独山、贵阳，于1944年1月抵达重庆，路途1500多公里，历时3个月，其间的困苦可想而知了。
抵渝述职后，祖父任设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编纂。此时的重庆 物价上涨，祖父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生活已实属艰难了，经同学严文郁先生推荐转供职于天府煤矿公司图书资料室。
重庆解放后，西南文教处的马耕渔先生(前北平馆同事)邀祖父回教育界，1952年1 月任重庆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5月又因院系调整的需要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图博系教授。此后，祖父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直到去世。

说明：《祖父孙述万生平介绍》记载的内容，都是本人根据家里留下的资料、信件、照片也到图书馆查阅了相关的资料相互考证整理出来的。
西南师范学院经历所知不多，可参考西南师范学院黄彝仲教授的文章《良师同事益 友 缅念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生的孙述万教授》，刊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在此略过。
作者简介孙庆力，华中航运集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