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贯通：扩展隋唐帝国政治视野

自安东都护府建立以后，虽然辽东一带治所偶有变动及高句丽的遗民反抗，唐政府在短暂的设置安东都护府以汉官参理制度转变为以高句丽原有首领参理的羁縻府州政治手段，垂拱二年(686年)重新起用高句丽王裔，加强对安东都护府的管理。唐朝封高藏的孙子高宝元为王，绥抚高句丽遗民。不过此时的高句丽王与原有的隋初期松散的地方自治体系已经不同，唐中期在结束隋唐东征后是安东都护府直接控制的、以高句丽遗民为主的羁縻机构。

高句丽国王已经不再是高度地方自治政权的君王而是唐朝羁縻机构中的象征性首领，唐朝需要假借其声望，通过对其册封与羁縻，来绥抚高句丽遗民、稳定东北边疆。高句丽国王在安东都护府的羁縻机构乃至唐代政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处于唐朝的严密监管之下，更多时候被羁留在内地。羁縻机构的地方事务由其他忠于唐朝的高句丽贵族管理。

隋唐王朝初期镇抚东北，营州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隋炀帝、唐太宗、高宗东征高丽，陆路之师均必经营州(柳城)。东征高丽的隋唐军，多在营州积草贮粮。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丽，“北输粟营州”。班师回军途中，太宗亦至营州，在营州祭奠战亡者，“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下葬”；同时亦在营州会见各少数民族，安抚民众“诏营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已下”、“宴会父老年七十以上，契丹、奚蕃长以下，各班赐缯锦绫数千万段”。

唐征高丽战争中营州的战略枢纽地位得到充分体现。而伴随着安东都护府的设置，初期安东都护府归属营州都督府管辖，初期统辖范围，为高句丽政权的旧境和臣服于高句丽的靺鞨部落地区，西起辽河，东临日本海，北到今黑龙江省南部和俄罗斯滨海州东南部，南至今半岛大同江以南，与新罗接壤。

辽西辽东再度连为一体，营州的战略地位与安东辽东城、新城、建安城这些原高丽山城的各战略城池因隋唐营州入安东道的开辟而连为一个整体。由营州进而辐射到辽东各城，由辽东城进而沟通南侧的半岛及辽东半岛区域，北侧联通新城及靺鞨所在的各少数部族的部落。

辽东一带的道路经由隋唐两代的开发，随着唐朝中前期民族政策的包容及稳定，东北边疆一带也迎来了人口的内迁，极大地充实了东北边疆的人口组成。唐政府在其地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辖原高句丽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疆域的扩大及人口的充实也极大地开辟了隋唐王朝的农耕文明视野。原有的以营州(柳城)为东北边疆门户的地位也一步步向辽河流域持续推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农业人口的渐次增长。在西汉时期，辽河及大凌河流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的农业开发，之后由于东胡的不断扩张而逐渐退缩到渝关以内。农业人口完成了大凌河流域的最早期的开发，伴随着农牧分化与长城的建立，大凌河流域成为农业边疆地带，呈现出农牧混合的特色。

东汉以后，少数民族的内迁开始改变这一地区的固有面貌，为应对这一变化，“辽东属国”成为边疆管理的另外一种尝试，大凌河流域逐渐被划分到临渝之外，过渡区的概念在区划中逐渐显现。随着鲜卑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出于自身的发展要求，推动了大凌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而影响到这些政权的组织形式，游离于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混合型的国家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导。

唐代对大凌河流域及辽河流域的治理，尤其伴随着被高丽占据的辽东的回归，辽河彻底成为唐在东北边疆的内河。与隋唐前代在辽东地区设置辽东属国不同，隋唐广泛采取因俗而治、因胡而治的羁縻府州政策，羁縻府州与汉制郡县水乳交融，散落在营州与安东的交通线上。中原的农耕文明伴随着政治触角在东北的进一步深入，由屯田逐步转化到民用耕田。

“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大力经营，效果显著，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也稳定了社会秩序，边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补充了军事供给之需，从而免去从内地调运粮食之劳弊。由此而言，营州入安东之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用。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营州正是处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

隋唐以前，中原政权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在此期间，东北疆域和其它边疆地区一样，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彩巩固而发展和巩团起来。这主要标志在唐以前东北地区是通过设置郡县以及置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护东夷校尉来实行管辖的。

而唐时便发展成为直接在东北各民族聚居地区普遍地置府州县以及中央有较强的羁縻府州政策。此后，管辖东北地区的政权辽、金、元、明、清，无一不是沿袭唐代普遍地在各聚居地区设官置将，以有效的行使管理。隋、唐在东北的行政建制上对东北区域历史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作用。

一发全身：隋唐王朝政局缩影

唐玄宗曾一语道出营州在东北边疆的重要地位。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叛唐，营州失陷。唐政府对东北边疆民族失去了直接的统治，以致周边的各部族即便想要归附唐却无所依投，进而为敌对政权所侵扰的现象。由此可见营州在唐王朝东北边疆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同理，安东都护府不能单纯视之为辽东故郡襄平城辽东城，从安东都护府前期设置的情况来看，建安城、辽东城、新城，均曾是安东都护府的治所。辖区几乎包含整个辽东(辽河流域、浑河流域、鸭绿江中下游流域)且建安、辽东、新城三者依辽河、贵端水(浑河)、大体沿辽河平原走向，向北可以辐射渤海、室韦；向西北可以控制奚、契丹；向南可以制衡新罗、百济；向西可以与营州、怀远等合兵一处。

由此可见，治所迁移仅仅用原有的高丽部族是否臣服是无法一以概之的。建安、辽东、新城组合为安东都护府的整体，体现出经七十年的“辽海之险”后，唐帝国统治者对东北边疆的良苦用心，体现了唐太宗、唐高宗两代对东北各少数部族“视之如一”的包容并蓄的愿望。前期自营州出发开辟至安东各重镇的道路，对之后的东北边疆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自此，各少数部族在经营、幽、燕乃至中原贸易朝贡之时。可以不受高丽等的阻隔，同时，以营州、安东都护府为代表的东北城镇也快速地实现了民族的进一步交融及发展。反之，在营州之乱后，黑水靺鞨在鸭绿江上游建立渤海国，之后随着营州与安东通道的渐次废止，渤海国与唐王朝的贸易大多采用了经由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路，这种不稳定因素也间接导致了渤海国地方政权的离心势力的加强。

而由于营州及安东民族杂糅的特殊性质，及高丽平定之后人为的人口迁移，州郡治理水平的好坏，也影响着在辽河流域及白狼水流域的清宁安定。武则天时期，营州都督赵文翙引起了营州区域契丹部众的激烈反抗。而伴随着营州的内迁渔阳，这种动荡所引发契丹反唐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营州失陷，安东都护府也随之迁到平卢。

从而造成营州境内的靺鞨人渉辽河而东进而另立了渤海国，辽西与辽东一带的道路再次出现中断，开元五年(717年)玄宗复营州于柳城，并且鉴于边疆战事日渐增多之故，于营州同时置平卢军使。

七年(719年)平卢军使升为平卢节度使，加强对东北边疆的军事控制。由于契丹军攻陷营州，也造成东北通往内地的道路被阻断。靺鞨原有的朝贡贸易被破坏，只能从海道进趋中原，朝贡频率锐减。而伴随着营州的复置。

由此可见，营州入安东的通道，是沟通辽东和辽西的军事、贸易、民族交流的大动脉，营州与安东都护府的安定与否，也决定着东北腹地是“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还是“马称龙子几来嘶。自从辽水烟尘起，更到涂山道路迷。今日登临须下泪，行人无个草萋萋。”同样营州入安东道的通畅与否，同样也决定着营州与安东东护府的整体安东与否。两者互为整体，而作为东北边疆的大门户—营州的行政稳定是制约整个大凌河—辽河流域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