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回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浙东的成功运用，收编各类武装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浙东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周势力的策略。所以我们一进入浙东就十分注意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包括地方开明士绅及地方实力派。对于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同志指出: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

我们在浙东敌后，高举抗日的旗帜，巩固和发展浙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了许多开明士绅、爱国人士，如三北、四明地区的虞家芝、虞在璋、朱祖燮、叶志康、张志飞(后为党员)、毛契龙、李纪佑、邵之炳、朱祥甫等，金萧地区的吴山民、何燮侯、钱之葬等。他们对我们创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一次反顽自卫作战前，我们就同兰北地区的顾小汀、魏显庭、孙运达建立联系，说服他们保持中立，使我们能集中兵力打击顽固派艾庆璋。驻扎在四明山周围的张俊升、田帕山，实力雄厚，对我们在浙东的立足与发展关系甚大，争取团结他们，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田帕山、八十九团张俊升，因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排挤，驻扎在上虞敌后，田岫山部以下管为中心，张俊升部以章家埠为中心。区党委分析了田、张部这一特殊情况后认为，如果能争取与他们搞好关系，对我们在四明山地区站住脚，打通与会稽山的联系，关系重大，决定主动派人同他们取得联系，争取其共同抗日。

田岫山，河北人，行伍出身，1928年起先后在山东烟台等地国民党部队中当了6年兵，1934年，他所在的部队独立第四十五旅进入福建。由于他学得一套刺杀技能，又被留在训练班当了一学期的小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十五旅驻防上海阂行、南汇一线。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四十五旅被日军打散，多数军官逃亡。田岫山会同部分军官收拾残部，依旧沿用四十五旅的番号，在上海附近的青浦一带活动，部队发展到六七百人。由于田岫山打仗勇敢，又能笼络人心，所以在部队中有一定的威信。1938年，四十五旅扩编为第三十师，田岫山为八十八团团长。

张俊升，也是河北人，曾任四十五旅教导队队长，因有恩于田岫山，故结为生死之交，1939年张俊升任三十师八十九团团长。此后，他们曾在浙北嘉善，江苏松江、吴江等地打过游击，1941年底奉令调来浙东。1942年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因被国民党有意配置于第一线，险遭全军覆役。于是，他们乘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陷于一片混乱之机，来到四明山周围地区，过着占山为王的生活。

1942年秋，国民党浙江省当局为控制田、张两部，便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名义，将皖南第二游击区副指挥张鉴基召到天台，想利用张蛮基原是三十师师长，是田、张的老上司，又深受田、张的尊敬这一关系，把田、张诱到天台，然后用武力解决之。由于张奎基不从，结果被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宣铁吾等人暗杀，并宣布田、张两部为叛军。1942年秋末，我军初次挺进四明山时，正是田岫山发誓“宁愿为汉奸也要报老师长之仇”的时候。

1942年10月，正是我军准备在三北进行第一次反顽战前夕，形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得知田岫山准备渡姚江北上，有投降日军的迹象。我们首先派侦察参谋张任伟持何克希的信和礼物去田部打探消息，张任伟回来后，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何克希便提出亲自出面去田部做工作，争取田岫山放弃投日的主张，与我们合作抗日。我与张文碧等都认为这样做太危险，认为田岫山反复无常，阴险毒辣，万一他翻脸不认人，我们无法向领导和全体指战员交代。但何克希以民族大义为重，将生死置之度外，执意要去，最后我们也同意了。

11月中旬，何克希带张任伟及警卫人员亲自到三七市与田谈判。何克希为争取田岫山，披肝沥胆，以诚相告，劝其切勿铸成大错，成为民族罪人。田则坚持借日军之手报师长之仇的论调。这次谈判虽劝阻未成，但加深了田对我们的了解，为以后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大群众把这件事称为“何司令单刀赴会”，在当地传为美谈。

田姻山到余姚后便投敌了。后来，出任“浙东剿匪安民纵队”司令，占据周巷等地。我们曾几次警告他，要他少做坏事，不要走得太远了。1943年4月，田岫山发现日寇对他有些不放心，准备反正，要求我军在他反正时能援助他一下。我与何克希等同志为了争取田在反正后能和我们携手抗日，便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田岫山杀了日军官兵几十人，在周巷反正。那几天，我们派第五支队主动攻击闸口敌人据点和必家棣等地的敌人，掩护田部渡过姚江，进入四明山区，并划上虞的下管、丁宅街一带作为他的驻地。在掩护田部转移的过程中，五支队的中队长张文荣、指导员凌汉琪等31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3位指战员负伤。这事令田岫山大为感动，多次表示钦佩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胸怀。

6月22日，何克希同志又到下管同田岫山、张俊升举行三方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团结抗日的协议。，并应田的请求，区党委派了黄源、金乃坚、俞菊生、马婉青等去田部帮助工作。张俊升与田岫山不同，他为人比较正直，有文化。经过我们不断工作，双方关系逐渐得到加强。并应张俊升的请求，区党委派王文祥、金子明、俞德丰、荆子刚等同志去张部帮助工作。

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效地争取了田、张两部的中立，便我们在主动进入四明山后的半年时间里，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时间，对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统战工作中，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44年12月10日，收编了四明山区王鼎山、单孝升为首的几十股绿林军。这些绿林军为害四明山60余年，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年10月，他们遭到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及嗓县、断昌、奉化各县自卫队及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几十股绿林军公推王鼎山为总头领，单孝升为副总头领，分头阻击国民党的进攻，经过10多天的战斗，绿林军被国民党赶到了邮县上东区高风村为中心的方园二三十里的地方，加之缺粮少弹，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王鼎山派人找我浙东抗日根据地上虞县办事处主任陈山求援。原来，早在1941年冬，陈山就受原绍属特派员杨思一的指派打入绿林部队工作过半年。结识了许多绿林中的头面人物。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知道了陈山的真实身份。陈山接信后，立即到梁弄向区党委汇报此事。我与何克希、刘亨云、张文碧等立即开会研究，考虑到这些绿林军多是受压迫的农家子弟，应该团结争取改造他们，所以我们决定“策动和促使他们起义找向我们”。我们让陈山去转告他们:弹药不能接济，但欢迎他们来归我军一道抗日;如和我们一道抗日，而道顽固派进攻，我们可以支援。

过了十来天，他们又派人送信给陈山，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且烧了山寨，背了祖宗牌位，携带家眷近千人下山找靠我军。我们决定派陈山、张季伦率五支队一大队前去谈判与接应。临行前我们告诉陈山:委用切身经验向他们指出，报敌和找向顽固派决没有前途，只有参加抗日的新四军才是唯一出路，将有光明前途。但又要实事求是向他们说清楚我们的生活还较艰苦，只能保障必要的生活供给，还要告诉他们遵守我军的纪律。第三天，陈山、张季伦就把这支部队带到了我们根据地。12月17 日,浙东区党委呈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正式批准该部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峰新奉抗日}}l动总队”。王鼎山担任总队长，陈山、单孝升为副总队长，共370人。

后来，我们派干部对这支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政造，收到十分明显的效果。许多人都认识到我党我军争取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的宗旨，自觉遵守我军的纪律，与当地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真正成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也有一些惯匪，积恶难返，后来逃跑了。副总队长单孝升，由于缺乏自我改造的决心，一再要求离职，我们本着“来者欢迎，去着欢送”的原则，同意他的请求。并告诫他不要再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此人后来落草为寇，最后被国民党奉化县的地主武装枪杀，落得可悲的下场。王鼎山参加我军表现很好，后来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华野一纵三旅的副团长，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中级指挥员。

我们收编了四明山绿林军后不久，另外一支活动在新昌一带的“显超部队”也来到梁弄。“显超部队”是由进步青年吴显超(吴泽英)等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有70余人，在奉(化)新(昌)公路沿线积极打击日寇和汉奸。1943年冬，中共嵘(县)新(昌)县委主动派党员孙平与吴泽英取得联系。此时，吴泽英因屡遭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暗算和排挤，十分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雌新县委遂派孙平到该部工作，同时决定该部仍坚持灰色隐蔽的政策。1944年10月，嵘新县委书记邵明到梁弄找到我与何克希同志汇报情况，要求派军事干部去吴部工作。我们研究决定派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张任伟去吴部负责军事指挥。

1945年1月，国民党新昌县政府为了消灭异己，准备对吴部实行武装缴械。中共嵘新县委当即决定该部立即撤离新、嵘地区，并派嵘新县大队接应。1月底，“显超部队”由张任伟、吴显超带领开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梁弄。不久，该部编入四明自卫总队，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的组成部分。

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到浙江视察工作时，在绍兴对我说过，当年你们在这一带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取得胜利并得到发展，这是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搞好群众关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