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83年,在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在那些不通铁路、没有工厂 、资源匮乏、知识素质也不高的地方,孕生出了新中国最早的商品集散地。

在198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 它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狭窄的街巷,低矮的木屋,全县28万劳动力,人均年收入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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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后, 在义乌县城东部出现了自发的乡 间集市。 当地县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和处置这些农家商 贩,于是便发出《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算是默许了这些商贩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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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2年年底,全县的《临时许可证》不知不觉已经发出了7000份,有人便开始给省里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彼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面临巨大压力,但却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倔强的决定。1982年11月,他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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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场内全部是水泥地面,钢架玻璃瓦,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 胆大包天的谢高华在义乌挖出的这个“政策凹地”,迅速地产生了积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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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底,义乌的市场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为6000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1/3,其余大多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及江苏、广东一带的产品。 很明显,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在当时已显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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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 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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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 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

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众对体制的依赖度较高,民营资本难有萌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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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天偏地远、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闽南和浙江中南部一带,却意外地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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