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的一天，在驻远东美军总司令韦恩·克拉克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寄来的绝密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范弗里特认为需要尽快在前线发动一场改变被动挨打局面的有限进攻，而进攻的方向则是位于五圣山南麓的上甘岭，只要拿下这里，美军将扭转长期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

根据美军情报部门预估，守卫此处阵地的志愿军不超过一个营，因此范弗里特相信美军仅仅付出200人的代价即可达成目标。

然而1个月后的上甘岭战役给了他狠狠的耳光：在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的指挥下，志愿军硬生生将火力强大的美军歼灭了2.5万人之多。

范弗里特的计划

为什么范弗里特在上甘岭战役打响前认为，只需200人的伤亡代价即可拿下上甘岭？不得不说，虽然事情的后续发展并非如他所想，但范弗里特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却不是抱着狂妄自大的心态。

根据范弗里特写给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的“摊牌行动”计划来看，他最初认为攻占上甘岭只是美军一次有限规模的小型攻势。

范弗里特指出，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的地方，美军第9军与志愿军第15军都设置了密集的前沿阵地，而上甘岭正好卡在美军阵地的咽喉部位，志愿军的狙击手们可以轻松地居高临下射击美军人员，对美军造成了极大杀伤。

因此不堪其扰的范弗里特下定决心，要动用大量的弹药库存对此处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覆盖，从而在尽可能减少人员损失的情况下达成作战目标。

虽然长期以来，克拉克对于进攻高地的冒险行为并不赞成，但这次他破例批准了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原因有二：

其一，美军情报评估认为驻守此地的志愿军兵力不超过1个营，因此他认为仅需美军第7师与韩军第2师的2个营即可拿下这处高地；

其二，美韩联军拥有多达280门重炮与200多架飞机的火力支持，而上甘岭阵地十分狭窄，面积不到3.7平方公里，因此克拉克也认为步兵的进攻不会遇到严重阻碍。

铁血战将王近山

然而，克拉克与范弗里特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对手的实力——当时驻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15军归属第三兵团指挥，而绰号“王疯子”的王近山正是第三兵团的最高指挥者。

在王近山初入朝鲜时，他曾经在美军手下吃过大亏。

由于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到李奇微“磁性攻势”的针对性反击，因此各部队在物资耗尽后不得不快速北撤，而王近山手下的60军180师由于对兵团命令领会不足，因此错过了北撤时机，最终酿成7000余人伤亡的重大损失，此事令王近山耿耿于怀。

因此，当王近山从第15军那里得知美军对上甘岭阵地发起猛攻时，他当即一拍桌子，发誓要美军血债血还。

作为一个兵团副司令，性格刚猛的王近山竟然不惜以身犯险，亲自乘车赶赴前线视察战况，即使多次遭遇美机轰炸，他也面不改色地留在前线，亲眼看着志愿军官兵与美军血战的场面。

不得不说，美军方面的火力优势的确十分惊人。为了占领上甘岭，范弗里特调集了300余门重炮、170辆坦克以及30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弹药消耗量是美军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

志愿军上甘岭阵地几乎以每秒落弹6发的密度承受着猛烈火力的攻击，即使有坑道防御，许多志愿军战士的耳朵都被连续的爆炸震出了血。

但美军的弹雨并未吓倒英勇的志愿军。虽然美军在10月18日凭借炮火优势占领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但志愿军继续凭借密集的地下工事与地表美军作战。

王近山扬长避短，利用美军夜晚能见度不足的时机多次发起夜战攻势，令美军焦头烂额。白天的阵地还在美军手中，到了夜晚就被志愿军夺了回去。在双方激烈的血战中，上甘岭地表阵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数次易手。

奠定胜利的反攻

在上甘岭前线战至白热化时，王近山将第三兵团的另一主力军——第12军也投入了战场，并且有力地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后勤保障。他从志愿军后勤部咬牙调出了3万余斤苹果，并向全军下令：谁能往上甘岭前线送1篓苹果，谁就能立二等功！

正是在王近山不留余力地大力支持下，上甘岭志愿军才能在美军的炮火封锁下继续血战，打出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同时，在王近山亲自视察前线战况后，美军的猛烈炮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冒着不小的政治压力，从后方调来了刚刚入朝不久的强力装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

事实证明，王近山在上甘岭投入火箭炮的决定十分英明，狭窄的上甘岭阵地是火箭炮密集铁雨发挥效果的最佳舞台。

在“喀秋莎”火箭炮发射后，壮观的“死亡流星雨”便将地表的美军一个不留地清除掉了，而美军的炮兵却很难将具备机动性的“喀秋莎”火箭炮摧毁。

在一个多月的激战后，美军在上甘岭的伤亡数字已经累计到了2.5万人，是当初范弗里特计划中的125倍之多。

在巨大的伤亡数字面前，克拉克不得不紧急叫停了“摊牌行动”，承认美军在上甘岭战败的事实。此后，美军将这处留下惨痛回忆的高地称作“伤心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