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11军32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智浚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本来已经决定要提拔他（指刘玉尊）为军职干部，由于他向一位军区首长汇报作战情况时，谈到因上级限制我师的火炮使用，规定85毫米以上口径大炮，每次射击都要向军区炮指请示，致使我师炮火不能实时地压制敌火力，从而造成一些官兵伤亡时，眼睛些许湿润，情绪开始激动。

他当着军区首长说：“我们官兵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血不是水，难道就那么不值钱？我们那么大一个国家，难道就消耗不起这几发炮弹？”

这引起了首长们的误解，影响了他的提拔。

而11军32师师长刘玉尊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1984年）9月4日，昆明军区一位领导到师指挥所检查工作，我认为是该我诉说的机会到了。我汇报了在贯彻军委“三不主动”时遇到的矛盾，说到一线阵地遭敌炮击的场景时，我说：“战士在前方流的是血，不是水。”

说到这里，我很激动，有十几秒钟讲不出话来。

结果就是刘玉尊师长的提拔无疾而终，到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11军被裁撤，他本人坚决要求转业，最后回到家乡唐山担任市人大副主任。

刘玉尊师长应该是一个很直爽的干部，当年32师的参谋长杨子谦回忆文章中提到，1984年12月13日，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张景华参谋长、张秀明副参谋长等首长，到32师师机关在西畴县城内的暂住地视察，让刘玉尊师长汇报总结出来的问题，结果他的矛头直接指向军区和军里：

三是“出击968高地”，军和军区都曾同意“攻占、设障后就迅速撤离”，但军要求“听令再撤”，虽当日上午攻击分队最终得以撤离，但延迟时间长，增大了伤亡。

（小编：刘师长汇报的一是战区炮兵支援32师的问题，二是“三不主动”的问题。）

那么“968高地”战斗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刘玉尊师长耿耿于怀呢？

968高地是老山主峰东南方向约1.5公里处的一座山头，越方称为1100高地。

刘玉尊师长后来回忆道：

（战前）师与军有分歧：军要我师打下968高地后坚守该高地，我师的意见是歼灭该高地越军后立即撤回。

几天后，军里来电话指示：“先打下968高地，撤与守看情况再定。”这是军最后的命令，我师不得不执行，不然“拒不执行作战命令”这顶帽子，就要扣到我的头上。

1984年11月28日，32师94团4连出击968高地，战斗至11时，四连占领了该高地，94团报告：“我团已攻占968高地，无一伤亡。”

我令作训科长陈代明立即向军报告：“我已占领该高地，无伤亡，是守是撤请军指示！”

军当即答复要坚守。我在电话中告诉胡副师长：“军要坚守，赶快令四连抢修工事。”

大约一刻钟左右，94团报告：“4连遭敌炮击，已伤亡29人。”

我一面命令师炮兵压制越军炮兵，一面要杨子谦参谋长向军报告此情况，请示军是否还要坚守。这下，军指示很干脆：“撤！”

在我炮火的掩护下，我进攻连队仅用30分钟就安全撤离。

这个血的教训，战后在（11军）军史中，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我攻占968高地后，本应快打快撤，但由于对敌情分析判断错误，未及时批准32师请示撤离阵地的报告，招致20余人伤亡。”

（小编：出击968高地我军因后撤不及时牺牲战士6名，伤官兵23名。）

32师班长成员从左至右：蹇广臻、田兴明、刘先诚、刘智浚、刘玉尊、王德武、黎德富、杨子谦

经历了968高地这件事，刘玉尊师长也算吃一堑长一智：

在我师攻打968高地的同时，军里曾来电指示：“据技侦通报，你师攻打968高地实施炮火急袭时，击中向那拉口子方向偷袭之敌一个加强营，现均躲在154高地下面的山洞里，你师要抓住时机将其歼灭。”

刘玉尊师长考虑到地形不利、敌情不明（洞里有多少敌人，洞外有多少敌人，都在什么位置，我们不清楚），这种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属于《亮剑》李云龙口中的“赔本买卖”，经过几位师领导商议，都决定不打，然后给军里发报阐明不打的理由：

最后我又强调了一点：“在电报的结尾，一定要写上我已做好打的准备，打与不打，请军指示！”

明明曼棍洞32师师指与11军军前指有电话，打电话又方便又快，为何要专门发电报呢？因为发电报有底稿，可以立此为据！

11军前指接到电报，都明白意思，谁也不肯给出明确指示。

道理很简单，万一打154高地山洞失利，没有电报底稿为证，可以说你32师没有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打胜了，肯定是军部善于抓住战机。

可32师用一招《天龙八部》里面姑苏慕容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首先我阐明强行攻击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也不说自己不肯打，打不打的决策权交给军里。

结果直到32师回撤，也没接到军的任何指示。

结语：

从32师师长战后提拔落空到本人坚决要求转业，我们的上级首长是不是该有容人之量呢？何况刘玉尊师长也许言词冲动，但这样爱护重视战士生命的师长才更应该成为军长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