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原子弹的关键原料——高浓铀研制成功。这是兰州504核燃料工厂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奋斗两年多时间才成功的。

工厂负责人迅速将喜讯告知了军委，几个月后，邓小平到504厂视察高浓铀的生产进度。

在车间，邓小平意外看到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觉得她有些眼熟。于是他走上前辨认，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邓小平一拍大腿，惊讶道：“你……我见过你，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出席了群英会，后来就不知道你去哪了，连你丈夫张文裕都不知道，原来你在这儿啊……”

当天，邓小平与这位妇女，谈了几句，最后鼓励她，要再接再厉，争取年底之前将原子弹研制成功。

那么这位妇女究竟是谁？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核燃料工厂？

邓小平又为什么会认识她？

这位妇女就是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作出巨大贡献的王承书院士。

王承书是上海人，父母都是名门之后，从小就衣食无忧。如果按照父母规划的人生轨迹，她可能在父母的安排下，不到十八岁就出嫁，然后平淡地过完一生。

可是，王承书从小就有着一股敢打敢拼、顽强进取的精神。她体弱多病，曾在小升初和初升高，两个关键性的节点，休学一年，但她坚持参加升学考试，通过一年的复习，她以优异成绩考入贝满女中（今北京166中学）。

在高中，王承书展现出极高的数学天赋，连给她上课的老师都自愧不如。

1930年，燕京大学来贝满女中招募特长生，招生老师见王承书能力出众，决定推荐她免试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由于对物理感兴趣，王承书选择了女生极少的物理系。

在燕大读书期间，王承书认识了大她两岁的物理系助教张文裕，因为兴趣相同，两人很快擦出了爱的火花。在父母的反对下，王承书毅然决然地与张文裕谈起了恋爱。

1934年，物理系4名成功毕业的同学中，王承书排名第一。离开学校前的一个月，教授找到王承书，同意了她攻读硕士学位的申请，并希望她担任助教一职。

王承书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抱着课本跑到男友张文裕做实验的地方，打算将喜讯告诉他。

张文裕听完面露难色，带着王承书到未名湖畔散步。王承书知道他心里有事，但找不到开口的理由。

两人从湖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时，张文裕突然开口道：“承书，剑桥大学通过了我的‘英庚款’的公费留学博士申请，我马上要去英国了……”

王承书愣住了，她没有接张文裕的话，只是将目光转移到了湖对岸。

张文裕也沉默了一会，之后鼓起勇气问王承书：“你能等我回国，和我成婚吗？”

王承书羞红了脸，她不敢看张文裕深情的眼眸，娇羞地点了点头，作为对张文裕的答复。

张文裕前往英国留学后，王承书也全心投入到物理学习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她都是待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1938年11月，张文裕学成回国。在物理学家吴有训的推荐下，先后进入四川大学、西南联大，担任物理系教授。

1939年年初，张文裕兑现承诺与王承书成婚。

婚后，由于战乱，王承书所学的专业失去了用武之地，她辗转南京、武昌、桂林、贵阳等地，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但科学研究无法继续开展，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

1941年，王承书从朋友口中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愿意为亚洲未婚女青年，提供一笔留学奖学金。

听到一半时，王承书还挺开心的，但得知只有未婚女性才有资格，她感到非常不服气。

于是，她找来纸和笔，用流利的英语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她在结尾这样写道：“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几个月后，密歇根大学给她寄来回信，信中附带了一张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校方将她破格录取了。

1943年，王承书已在美国留学半年。一天晚上，她在宿舍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一看才知道，这个身影是丈夫张文裕。

王承书惊喜地询问张文裕：“你怎么也来美国了？”

张文裕回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我来参与研究。”

虽然夫妻二人都在美国，但学校相距很远，一年只能见上一两次，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他们经常写信鼓励彼此。

不久，王承书便在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受到了导师乌伦贝克教授的器重，批准她加入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1951年，王承书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著名的“王承书一乌伦贝克方程”，令世界物理界为之一振。

一年后，王承书再接再厉，证明了索南多项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据说，当学术杂志，将王承书的照片配上索南多项式，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后，大家都惊呼：“原来证明方程的，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鲜花与掌声中，一般人很容易迷失自我，但王承书不是一般人，她再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回国，帮助新中国搞建设！

原来，早在1949年，王承书和张文裕通过广播，收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那时她就与丈夫决定回国。

和钱学森院士一样，他们的回国计划，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扰。

特别是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政府直接派人对他们这样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监视，并停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

在美国政府看来，放王承书等人回去，无异于将原子弹等先进武器的蓝图，免费送给中国。

导师乌伦贝克劝王承书：“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只有美国的科研条件，才能满足你的研究，如果你不回去，今后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王承书不为所动，她说：“虽然我的祖国没有美国好，科研条件更比不上美国。但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必须由我自己来建设，不能等别人建设好了再回去，我的根在中国，那里有我的一切。”

1955年，中与美国达成交换协议，王承书等科学家终于有机会回国了。回国前，王承书和丈夫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成300个包裹，通过朋友寄回了北京。

至于在美国积累的资产，他们毫无保留地送了朋友。

后来，美国政府开始限制他们的自由，但无论他们怎样威逼利诱，王承书和丈夫都坚持回国。

1956年，在周总理的斡旋下，王承书一家人坐上了开往祖国的游轮。

当王承书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看到生机勃勃的新中国时，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回祖国不是为了继续之前的研究，是准备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从事什么。”

王承书在美国从事的是稀薄气体动力学研究，核物理方面的知识，虽然不是一窍不通，但离精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1958年，主管原子能工业的钱三强找到王承书，问她：“你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

钱三强还没有将说完，王承书就像她日记中写的那样，点头说：“我愿意，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接着，钱三强为王承书介绍，国家将要进行的研究：“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正在秘密进行，现在需要有人从事热核聚变技术的研究，你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

王承书没有改口，依旧回答：“我愿意服从国家的一切安排！”

在研究成果显著时，突然放弃原来的研究，投入一个不怎么精通的领域，这对科研人员来说，无异于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掐死，然后去抚养别人的孩子。

王承书没有想这么多，她认为，自己的研究永远没有，祖国当下需要的技术重要。

在新的领域，王承书再次展现了她惊人的学习能力，一跃成为国内热核聚变的领军人物。

1961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后，原子弹的核心燃料高浓铀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高浓铀的研制，需要使用分离机，但启动这些它们前，必须完成大量的计算工作，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缺少大型计算机，所以这些计算，大部分都需要通过人力完成。

正当钱三强还在为此事发愁时，他突然想到了王承书。

3月，钱三强将王承书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道：“现在原子弹的研究遇到了困难，需要你的帮助。这项工作属于绝密，一旦参与，你的信息将会被严格保密，你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与家里人联系，多的我不能说，我允许你回家同家人商量后，再做决定。”

在那一刻，王承书想到了丈夫、孩子，但片刻后，她再次斩钉截铁道：“我愿意！”

钱三强提醒她：“这次也是从零开始。”

王承书说：“我不怕！”

出于保密性考虑，钱三强再次提醒她：“这项工作不能和任何人说，你回家道别，也要小心。”

王承书点点头，缓步离开了办公室。

从此，王承书告别丈夫和孩子，只身来到兰州504厂，开始投入高浓铀的研制工作。

在504厂，王承书经常从凌晨工作到深夜，连吃饭都是简单应付。

因为她有一大堆的数据需要计算，厂里又没有大型计算机，他们只能使用简易的手摇计算器算，经常算得手起泡。

工作之余，王承书还要翻阅苏联专家留下的讲课笔记，利用空余时间给年轻的工作者们上理论课。

在她的带领下，科学家们先后解决了高浓铀提炼的关键性难题，培养了一大批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队伍，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两年的努力，1964年1月，提前113天，第一批合格的高浓铀研制成功，原子弹燃料的问题彻底解决。

年仅52岁，但满头白发的王承书，与同事们拥抱在一起，激动地泪水淌了下来。

4月，邓小平来到504厂指导工作，通过背影认出了王承书，他说：“你看起来很眼熟呀！你是不是叫王承书？”

王承书点了点头。

“还真是你呀！我们1959年群英会上见过面，后来，你就不见了，张文裕都不知道，原来你在这啊……”

根据保密协议，王承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与邓小平寒暄几句后，她便离开了。

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烟雾状的蘑菇云，这标志着我们再也不用惧怕美苏的核讹诈，终于有了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底气。

原子弹的成功爆炸，王承书的贡献是难以用言语说清楚的。

不久，钱三强第三次找到王承书。

钱三强说：“你工作上有困难吗？”

王承书摇摇头：“没有。”

“那生活方面呢？”

“也没有。”

“我明天回北京，你有什么话想对张文裕同志说的吗？”

王承书还是摇头：“没有。”

“如果国家需要你继续留在504厂，你愿意吗？”

王承书点点头：“我愿意！”

为了科研工作，王承书将“家”搬到了504厂的集体宿舍，没有回去过几次。可怜她的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享受过母爱。

多年后，王承书的儿子回忆母亲：“小时候，妈妈回来的次数很少，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她年轻时的模样……直到17年后，她的工作调回北京，我们才突然发现，妈妈已经老了……”

1966年国庆，王承书受邀出席庆典，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礼。典礼过后，毛主席接见了她，聂荣臻为她做介绍：“她是原子弹燃料的最大贡献者，她叫王承书。”

毛主席亲切地与王承书握手，盛赞道：“你是中国原子弹的女功臣！”

1992年，已经退居二线的王承书，还在努力工作，争取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研人才。

为方便她出行，单位给她安排了汽车，但她从来没有坐过，每次都和同事们挤在一辆汽车里。

积年累月的劳累，让王承书的眼睛患上了白内障。即使看不清学生的论文，她也会找人读给自己听，她说：“学生培养出来了，我才能安心。”

王承书和丈夫的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上从不讲究，家里没有高档家具，卧室只有一张木板床，最贵重的东西，莫过于装满三个书柜的书籍了。

晚年，王承书的白内障严重到看不见东西了，到医院检查后，医生给她开了10针进口药。

她问医生多少钱一针，医生告诉她，要600元。

王承书笑着说：“你看，我这双眼睛还值6000元吗？”

尽管对自己十分吝啬，但对其他人，特别是自己的学生，王承书还是很大方的。

1961年入党后，每个月她都会拿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交党费。

她还经常拿自己的钱资助学校的贫困生。

党委劝过她，要她至少留一点给自己用。

王承书回答：“我在这大西北也没处花，家里，文裕的钱也够用。”

1992年，张文裕去世，享年82岁。

按照与丈夫的约定，王承书将丈夫积攒下来的十几万元，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在日喀则建了一所小学，以丈夫的名字命名。

她说：“教育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教育上不去，人才就培养不出来，民族的未来就更无从谈起。”

年底，收到病危通知后，王承书平静地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1、不办丧事；

2、遗体可以捐献给研究机构，物尽其用。

3、我的科技书籍和资料捐给三院。

4、我的存款，8000元留给大姐作生活补贴，7222.88元交最后一次党费，剩下的捐给“希望工程”。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2岁。

家人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的日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王承书先生生前鲜为人知，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她的感人事迹鞭策着我们前进。

如今，我们有义务将王承书先生的事迹广而告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先生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此，向王承书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