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陈时的长子，武汉大学教授。

“末代有斯人，不当官，不营利，兴学毁家作育楚才输国用。盛世多善政，言必信，行必果，雪冤平狱高悬秦镜比河清。”这是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先生欣闻原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错案平反后写的挽联。他在肯定陈时不当官不营利兴学办校的业绩的同时，高度赞扬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盛世善政。我的父亲陈时32年的旧案终于得到改正，作为他的亲属，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中央、省委领导对处理陈时问题的重视，《武汉文史资料》刊登《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史料的胆识，以及广大中华大学校友为全面公正评价陈时而联名“上书”的具体行动，都使我们感奋万分。

陈时办学40年，从事了长期的巨大的兴学实践，他毕生的活动都和中华大学的开办、发展、维持紧密相连，始终都处于张罗各界、托钵四方的惨淡经营中，官禄不动其心，困难不改其志。他坚信“中国的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一生的所作所为和蒙冤受屈，也始终抱着“生前事业路人知，身后是非公论在”的态度，不无自负地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难道还少得了‘中华大学'四个字吗？”现在根据他平日所谈，及亲朋旧友的回忆，对他生平办学的事迹略加叙述。

校长：陈时先生：[照片] 1935 武昌中华大学三十六届毕业同学录 年份

一、仕宦家庭

陈时，号叔澄(1891—1953年),湖北省黄陂县人。

他的父亲陈宣恺，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的举人。以后进京参加殿试，和南通张謇同登进士，后来担任清朝政府的湖北蕲州府学官。在清末制宪中，他代表黄陂县为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与议长汤化龙、协统黎元洪，均属同乡，过从甚密。

清朝后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陈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陈宣恺所走的路，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路，他一方面勤奋攻读，争取功名；另一方面，在自己家乡添置产业，认为这样才能“光宗耀祖”。他长年在家读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等书；他还比较爱“名”,就是在家乡做些慈善事业，修桥补路，对无依无靠的孤老“发赈”,希望乡亲称他为“善人”。

陈时是陈宣恺的第三个儿子，他出生之时，陈宣凯45岁，夫人朱氏46岁。陈时从小敏而好学，天资过人，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又学会了做八股文，是双亲精心培养的对象。十六岁时，风气已开，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殷实人家都送自己的子弟出国留学，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陈宣凯先生决定亲自送他的三儿子赴日本留学。

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

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 武昌 中华大学 活动 ， 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校牺牲 。 我的梦想 ， 此校在五十年以内能够达到 牛津 、 剑桥 、 哈佛、耶路、巴黎 、 日内瓦 、 庆应 各大学规模 ， 并发挥一个最高的大同思想 ， 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 德 的先锋勇士 。

来源：1933年《东方杂志》

二、留学东瀛

自1896年(即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清朝政府首次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开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到1906年已多达一万余名。1907年，陈时随着这空前的留学生潮，先后进入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陈时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国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政府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掠夺，不断要求割地赔款，弄得民不聊生，而国家的权力却掌握在清贵族手中，政治上腐败不堪，正如梁启超讽刺的那样“不知亚细亚、欧罗L为何处地方，宋太祖、唐太宗是哪朝皇帝”。同时，他也亲眼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各方面的改革，政治制度发生很大演变，经济上突飞猛进，军事上向外扩张，国力一天天强盛起来。通过结识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以及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先进人物，使他对清朝的衰败，日本的兴起有了进一步认识。于是，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1909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还在《民报》上发表多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并把家中寄来的钱资助被清政府通缉而流亡在日本的穷苦学生。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时深深感受到日本之所以在短期内各项事业能取得巨大进展是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分不开的。他认识到：一个文盲成堆的国家是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并且坚信“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因而立下了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留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庆应大学创办人福泽渝吉和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限重信。

庆应大学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传播西欧文明的先驱者、杰出的资产阶级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的。福泽渝吉曾在明治维新前十年(即1858年)创设“社泽学塾”(类似我国私塾形式)。这就是当今闻名于世界的日本最早的私立综合大学庆应大学的前身。1868年，福泽渝吉仿西欧学制，将学塾改为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在内的现代综合性大学，以“庆应”年号命名该校。百余年来，庆应培养的大量人才，分布于世界各地，在日本的一些部门尤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4年，日本万元纸币的头像已改为关系日本兴旺的代表福泽渝吉。可见福泽渝吉在日本的历史地位。

在陈时的一生中，福泽渝吉一直是他事业的楷模。福泽校长终生不从政，不倒向任何政治集团的怀抱；宣传启蒙思想；把全部精力献给教育事业；把欧美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法带到日本的主张和行动，为陈时以后不做官、不从政、坚持办学40年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日本时，他就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日本办100年教育所做的事，中国必须办300年教育，才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鄂省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照片]

三、毁家兴学

1911年春，陈时回到他阔别四年的祖国，不久便参加了武昌起义。他亲眼看见十八星旗在武昌城头冉冉升起，几千年君主专制的旧时代结束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就要开始。他在辛亥革命后的军政府担任财政秘书，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他的抱负是要救国，他决心效法日本前辈教育家福泽渝吉和大限重信的办法，在中国办中国人的大学。为了筹备办学经费，他回到黄陂老家，把他要自办学校的想法向父母倾诉，使双亲大为震惊。他还要把家中的田产卖掉来办学校，这对于一个封建家庭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怪事。我祖父陈宣恺满以为先父回国后，凭借留学的资历，家中的财富，以及自己和省里当权人物黎元洪、汤化龙的至交关系，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当时用来衡量一个家庭中的子弟能否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唯一标准。然而，自已的儿子却要离开这条“当官”的道路，还要花掉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产，去办什么“大学”,这是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路，也是一条极为渺茫的路，他究竟为了什么？我祖母朱氏更是捶胸顿足，她埋怨祖父不该送先父去留学，以致出了这样一个败家之子。亲友们有的来看笑话，有的借此说三道四：这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一套吧！面对这一切，先父沉默了，在这个典型的封建家庭中，不顺从家长的意志便被称为“不孝”。他睡在床上不吃不喝，过了几天，本来就瘦弱的身体越来越瘦。双亲请来了医生、巫婆，寻医问药、求神拜佛都无济于事。大家都说他在东洋读书时“中了魔”。一位亲戚更确切地说，他中了“教育魔”,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恐怕性命难保。双亲见此情形，态度才渐渐缓和。可是着了“教育魔”的先父却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我要办大学”。久主教育工作的祖父开始从先父那非凡的抱负中醒悟过来，认识到这个年青人正要干一番兴学育才事业，终于应允卖掉田地，拿出钱来让先父办学校，迈开了关键的第一步。

陈时于1912年，利用其父陈宣恺、伯父陈朴生的捐资，继国立北京大学、省立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之后，趁辛亥革命鼎兴之机，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于武昌首义之区。那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为取“振兴中华”之意，学校命名为“中华大学”。在开办期间，家中先后捐出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籍3000余部。

本會名譽董事：名譽董事：陳時先生：[照片]，来源： 1935年《 体育季刊》

四、惨淡经营

陈时开办中华大学的40年，正是民国以后国内动乱不已、国际兵戎不休、经济衰微、人民困苦、教育极其落后的动荡年代，少得可怜的国立大学尚且难以维持，何况既无政府拨款，又无财团支持，更无洋人津贴的私立中华大学。筹措办学经费几乎是所有私立学校面临的最大困难，即使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创立的庆应大学也曾因经费不足而暂时停办。所以先父不仅依靠自已强撑苦斗使中华大学在40年惊涛骇浪中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在筹集办学经费、维持学校开办等方面也是备尝艰辛和煞费苦心的。日本教育家的艰苦卓绝精神，先进的办学经验和培养人材的具体成果(大限重信、石桥湛山、犬养毅等担任过战前战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多是早稻田和庆应大学的毕业学生),都使先父对自己的事业产生了坚强的信心和克服重重困难的毅力。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办学校，应当始终掌握“想穷办法办教育”、“用穷办法办大学”的原则。首先在用人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潜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在自己的周围，影响他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计报酬、埋头苦干、不愿离开，其中严士佳、邹昌炽、成序庠、鲁润玖、方宗汉等诸位老师都是“风雨同舟数十年、含辛茹苦为育才”。再如门卫郑文启老师傅从“中华大学”的招牌挂起，一直到最后摘下，始终坚守中华大学。甚至在抗战时期，学校西迁重庆，他都坚守岗位。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在经济上陈时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常说：“该用的钱一个不能少，不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能乱用。”要求用少量的钱做大量的事，把学校的行政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中华大学在大学、中学、小学全部开办的鼎盛时期，学生多达千余人，但职工人数从未超过20人，而且每人都要做好份内工作。为了充分照顾他们的生活，不使其待遇低于其他单位，即使典质度日，也罄其所有，用于学校开支。教师的工资虽然比一般国立大学低，但陈时对他们“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还尽量设法使他们在校外兼职，如邹昌炽老师在汉口自由西报社、成序庠老师在汉阳兵工厂等等，他们每月的实际收入不低于其他学校。对自己的生活起居特别从约从简，他居住了多年的昙华林旧居却不愿多花分文予以整修。有一次，替中华大学修建校舍的营造厂老板，说要盖两座新楼房送他，他执意不肯，并说：“我是一个办教育的人，有时候身无分文，有时候腰缠万贯，如果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把办学校的钱饱私囊，我这个校长还当得下去吗？住差一点不要紧，只要学校办得下去就行了，否则是会被社会人士唾弃的。”

陈时校长为汉口商业月刊创刊纪念题写
来源：1934年《 汉口商业月刊》

当时武汉地区共有武大、华中、中华三所大学，武汉大学是国立，华中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中华大学是私立。陈时常说：“武汉大学是用国家的钱替国家培养人才，华中大学是用美国教会的钱替美国培养人才，中华大学是用中国社会的钱替中国社会培养人才。”实际上，在三所大学中，经济上以中华大学最为困难，中华大学长期以来没有固定基金，创建时仅靠祖辈遗留下来的微薄家产作为学校的开办经费，加之当时政治上动荡不安，社会经济长年不景气，人们在思想上也还认识不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所以要有地位、有钱财的社会人士捐资办教育，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排除万难，下决心依靠社会的力量办中华大学，使学校得以维持、发展。为了取得社会的支持，达到向社会筹集资金的目的，他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并向他们宣传办教育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进步事业，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都一一聘请担任校董会董事。再通过自己清苦办学的实际行动取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同时拿出办学育才的具体成绩得到社会上的重视。他还经常深入社会，不放过任何一个为学校筹募经费的有利时机，例如军阀萧耀南在担任湖北省督军兼省长时，看到陈时经常来找他，他还以为陈时是为了做官。萧为了表示自己的礼贤下士，故作姿态地要把省长一席“相让”给陈时，他当然不能接受；以后萧耀南为了收买陈时，使之为他效劳，又提出要陈时担任主管全省税务的“局长”。这是一个许多人朝思暮想难以到手的“肥缺”,却又被陈时拒绝了。他一再拒绝做官使萧耀南大惑不解，但是对这位年轻的大学校长的所作所为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次会见中，萧问陈时：“你究竟对我有什么要求？”陈时回答道：“请你多帮学校的忙。”此时，正是萧耀南得意之秋，他慷慨地捐了一大笔钱，给中华大学在粮道街的校址修建了一栋办公大楼及四栋学生宿舍。萧耀南亲自出席了奠基典礼并签名留念。

中华大学在几十年中，几度因政治局势的动荡和经济拮据等原因而濒临绝境。大革命后，教育部采取美国的教育制度，“大学”必须有性质不同的三个学院。于是先父将中华大学原有的系合并为文、理、商三个学院，共辖中文、外文；数学、化学；经济、工商管理六个系。由于大学支出浩繁、入不敷出，有人劝先父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裁去几个系，只办“文理学院”,他说：“缩小学校的规模，会使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多方面人材受到影响”,并且表示：“遇到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中华大学办下去”。

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华大学就像一叶孤舟颠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有时要冲过激流险滩，有时也要绕过漩涡向前，她既不能迷失航向，更不能被狂风恶浪所吞没。因为当时的各派政治势力出于争夺、控制中华大学这个教育阵地的目的，极力插手染指，妄图把中华大学变成国民党政府和各党派斗争的工具，有的想“吃”掉他，有的想“挤”掉他，有的想利用他，有的想取代他。陈时为了维护他办的大学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材的宗旨，在这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巧妙地游泳，一方面与他们周旋，另一方面也和他们作一些斗争。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就多次企图把中华大学变成他手中的工具，先父一直没有就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大学迁回武昌原址，国民经济更加萧条，学校百废待兴，最后处于就要关门的窘境，这时陈立夫再次派出他的亲信钱云阶来传达他要陈时交出中华大学的三个条件。钱云阶是陈时的堂兄、北京师大校长陈映璜的女婿、中华大学学生，陈时曾带他赴日考察，和我们家里关系甚为密切，陈立夫以为通过钱云阶来传达他的意见是比较合适的。这三个条件是：一、让陈时担任中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二、让陈时在行政院任选一部长；如果这两条都不行，则第三条：给陈时50万大洋。陈时听这三个条件后，当时便痛斥钱云阶，指责陈立夫“侮辱了他的人格”,“是要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付诸东流”。钱云阶知道要陈时交出中华大学是不可能的。钱后来在湖北省当了一段时期的教育厅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民社党组建时，张君励曾以在中华大学讲学的身份和其弟张嘉墩与陈时在庆应大学同学多年旧交的关系，电约陈时加入发起组建民社党，也遭到陈时绝。

五、西迁重庆

陈时从日本归国创办中华大学后，曾多次赴日本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学习日本办教育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摸索出一套在中国办私立大学的方法。1930年，陈时再一次去日本，第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日军咄咄逼人。又过了几年，卢沟桥炮声响了。接着，华北沦陷，抗日的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日军占领了上海、南京。日军迅速扩大占领区，北方各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纷纷南迁。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搬迁都顾及不过来，很多人都急得措手无策，各方面乱作一团，民生公司的船只几乎被政府部门包完了，中华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大学要想往后方搬迁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当时在日本内阁担任要职的重光葵以友人的身份致信陈时，劝他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武汉，学校还是照常办下去，至于个人的出处，他们自有更为妥善的安排。曾任侵华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年青时和陈时是朋友，后来还有诗词唱和，岸信介、佐藤荣作和他都有一定私交。当时陈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留下来在武汉日伪政府中，凭着他已有的社会地位和与日本上层人物的亲密关系，他可以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那么“汉奸”这顶帽子将永远戴在他的头上，他前半生苦心经营的事业将付之东流，如何对得起祖宗，如何对得起子孙，如何对得起“中华大学”四个字。搬到后方去，又谈何容易，往哪里搬？一个家搬往后方都不容易，更何况一个私立大学？他的思想在剧烈地斗争着。最后，他决定排除一切困难，将学校迁往后方，拒绝了那些日本朋友的劝告，像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要创办中华大学一样，又迈开了更重要的一步，并且一再告诫家里人，要效法文天祥、史可法、岳飞，并牢记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不能像秦桧、石敬塘、吴三桂那些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千秋万代被人耻骂。于是陈时就作西迁的准备工作。他先到重庆去设法把觉林寺湖北同乡会旧址作为中华大学的战时校址，派人先占住，再回武汉来计划搬迁，只留下几个工友守粮道街校舍，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前将全校师生员工全部迁走。先把图书、仪器搬到宜昌小溪塔，再把这些东西装箱用木划子往长江上游运。快到重庆时，木船上不去，只有用人来拉纤。师生员工有的坐木船，有的坐汽车，有时下来步行，辗转到了重庆。就这样，陈时带领着全校师生来到大后方的重庆，在重庆继续为国家培养高等教育人才，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重庆，教学条件更为困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找工商界人士帮助更为不易。先父继续拿着一个募捐簿子，到处“化缘”。亲友们多次劝他将中华大学改成学院，自己当院长，这样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然而，陈时为了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一直坚持办大学，包括文、理、商三个学院；中华大学附中改成了国立十二中。到了抗战后期，环境更为艰苦，笔墨纸张感匮乏，青菜、豆腐当珍肴，加上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死亡时刻威胁着每一个人。然而全校师生意气风发，严守纪律，按时作息，每天照例出操、升旗、上朝会。重庆在当时是全国人才集中的地方，原有的重庆大学以工科为主，主要的高等学校只有从南京搬去的国立中央大学和从武昌搬去的私立中华大学，这就为请名人来校任教和讲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郭沫若教甲骨文，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张君励教魏晋玄学。先后来校讲学和演讲的有邹韬奋、邓初民、陶行知、杨杰、冯玉祥、邵力子、范长江、李公朴、顾维钧、胡适、张群、陈立夫等著名人物。

抗战时期，陈时担任了国民参政员，有机会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代表接触。在一次会见中，周恩来同志握着先父的手说：“我从你的学生恽代英那里知道你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鼓励陈时把学校办得更好和投入革命的洪流中。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同年9月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递交投降书。第二年元月，中华大学从重庆复员回武汉，包了民生公司的船只，将图书、仪器、档案等分别装箱，师生分批回汉。抗战期间在觉林寺做的两栋房子捐给了湖北同乡会。

本會全體名譽董事：陳時先生：[照片]

来源：1936年《体育季刊》

六、迎接解放

1948年冬，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和平津战役的展开，充分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蒋家王朝的覆亡在即。饱经内忧外患的先父在历经数十年办学生涯后，决心站到迎接光明的行列，他积极参加了省市各界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的“湖北省和平运动”,并担任了和平促进会理事。当时“桂系”的白崇禧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是李宗仁手下的重要人物，而李宗仁在大革命以后担任“政治分会”主任驻鄂时，为表示尊重先父，曾以官职相许，先父未允，又以“顾问”聘之，先父亦请他担任中华大学“校董”。因此，白崇禧到汉后，表面上对陈时还比较客气，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察处逮捕武汉大学查家骧等七名同学的事件发生后，武大校长周鲠生邀约陈时和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前往白崇禧的长官公署，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白见两位大学校长和参议会副议长前来请愿，也听到武大学生会正积极呼吁营救七名学生，怕把事情闹大，终于同意释放，并由周鲠生和陈时具保领回。那时局势很混乱，我母亲劝他在外面小心一点，他说：“我这一辈子，不知道遇到多少次抓学生了，我也不知道保过多少次学生了，反正学生被抓了，我就去做保，也没有把我怎么样，现在更不会把我么样！”1949年初，张群从南京来到武汉，张群与陈时都是留日学生，张群抗战前担任过湖北省政府主席，抗战时又担任四川省主席，中华大学西迁重庆遇到不少困难，张群曾出力相助，为了显示与陈时的友谊，还将他与其夫人银婚纪念的合影赠予陈时，和陈时是有一定私交的。二人相见后，彼此寒暄别后情景，张群要陈时为学校计，早作安排，希望陈时仿效抗战时期举校西迁，把中华大学迁到台湾去。陈时说：“那时日本人打进来了，不能不走，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人各有志，岂可相强’,岳军兄好自为之吧！”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为了促使白崇禧尽快“倒戈”,转而站在正义这一边，他和张难先、李书城、艾毓英、周鲠生、韦卓民、陈经畲等一起前往晤见白崇禧，共同进劝白“联共反蒋”。此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活动，虽然未果，但也说明了这些在湖北省有影响的人士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的早日胜利，确实是置身家性命和社会地位于不顾，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的胆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湖北的影响和威力。

5月，白崇禧的负隅顽抗并不能挽回国民党统治的败局，在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临逃之际，仍然向父亲转达了蒋介石欢迎他及其他社会名流到台湾去的“指示”,还说“如有需要，愿意提供车船方便”等等，但遭到了陈时的拒绝。

在这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在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陈时对个人的安危和学校的前途自然有所考虑。他认为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几十年，内政不修，外交失败；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却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施洋、恽代英、林育南、萧鸿举等中华大学许多师生和无数的先烈，他们在中华大学的校园里学习和生活，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每当他回忆起这些校友们时，总是流露出钦佩和感奋的心情。所以在人民革命事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他没理由感到不安，总是说，我是办教育的，国民党里面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共产党里面也有我的学生和朋友，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共产党代表了国家的希望，办学校是使国家兴旺发达。因此他决心留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他为国家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事业。

武汉解放后，陈时把他苦心经营了近40年的私立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了党和政府，并把亲手撰写的《中华大学沿革》寄给了周恩来总理。接到了周总理复电：“愿你校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前进！”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陈时办教育的业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还鼓励他继续办学。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担任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土改委员会委员。

抗戰以耒的武昌中華大學：（下）

領導全校的三十年老校長陳時：[照片]

来源：1941年《东方画刊》

七、一代英杰

欧美、日本兴办私立大学，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办法和陈时校长(包括中华大学教职员工)的辛勤耕耘以及广大学生的自身努力，终于使播撒在“中华”校园里的种子，结出丰硕的果实，一批一批的英才志士脱颖而出，他们的成就和业绩为中华大学在中国革命史和近代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革命先烈恽代英就是中华大学最杰出的代表。恽代英，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苏省武进县，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班，1914年夏，入中华大学本科文学系中国哲学门学习。恽代英进校就读之时，陈时也不过是个22岁的青年人，但恽代英才华横溢却勤奋学习，抱负非凡仍脚踏实地；他思想敏锐，知识开阔，文笔流畅，很早就能用英文译著文章，在学业、品格等各方面都出类拔萃，深为陈时所器重。故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于1915年创刊后，陈时积极支持恽代英主编该报，对恽代英办《学报》的要求也尽力满足。短短几期《学报》仅恽代英发表的中文文章、译文就有2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经济、修身、社会问题等。1918年，恽代英自中华大学毕业后即与洗百言、余家菊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被陈时聘请为中学部主任和学监。陈时对恽代英的器重、信任可以想见。恽代英在就职以前，曾向陈时提出约法三章：中学部独立成为“附中”,经费自给，一切支配全由附中负责；教职员进退以称职与否所决定，校长不得干涉；招生及学生去留以操行学业为标准，不得干预和违反规定。此“三条”颇有今日之“自主权”的含意。先父为了办好学校，一一应允，把中学部交给他们全权办理，而以恽代英总其成。果然没有多长的时间，中华附中就在武汉三镇声名大振。先父这种思贤若渴，唯才是举的行动在打倒清朝皇帝不久的民初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自然恽代英胸怀天下、心忧国家的宏大志向也远远不是中华附中乃至中华大学所能施展的。加之周围环境的变化，当恽代英以更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以后，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杂志，并担任主编；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前委委员，广州起义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秘书长，任中共五届、六届中央委员。1929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意图，有意让毛泽东、朱德出国学习，毛泽东在瑞金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信说：“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为别的需要，朱、毛两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若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朱德对恽代英的高度信任和赞扬(见《近代中国人物》一书)。

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但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并在狱中继续进行革命活动。8月，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回到上海，立即责成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进行营救。1931年初，恽代英从苏州监狱押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春节时，其夫人沈葆英去探监，他表示出狱后仍要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他说：“告诉家里人，我希望早点出去，为国事尽力。”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恽代英，蒋介石即刻派人到狱中查证，弄清了恽代英的身份，对其威逼利诱，恽代英临危不惧，视死如归。1931年4月29日，革命领袖，一代英杰，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华大学的骄傲—-恽代英同志壮烈牺牲了。恽代英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1950年，为了缅怀和学习恽代英同志的革命精神，中华大学和陈时积极筹建《代英纪念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叶剑英、刘伯承等都题了词。

在夺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漫长岁月中，中华大学还涌现出施洋、林育南、黄负生、李鸿儒、萧鸿举、唐际盛、曹楷、黄绍谷、谢远定等革命志士。他们当中，有的在五四运动，有的在“二七”风暴，有的在北伐战争，有的在大革命中，有的在抗战前线，有的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战斗中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将伴随恽代英一起彪炳史册，光照日月。

中华大学还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涌现出了著名学者，曾任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最早翻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和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是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

还有出席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俄华大词典》编译者陈昌浩等人也曾在中华大学中学部就读。

陈时在创办中华大学的数十年中饱经忧患，历尽艰辛。“中华子弟遍华夏，海峡两岸多校友”,就是中华大学40春秋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的最好写照。在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中华大学产生了一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志士仁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中，又有一大批历届师生战斗在党政机关、民主党派、报刊广播、科技教育、大中小学、文艺体育、工交企业、商业金融、农林卫生等各个部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干。由于历史造就的原因，中华大学还有一部分师生在海峡对岸从事各项工作，如严家淦、李焕、沈昌焕、江海东等。所以，中华大学师生可能而且应当在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缅怀陈时办学业绩的时候，我们还要向那些与陈时风雨同舟了数十年的教职员工以及给予中华大学各种支持的社会人士致以深切的敬意。中华大学有40年的历史，毋容置疑这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1985年春写于武昌)

1983年《武汉文史资料》第三期

1988年 《黄陂文史》第1辑

1999年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 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