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胎单身”青年多将亲密关系理性化，体现在以婚姻为目的导向的“功利性”恋爱观念以及制定较高的择偶标准、附加于亲密关系较多的量化条件。这是一种看起来结合了现代“爱情至上”以及传统“门当户对”的恋爱观：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亲密关系要以奔赴婚姻为前提。

访问结果显示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对待恋爱问题的态度对青年的婚恋观念和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小一直很乖，听父母的话和男同学保持距离。母亲认为谈过恋爱分手了再和别人谈就是不纯洁，就会影响名声（以前让我远离男同学，现在是让我谈一次恋爱就修成正果），我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格外谨慎小心，因为害怕结束，所以不会轻易开始，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很不切实际。（C8-28-女-硕士在读学生）

埃里克森关于个体的同一性提出当青少年在青年后期或成人早期还没有完成与他人或自己内心资源的亲密关系时，个体就容易拘泥于刻板的人际关系而不得不保持一种深邃的孤独感。

“母胎单身”青年在青少年时期教育的影响下塑造了谨慎保守的恋爱观，不会去尝试“越轨”的早恋行为，甚至会觉得与异性有感情会带来羞耻感，客观导致其缺乏在青少年后期或成人早期与异性亲密关系建立的探索与练习，成年后不能很自然地和异性相处，无法从容面对和处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

我爸妈还是比较传统的，上学的时候不停嘱咐要好好学习、别早恋，但是大学一毕业就隔三差五催我，还让我积极主动。（C1-25-女-硕士在读学生）

恋爱是以结婚为目的，不然恋爱就变得廉价，可能我比较传统吧，不让早恋，主要是学校管得严，发现就通报批评。（C13-25-男-企业职员）

我觉得最好是一体的，希望按照这个要结婚的那种感觉来，可能就是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谈“不认真”的那种恋爱。（C16-28-男-博士在读学生）

多数被访者在成长环境影响下，“不可早恋”的意识被内化到个体意识里，促使个体对于恋爱抱持“不应该”“不考虑”“不接触”的压抑态度。

青少年教育未给予个体锻炼情感能力的环境，个体被抛到了被迫面对风险的境地，与西方的“制度个体化”建立在公私领域现代化基础上不同，中国的“主观个体化”将风险留给自我驱动的个体。

在个体年龄到达社会通常恋爱结婚的平均线时，外界压力的突然增强且要求情感经历尚处于“真空”状态的个体迅速进入亲密关系，“母胎单身”青年由于缺少青少年时期的探索与尝试经历，恋爱能力发展起步晚，原本可以情感逐渐走向成熟发展的节奏因社会压力被打乱，个体被迫触发形成了“追求恋爱成功率得到结婚成果”的“功利性”恋爱观念，过度重视恋爱结果，视恋爱为“工具性”交往，希望以最高的效率、付出最低限度的试错成本得到期望的结果，难以投入情感、享受恋爱过程，这种结果导向的“功利性”心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少年期教育留下的爱情羞耻感，合理化恋爱行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才是“正当的”“被允许的”。

同时，“母胎单身”青年从自我需求出发设定了较高的择偶标准，“在个人对他者的不确定与风险焦虑下，来自社会制度的压抑将个体内部的情感与理性以个体性的方式抽取出来，理性思维得以强化”，个体吸收的更多是传统婚恋文化中呈经济理性的功利因素，而忽视了付出、责任等因素。

被访对象将亲密关系附加诸多条件的同时也感受到附加物的负担，无法单纯地享受亲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建构，无形中提高了建立亲密关系的门槛。

我可能顾忌的东西比较多，不想也没办法和不是真心喜欢的人进入亲密关系，加上大学十分不主动，就单了。我顾忌的是在一起后如果不真心喜欢，发生矛盾怎么办，发生关系怎么办，遇到更喜欢的怎么办这些可能性，想到最后索性不开展关系是最好的。不仅是感情上，我玩游戏也是，追求那种“完美开局”。（C12-23-男-企业职员）

相较于建立在实践经历上的经验总结，“母胎单身”青年更有可能对亲密关系抱有脱离实际的想象，将恋爱复杂化：“先前不计后果的行动被各种抽离于时空的理性规划与算计取代”。“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个体对亲密关系对象提出相较于原生家庭更高的标准，希望更大程度满足个体需求。

好像因为上一代人比较凑合，所以现在要求比较高。学历本科以上吧，外貌普通，要求不高吧，学历筛选其实相当于沟通能力和水平的筛选，要能一起玩，有部分兄弟朋友属性，希望对方和我情感或者智商或者综合起来在相近水平，当然了也要有心动的部分，不能只是处成兄弟。（C14-26-男-企业职员）

“母胎单身”青年明确细致的标准体现了个体了解自我需求，但会导致主体以自我为中心将亲密关系中的参与者看作“想象化他人”，希望得到“完美”的结果，追求感情付出利益最大化，对待亲密关系呈现现实意义上的“眼高手低”，碰不到理想中的爱情便选择游离于亲密关系之外。

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青年以自我或个体为中心的解释倾向主要基于自己的信仰和态度并根据自身的目标和需要决定个体定位、强调个体之间契约性而非情感性的关系等特征。被访者对于亲密关系的理性化与章宏和邵凌玮的研究结果呈现一致性：个体化进程中当代青年责任意识的缺失使他们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人幸福的实现，但却较少考虑到这一过程中对等的义务和责任。

概言之，新时期中国的个体化由于缺乏西方现代社会那样理性与情感双向互动的“个体化”过程，中国的理性和市场主义进程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情感的向度。“母胎单身”青年在个体化过程中追求自我和社会认同以及强调自我主体性，从自我本位出发构建互动关系，面对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抱持逃避的“冷处理”态度，情感抗挫能力较弱，多以理性拒斥情感投入，形成了难以进入亲密关系的情感状态。

“个体化生活方式的快节奏，在个体的不断尝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没有义务去满足官僚化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的标准”。个体的情感意识与社会的“标准化轨迹”出现差距，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传统的亲密关系框架与伦理规范不应扩大与强化个体自主选择可能会面临的未知风险并且试图让个体都按照原来的“标准人生轨迹”来生存，而应该与个体化进程相互适应协调，提供更具接纳性的公共领域环境。

“个体化造成传统家庭共同体中的情感支配作用已然不再，新世代的情感结构尴尬地处于‘不再’和‘尚未’之间，亟待情感的‘再启蒙’”，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冒险进入不确定的海洋，我们就不能避免落入虚假的确定性的矛盾和欠缺之中”，社会文化应有助于正确引导个体的情感建构，增加个体的情感向度，帮助个体进行更“充分的个体化”，青年自身也应提高个体情感抗逆力，勇于直面风险，免于落入“空心”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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