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实质性进展

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事态的干涉能力。

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派，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乔治·凯南等都是重欧轻亚的，他们认为，西欧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失去西欧，美国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

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或许能重整旗鼓把它夺回来。在1947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逐渐把美国对华政策从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转变为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实行有限度的支持。这种支持离国民党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相去甚远。

苏联与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及至1948年春，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

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南下至锦州、山海关一线作战，但当时东北连降暴雨，铁路和桥梁破坏严重，恢复交通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必要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

至同年12月共修复了1500公里的铁路线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直抱有疑虑。

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为中共消除这种疑虑提供了契机。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南共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主动站在苏联一边，随即作出反应。

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表示要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共随即在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工作要求全党“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

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机会，撰文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高度评价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严厉批判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指出：

“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

毛泽东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

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其中指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中共的这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米高扬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在访问期间米高扬每天向斯大林汇报情况，苏共政治局也经常及时进行商讨，或给以指示。

毛泽东首先给米高扬讲中共党史，讲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出发以前便已决定不与王明发生接触，他在西柏坡时确实与王明并无往来。

毛泽东谦逊地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只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丰富。米高扬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外长希米奇的批判是特别珍贵的，从而又一次表示中共要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表示，苏联在那里保留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继续保留下去。

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后，于2月5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

“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军撤离日本，苏联就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把苏军从旅顺口撤出。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从旅顺口撤军是可取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

苏联这一表示对于中共与苏联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将可以在全民族面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

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担保说，苏联不赞成新疆独立，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意图，新疆无疑应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关于蒙古，毛泽东问道，苏联对内外蒙古合并的问题持何态度，米高扬答道，这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

毛泽东说，如果合并后纳入中国版图?米高扬称，这不可能，因为外蒙古已经独立很久了。

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

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建议，要尽快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然后立即成立政府，那样中共就不仅是以爱国者的身份行事，而且是以政府出面了，在国际关系中是需要这样的。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可以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二、另起炉灶、扫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提出的背景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表明，中国革命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承认。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使中共在反美斗争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此后，中共把与外国建交的方针具体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其前提是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

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中共的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

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起来。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

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中共虽然确定了“挤走”西方外交人员的方针，并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的地位和权利，留在被解放城市的外国记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只给予外国侨民待遇。

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上述指示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中就作了两项变通规定：一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铭枢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司徒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3月25日、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共解释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

司徒雷登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

“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

司徒雷登并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紧接着，毛泽东又接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有关政策的复电。

斯大林建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正式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

司徒雷登的试探与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得以在适当时机运用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五六月间，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

在这几次谈话中，黄华强调的是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援助，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撤退驻华军队，以实际行动表明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而司徒雷登按照艾奇逊的指示称，现在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很多地方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问题自然解决。

司徒雷登还一再强调，希望中国新政权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黄华答道，中国政府的人士组成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进一步表明，中共与美国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相距甚远，几乎没有和解的可能。尽管如此，当傅泾波表示司徒想在回国之前访问燕京大学时，中共仍然认为可以考虑。但这一动议为美国最高当局所否定。而在6月30日后，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已不再有任何兴趣。

由于美国步步为营，试图阻挠中共解放全中国，而且迟迟不撤出它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青岛，中共一直把美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并从具体的战略部署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共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

在渡江战役以后，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屯兵江西，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在三野解放上海、福建、青岛等地，美国直接出兵中国的疑虑消除后，再向西南进军。

5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各大野战军首长：

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我们的“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

1948年9月济南解放。由于美军驻扎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向青岛进军。渡江战役以后，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军区，可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上海战役时，一部分美军又撤向青岛。5月13日，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后者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

黄华乘机提出，既然这样，就应将美国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5月21日美国舰队撤离青岛，驶往日本和其他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6月初解放青岛。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对此十分重视。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诬蔑为是

“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而且写道：“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最终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和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这就表明，虽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是失败了，但美国并不甘心，并不就此罢休，它还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美国恰恰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这不能不使中共格外警惕。

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

“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

毛泽东在规划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建新政权的百忙之中，亲自执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一百多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似乎要把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积郁的愤懑统统地倾倒出来。

中共对白皮书的批判成为一场中国国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运动，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成为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运动。

如果说“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表明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取向，那么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是表明了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共利用白皮书的发表加强了中国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从思想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接受和支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大概是艾奇逊始料不及的。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宣布

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他们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作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6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本来，在5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

直到6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华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

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表态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

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