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与世长辞。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一向少言寡语的她突然提出一个请求：“等我死后，能不能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蒋方良是谁，也许有些人还有些陌生。但是蒋经国，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民国年间的跨国恋中，蒋经国和蒋方良这一对无疑是引人注目。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一种“王子与灰姑娘”的色彩。

01 异国他乡结为夫妇

其实，蒋方良本名并不叫蒋方良，本名叫芬娜，来自异国他乡的苏联。她和蒋经国相遇的那年仅仅17岁，刚刚从当地一所普通技术学校毕业。

芬娜从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和她相依为命。毕业后，芬娜和几名年轻毕业生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

芬娜长得很漂亮，虽然个头不高，但笑容绽放时却显得格外清纯动人。和蒋经国在一起，可以说是非常相配。

蒋经国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和芬娜相遇的这一年23岁，无论是生理和心理都容易冲动。

年轻时的蒋经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1925年，他参加了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运动，也因此被浦东中学开除。

当时的进步青年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来到北京一所为国民党高干子女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

在学校读书期间，蒋经国再次因为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活动，被当局关押了两周。

同年10月25日，蒋经国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这一去，便是12年时间，再次回国是1937年。

蒋经国来到苏联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是同学。他们认真学习、思想进步的，完全没有一点“官二代”的架子，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共青团。两年后，蒋经国来到列宁格勒托玛卡军政学校读书。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毕业之前，蒋经国已经是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如此下去，他很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员。

只可惜他的父亲是蒋介石，由于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远在苏联的蒋经国也受到了牵连。

之后，他申请加入红军军官遭到了拒绝。1931年，他来到“狄拿马”电气工厂当了学徒，后来到莫斯科附近的农村劳动。

1933年，蒋经国来到阿尔泰金矿厂的《工人日报》工作。同年10月，他调到斯维德骆夫斯克的一家“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

也是在这里，蒋经国和她的真命天女相遇了。

蒋经国早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相恋，但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在苏联工厂，他对美丽的芬娜一见倾心。经常利用自己副厂长的身份“以权谋私”，为她开方便之门，成天对她嘘寒问暖。

在蒋经国强大攻势下，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芬娜很快便心动了，两人正式确定了两人关系。

蒋经国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非常落魄，经常借酒消愁，这也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而芬娜的出现，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寄托。

对蒋经国而言，芬娜不仅是他的部属，更是他唯一的朋友。

1935年3月15日，两人正式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人俱乐部举办了婚礼。

和当时苏联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先在政府机关登记结婚，在列宁和斯大林雕像面前庄严宣誓，并来到广场烈士墓献花。

02 丑媳妇见公婆得到认可

结婚之后，两人搬到了一栋两室公寓居住。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算是甜蜜。

同年12月，芬娜早产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艾伦，即蒋孝文。这个新生儿虽然很虚弱，但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无限憧憬与欢乐。

享受到家庭欢欣鼓力之余，蒋经国更多的还是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一度来到西伯利亚参加劳改，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陷入困境。

1936年，他们有了女儿蒋孝章。尽管儿女双全，但却家徒四壁。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蒋经国才有了回国的机会。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征途。随着长长的鸣笛声，火车带走了蒋经国在俄国12年的拼搏和悲欢岁月。同时，也带走了芬娜充满欢乐和苦难的童年。

火车抵达海参崴改为走水路，乘船来到香港，并于4月中旬抵达上海。回到中国的途中，两个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

芬娜从没来过中国，内心忐忑不安。他好奇从未谋面的公婆能不能接受这个外国儿媳，他们会怎么看待自己呢？

蒋经国的内心活动更多。当年，他离开中国之际，父亲蒋介石多次叮嘱：“多研究，多读书，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但自己所做的那些事，都让蒋介石丢尽颜面。抵达香港后，蒋经国奉父亲之命早早在岸上迎接。

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立刻见蒋经国，迟迟拖了半个月两人才提出见蒋经国。如此，蒋经国一家人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夫妇。

后来，还是在别人的说和下，他们父子才算和解。阔别多年相见，不仅重修父子情，芬娜还见到了中国公婆。

虽然回国之前，蒋经国给父亲寄了照片，但内心还是忐忑不安。起初，蒋介石见到这个洋媳妇还有些不习惯。

但见这个儿媳端庄朴实、低眉顺目，又见两个孙子可爱漂亮，一时间便释怀了。而芬娜和宋美龄之间相处也和睦，也要归功于芬娜的低调谦逊。

在她一生中，从来不和宋美龄抢风头，也拒绝让别人称自己“蒋夫人”，因为她觉得还是“蒋夫人”这个称呼属于宋美龄。

蒋介石见到儿媳后，给芬娜取了名为“芳娘”这个中文名。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又为她取名“蒋方良”。

这个名字，寓意着“贤良方正”。而从蒋方良的一生来看，她完全奉行了这四个字。

蒋经国和父亲一家团聚后，又回到宁波溪口和亲生母亲毛福梅团聚。他们回乡这天，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敲锣打鼓，鞭炮喧天。

蒋经国见到多年未见的母亲，不由得失声痛哭。而毛福梅对于这个从异国他乡来的新儿媳并不排斥，反而还说这个儿媳是自己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在毛福梅的一手操办下，蒋经国和蒋方良重新举办了中式婚礼。蒋家大宴宾客，接连大闹了五六天才结束。

蒋经国离开故土12年，从前的学业已经荒废许多。蒋介石非常重视传统教育和传统儒家教育，便让儿子安心在家读书。

而蒋方良则穿上了旗袍，学着当一个中国儿媳，毛福梅还聘请了一个女老师教她中文学习溪口话和中文。

而蒋方良也认真肯学，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宁波腔。在溪口，她难得地享受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03 蒋经国出轨，她如何应对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开始涉足政坛。1938春，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赴江西任省保安处副处长。

1939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终于盼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他建设性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下决心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目标。

在这五年多时间中，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大刀阔斧推行改革，赣南呈现出了脱胎换骨的气象。

政治上的革新，的确让蒋经国声名大振。一时间，“青年政治家”和“蒋青天”的名号传遍中外。

正当蒋经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之际，蒋方良则在赣南创办了一所孤儿院，日子过得充实而又忙碌。她完全没有豪门贵妇的姿态，也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

但让蒋方良没想到的是，两人婚姻危机悄悄来临。在灯红酒绿中，蒋经国出轨了，而出轨的对象是行政专员公署秘书章亚若。

起初，蒋方良并没有发现两人的私情。等她意识到真相，他们两人已经难舍难分、如胶似漆了。

由于从小在西伯利亚山区长大，蒋方良从小便在苦难中练就了坚韧的性格。她深知自己如果大吵大闹，不是在蒋家这个大宅门的生存之道。

她唯一的办法便是以退为进、暗中隐忍。好在蒋介石为蒋方良撑腰，他虽然身在重庆，但对蒋经国一举一动都默默关注着。

得知蒋经国和章亚若的奸情后，蒋介石立即将他召到重庆，勒令两人断绝关系。由于此时的章亚若怀有身孕，他便将其送到桂林。

1942年，章亚若为蒋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取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可没过多久，章亚若便突然死亡，真实原因不得而知。

1944年，日军入侵粤北赣南，蒋经国和妻子家人前往重庆，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蒋经国来到重庆后，逐渐进入政治权力核心，蒋方良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在家学习绘画和书法。

1945年4月，蒋方良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三年后，她在上海诞下了第三个小儿子蒋孝勇。

04 败逃台湾后，两人怎样

1949年，蒋方良在丈夫蒋经国的安排下，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台湾。国民党刚刚撤到台湾后，这些一向享受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生活相当清苦。

蒋经国一向清廉，并没有什么积蓄。虽然贵为蒋介石长子，他的生活并没有相比别人强多少，甚至还需要宋美龄来接近。

好在蒋方良多年以来养成了朴素勤俭的作风，虽然家里有佣人，但还是会自己亲自做家务。

初到台湾时，蒋方良住在长安东路，这里位于铁道旁边。这里的环境不仅嘈杂，烟尘也很重。邻居们经常看见她骑着自行车去买菜，自己洗衣做饭。

她还会在家里的后院养鸡，把鸡蛋留给孩子和丈夫来补充营养。但凡是来到蒋家拜访的人，都为家中陈设和家具的简陋而惊叹不已。

平时，他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饭后来到电影院，和普通居民一样在小的电影院买票观影。

蒋经国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当然也会抽时间和孩子们一同玩耍。

1966年，蒋方良50岁当天，蒋介石亲自给她题写了“贤良慈孝”这四个字。对于这几个题字，蒋方良视若珍宝。除了将原件珍藏之外，她还命人将这四个字刻在石头上。

1969年，随着蒋经国地位的提高，加上长安东路拓宽，他们一家人搬进了台北圆山附近的七海官邸。

这是一座两层的混凝土钢筋小楼，原本是蒋介石让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将领居住的招待所，也是蒋经国一家居住的最后的住所，蒋方良与外界越来越隔离开了。

据熟悉蒋家情况的人透露，蒋经国对蒋方良的干涉非常多。他不喜欢女人干政，不希望妻子和官太太们搅和在一起。

蒋方良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来往的都是从大陆过去的、能讲宁波话的老友。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蒋方良也越来越思念家乡。她也结交了一些白俄罗斯朋友，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机会说俄语来缓解乡愁。

为了追忆往昔，蒋经国夫妇经常会去白俄罗斯和台湾人合办的一家名为“明星西点面包厂”。虽然店名是面包厂，实际上和如今的咖啡店类似。

这家店除了售卖俄罗斯面包之外，还会卖咖啡等甜点，是俄罗斯人聚会的好去处，也成了蒋经国夫妇追忆往昔的地方。

05 孤苦的晚年

可这样的生活，随着“蒋经国时代”到来化为泡影。由于蒋经国的原因，蒋方良只能和这些朋友保持距离，避免别人抓住把柄。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年过暮年，又因为遭遇车祸的缘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虽然在名义上是总统，但实际上已经将大权交给儿子蒋经国。

此时的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掌握着台湾的财政和军事大权。

可以说，“蒋经国时代”并非从他1972年3月担任行政院院长那时开始，而是从他搬到契七海寓所那时便开始了。

一次，蒋经国告诉蒋方良，不希望别人说“行政院长的夫人也打麻将”，就这一句话，蒋方良再也没有上过牌桌。

戒备森严的官邸，就像一道墙横在蒋方良和外面世界之间。所幸蒋方良个性淡然，她不爱权力，政治一概不介入，丈夫和孩子几乎是她所有的快乐。

尽管蒋方良深居简出，但不乏有人登门，希望借她这位夫人和蒋经国吹枕边风。但对于这些请求，他都婉言拒绝了。

在蒋经国执政的十几年来，蒋方良从未生出是非。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由于她刚刚突发心脏病，刚从医院出来的原因，大家担心她受刺激，没有及时通知她。

也正是因此，两人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当她得知丈夫去世噩耗后，不由得失声痛哭，家人看了十分不忍。

丈夫的去世，对蒋方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让她缓解寂寞，蒋孝勇经常劝她打麻将。为了信守对丈夫的承诺，她还是拒绝了。

一年后，蒋方良还未从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又遭受了丧子的剧痛。蒋孝文病逝的消息，对蒋方良而言就像是个晴天霹雳。她握着儿子冰冷的手，久久不放。

1991年5月，次子蒋孝武请辞所谓“驻日代表”，回到台湾陪伴母亲。蒋方良非常高兴，谁料想，不到两个月，蒋孝武就因急性心脏衰竭离开了人世。

噩耗来得太突然了，蒋方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赶到医院，忍不住抚尸痛哭。然而，悲剧并未结束，1996年，她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

蒋孝勇曾说过，他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当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儿媳徐乃锦动容地表示:

“她内心痛苦到什么程度，你要再活 40岁才能明白。”

可以说，儿子们的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她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乡，唯有她守着与丈夫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

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的生活相当拮据。据熟悉蒋家的人透露：

蒋方良几乎把过去跟经国先生过的苦日子又带了回来，从来没有说我曾是第一家庭，应该坐什么车、穿什么名牌衣服等。

多年来，她一直隐居在官邸，除了每年到慈湖谒陵外，几乎不外出。有一年，她去美国见婆婆，依然谨慎小心。

宋美龄叹息道:“女人应当要强，你何苦还要这样束缚自己?”蒋方良回答说:“我已经习惯了。”

2000年，在蒋方良身边服侍多年的佣人回到大陆定居，她越来越沉默寡言，常常捧着丈夫和孩子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因为肺肿瘤导致呼吸衰竭病逝于荣民总医院，享年88岁。自此，这位老人终于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