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关键词：传经 明道 郑玄 从祀 孔庙

在中国传统礼制中，释奠礼是国家文教事业的重要盛典。从祀孔庙的先儒必须有功于圣人之道，意在“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是官方认定的儒学正统的继承者。先儒从祀孔庙，就意味着获得了官方对其人学术、德行等的认可，并发挥着激励士风，教化天下的功能。因此，从祀孔庙成为历代儒生的“终极追求”，引以为希世之荣。郑玄囊括大典，遍注群经，其《三礼注》更是影响深远，乃至有“礼是郑学”的美誉。郑玄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唐代“代用其书，垂于国胄”的从祀标准下，得以配享孔庙。但是，郑玄从祀孔庙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先有明嘉靖九年（1530）改祀于乡，后于清雍正二年（1724）复祀孔庙。郑玄从祀孔庙的反复，反映了自唐至明、清官方孔庙从祀标准的嬗变。学界有关孔庙从祀的研究表明：孔庙从祀对象的进退与从祀标准的变化，与一时代政治环境、学术风气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孔庙从祀对象之进退、从祀标准之变化常受到当时政治、学术格局的左右；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对未来的政治、学术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已有学者关注到郑玄复祀对清代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惜未有专文对此问题做深入讨论。当今学界经学研究复兴，厘清明清两代郑玄改祀、复祀的相关问题，可成为理解与研究郑玄经学的一把钥匙。本文拟以明清两代郑玄的改祀和复祀为中心，从当时朝野关于郑玄从祀的议论入手，既关注不同从祀标准下郑玄形象的建构，又着力阐明郑玄复祀与清代学术演进之间的关系。

一、从“传经”到“明道”：明嘉靖朝郑玄改祀于乡

历览孔庙从祀的历史，其从祀对象屡有进退，从祀标准迭有变异。自孔门相传弟子之外，黄进兴将从祀诸儒划分为“传经之儒”“明道之儒”“行道之儒”：唐代贞观年间确立了左丘明等“传经之儒”从祀孔庙；南宋淳祐以来增加了周、张、程、朱等“明道之儒”从祀孔庙；至清代又增加了诸葛亮、范仲淹等“行道之儒”从祀孔庙。这一划分综合考虑了汉、宋学术演进的历史及其特点。早在清初黄宗羲已提出从祀诸儒以“经师”“传道”二分：“从来议从祀者，自七十二贤之外，有以经师入者，则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传道入者，则周、程、张、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秦蕙田也以为从祀标准有二：一为传经，诸如汉、唐儒者，专录其释经之功；一为传道，自指理学诸儒，特取其履行之实。黄进兴的划分在学界影响较大，本文所谓“传经”或“明道”就据此而来。何威萱认为，所谓“传经”，是指儒者注经、传经之功，而“明道”则包含两种面向：（1）儒者之“程朱色彩”，乃指从祀儒者能否体现程朱理学之学术立场或精神，故此“道”字可解为（理学的）道统；（2）儒者之“德行践履”，则指从祀儒者之道德操守与行为表现堪为表率，故此“道”字又可解为“德行”。

关于唐代以后从祀标准的变化，南宋朝廷以理学家周、张、程、朱从祀孔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此诏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有二：第一，在制度上正式实践了朱熹所确立的道统谱系论，就是后人所说“明道（传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开始；第二，表彰朱熹阐明“四书”义理的功绩，意味着“传经”之对象转向重视“四书”。黄进兴认为：“有宋一代适值经学、道学未分之际，从祀之儒‘传经’兼具‘明道’，二者并不细分。”从继承角度说，尽管南宋时“明道之儒”已经进入孔庙从祀，但仍用唐代“代用其书，垂于国胄”的“传经”标准。在此意义上，“明道之儒”还隶属于“传经之儒”名目之下。从发展方面看，“明道之儒”的从祀则发展了“传经”的“对象”和“内核”，即由注疏“五经”转向阐发“四书”。

当然，无论是五经注疏还是四书诠释，都可以归入“经学”。朱鸿林指出，南宋以来入祀的程朱系学者，也是因为有系统解经的著述，才足以承传道统而从祀于孔庙，所谓“以经学体现道学”。“以经学体现道学”概括了宋以降的“明道之儒”得以从祀孔庙的原因：一方面坚持从祀孔庙的依据是“传经”，注重他们的经学著述；另一方面又凸显“明道之儒”的“传经”是为了彰显理学和道统。元代孔庙从祀便是如此，注重“传经”代表的学术成就和“明道”体现的道统谱系。至正二十二年（1362），元廷以宋代理学五贤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庙，其缘由是“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元代官方认可五人的学问和著述能够承接道统之传，从而表彰其人进入孔庙从祀。从学术发展看，元代理学有绍述朱学的特点，强调谨遵朱注而渐趋僵化。这也使孔庙从祀依然重视“明道之儒”的经学成就。由于元代将程朱理学列为官学，朱熹的道统说也得到大力传扬。元代官方编修《宋史》时创立《道学传》就是以接续朱熹的道统观为指归，建构了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到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主线相传的道统谱系。清人对此评论说：“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而汉儒之传经，唐儒之卫道，均不啻糟粕视之矣。”这一判断虽然有将汉唐之学与宋代道学决然对立之嫌，但表明了道学地位的上升及其对汉唐之学造成冲击的事实。随着元代理学官方化及道统观的深入影响，从祀孔庙的“明道之儒”群体不断扩大，在与“传经之儒”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到了明代，“传经之儒”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罢祀、改祀，其理论肇始于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所上的《奏考正祀典》，其实践完成于嘉靖九年（1530）张璁主持的孔庙改革。程敏政在此疏中系统阐述了一套“崇德报功”的从祀标准：

臣闻古圣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为重，所以崇德报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必得文与行兼，名与实副，有功于圣门而无疵于公议者，庶足以称崇德报功之意。

程敏政所谓“文与行兼，名与实副”，就是要求从祀孔庙的儒者必须兼顾学术成就与德行修养。他批评唐代“以专门训诂之学为得圣道之传”，而不考察入祀儒者的德行是否有失。就“传经”标准而言，程敏政认为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于《尚书》等，能称得上“守其遗经”，可以从祀；其余马融等人的著述不过是“训诂之文”，遂将他们的“传经”之功一概抹杀。在德行优先原则下，他建议将戴圣等八人“褫爵罢祀”，理由是德行不检，不能为天下士人做表率，乃至“祸儒害道”；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改祀于其乡，理由是“虽若无过，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窥圣门，所著亦未能以发圣学”。程敏政的这一主张，主要鉴于元代理学官学化之后带来的思想僵化等弊端，受明初以来重视道德实践之学风影响。他眼中的朱学真谛乃“尊德性为本，辅之以道问学”。程疏的根本立场在于强调程朱理学“尊德性”的一面，于是戴圣等八人的德行有失成为他的重点抨击目标，郑众等五人的学术和德行均不足称道。

程疏在当时未能通过礼部廷议，从祀诸贤照旧不动。礼部奏议给出了反驳意见：

况六经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之间，而马融、王弼之徒守其遗经，专门讲授，故唐之诸经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经传引用尚多其说。盖语其立身之节不无可贬，语其羽翼圣学之功亦有可褒，用其言固不可以废其人，大其功则当有以略其过，庶几瑕瑜不至相掩，而筌蹄亦岂容尽弃也哉？

其时礼部廷议反对程疏的主要人物为倪岳。王鏊在倪岳行状中记载当时礼部“奏议多出公手”，兼及倪岳反驳程疏改定孔庙从祀诸贤之言。“守其遗经”一语表明，以倪岳为主的礼部坚持“传经”为从祀标准，不因马融、王弼之徒德行有过而废其羽翼圣学之功。礼部奏议最后有一句话颇耐人寻味：“臣等读书未至康成，敢谓高议之”，足见他们推重郑玄之学，于程疏似有讥讽。王鏊与倪岳有相同的学术志趣，力主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儒传经之功不可尽废：“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程敏政的主张未能实现，其实显示了明初以来士人议论从祀包含着两种不同声音：一种如何威萱所指出，自明初以来宋濂、王袆、李绅等先后关于先儒从祀的论述中，对从祀儒者德行修养的关注和强调与日俱增，直到程敏政完全肯定德行是儒者能否从祀孔庙的最高标准。而另一种则是明初以来官方坚持的“传经”标准，即注重从祀儒者的学术成就，可见上引倪岳等人的言论。程敏政与倪岳等人在从祀上的分歧，主要在于学术与德行何为重要，但他们都立足于程朱理学立场来评判“传经之儒”的学术，因此评论也有相同之处，就是郑玄等汉儒的经学不能阐明圣人之道，所谓“未能以发圣学”或“未尽得圣经微旨”。程疏虽然反映其时学风走向重视德行修养的一面，但并非能立刻成为时代主流，从而影响官方对孔庙从祀的决策意见。

至嘉靖九年（1530），程疏中从祀诸项内容多为首辅张璁所采纳并付诸实施，直接造成戴圣等八人罢祀，郑玄等五人改祀于乡。这一从祀的重要变化离不开皇权的有力推动。嘉靖孔庙改制的主要内容如去孔子王号、毁塑像用木主、去章服、祭器减杀，是为了贬抑孔庙而尊崇皇权，是“世宗一连串改革的要项”，是“人主对制度化道统的挑衅”。从祀中的进退诸儒并非嘉靖孔庙改制中最主要的、最受关注的，却是最能反映当时学术风尚的。黄进兴、张寿安均认为，嘉靖从祀改制所依据的去取标准具有鲜明的程朱色彩。何威萱继此深入剖析说：“嘉靖议礼之转折不在争论从祀儒者之学派立场与注经理念，而在于学术成就与德行表现之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这是嘉靖孔庙改制之重要意义。”嘉靖孔庙改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道之儒”后来居上，与“传经之儒”并列于孔庙，德行成为从祀的重要考量。实际上，“明道之儒”至此在孔庙从祀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有清一代也未有任何改变。嘉靖改定从祀所强调的“德行”是基于程朱理学主张的“尊德性”。换句话说，嘉靖改制所讨论的从祀对象要首先是程朱学派，其德行才有可能被肯定。所以嘉靖改定从祀重在表彰儒者的德行表现，其根仍在儒者的学派立场。

嘉靖孔庙改制屏退“传经之儒”，明后期已有人提出异议，为郑玄改祀于乡而鸣不平。万历年间，王世贞就指出其偏弊之处：“先朝之黜汉儒，凛乎斧钺矣。夫卑汉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于背本也。令训故之学不传，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释其义乎？”他以为不当因尊崇宋儒而贬低汉儒传经之功，程、朱之学也本自汉儒训诂之学，主张“若卢（植）、郑（玄）等者复其祀于学”。理学家章潢也指出：“郑玄虽未闻道，而行谊之端，训释之博，恐不在高堂生、后苍之下。”高堂生之于《仪礼》有功本在从祀之列，未有罢祀；后苍之于《礼记》有传经之功，经程疏专门提出，张璁孔庙改制而进入从祀。章潢认为郑玄虽未闻道，但肯定其德行和学术，似应在从祀之列。万历三十七年（1609），彭惟成在其奏疏中建言：“郑玄之懿行经学，则仍宜祀。”在章潢、彭惟成论述中，德行均在学术之前，可见嘉靖孔庙改制促使士人更加关注德行的重要性。章潢感慨道：“士君子立身行己，其于一言一行可不慎哉！”至明末黎景义（崇祯年间诸生）也指出嘉靖改祀郑玄等人的失误：“前所议出祀于乡者……当秦火之余守其遗经，各相传授以待来学，即后儒如程朱辈亦皆由其文以释义，则不传之脉未必不藉于此也。况夫立身制行原无疵颣，未尝得罪于名教而实有功于圣门，乃使其以有功而进，以无罪而退，无乃过乎？”在黎景义看来，郑玄等人既具有传经之功，德行也未有过失，乃是有功于儒学，因无罪而被改祀于乡是不当的。因而，他强烈主张郑玄等人“宜复其祀”。但在明后期经学衰微之际，复祀郑玄的声音如星星之火，直至清代学风渐变，方成燎原之势。

二、重“传经”兼“明道”：清雍正朝郑玄复祀孔庙

嘉靖孔庙改制进退诸儒是从祀史上的大变，引发有清一代学者不断地反思和讨论，郑玄从祀就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自清初开始，为郑玄复祀张目的声音连绵不断，他们或是在其著作中抒发议论，或是上奏朝廷为郑玄请命。他们首先重视和肯定郑玄的传经之功，支持其回归从祀；其次强调郑玄是有德行的君子。清初支持郑玄复祀的意见可概括为重“传经”兼“明道”，此处“明道”更侧重德行。

清初学者支持郑玄复祀是在当时回归传统经学的学术风向下进行的。顾炎武主张“理学，经学也”，黄宗羲认为“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都提倡传统经学，力改明末空疏浅薄的学风。顾、黄之说揭橥出清初学术回归汉唐经学的取向，所谓“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自性理转向经史”。嘉靖孔庙改制强化了世人对从祀儒者德行的关注，而它引起的反动恰恰是清儒对“传经之功”的愈发重视。顾炎武治学推尊汉儒，主张孔庙从祀应遵循唐代“传注之功”的标准，严厉批判屏退“传经之儒”：

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顾炎武亲历过明末士人束书不观、专务游谈的社会风气于经世无用，他认为嘉靖更定从祀以私议废传经之祀，助长了末流论性谈天之学的发展，造成经学不明。他一生笃志经学，盛赞郑玄的经学成就：“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曾有“二郑、贾、服诸儒传经之功不可没，而有待于异日之重议”的感慨，可与“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相呼应。

郑玄囊括百家，遍注群经，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乃至被奉为“经神”。“传经之功”乃是清儒推动郑玄复祀的首要条件。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士祯撰《请增从祀理学真儒疏》上奏朝廷，亦强调郑玄的注经之功，主张复祀：“郑康成博稽六艺，所著《诗》《礼》诸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唐宋以来皆列从祀。明嘉靖间始以张孚敬之议改祀于乡，公论久郁，此汉儒之当复祀者也”。其奏疏可视为“公论久郁”之后，推动郑玄复祀的一次尝试。孙星衍为王士祯作传记录此事称：“后郑氏竟得复祀，由士祯言也。时论以为不负成均之职。”当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在日记中记载曾见到王士祯请增从祀疏。两年后，陆陇其在《灵寿志论》中发出与王士祯相似的议论：“汉儒郑康成，历代从祀。嘉靖九年以其学未纯，改祀于乡。然其所注《诗》《礼》现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采其言，恐不当与何休、王肃辈同置门墙之外。”陆陇其治学以程朱为宗，提出程、朱大儒也多采郑玄之言，肯定郑玄的注经之功，所谓“不当……同置门墙之外”，意即主张复祀郑玄。

另一位积极呼吁郑玄复祀的是朱彝尊。朱彝尊慨叹元、明科举取士先四书后五经，造成“经学于是乎日微”，撰《经义考》力图倡明经学。他撰《郑康成不当罢从祀议》，先是全面概括并高度称赞郑玄的传经之功：“郑康成出，凡《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孝经》，无不为之注释，而又《六艺》《七政》有论，《毛诗》有谱，《禘祫》有议，许慎《五经异义》有驳，临孝存《周礼》有难，何休之《墨守》《膏肓》《废疾》，或发或针或起，可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经学者”，后又为郑玄以谶纬解经辩护：“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灾祥神异之说，未尝滥及也”，批评后世因郑玄以谶纬解经而罢黜其祀者，“亦不仁甚矣”。最后他指出：“郑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异议，乃一程敏政罢之，非万世之公论也。窃谓宜复其从祀孔庙，不当罢。”朱文持论有理有据，言辞激烈，迫切支持郑玄复祀，在《明诗综》中曾两次因郑玄改祀一事讥讽程敏政“刻薄”。

在清初从祀讨论中，有学者为罢祀、改祀的“传经之儒”设计了折衷的从祀方案。理学名臣李光地指出，汉晋诸儒者虽无绝世之德，而有传经之功，不当被罢祀。他主张在文庙南立四祠：一是及门之祠，祀七十子；一是传经之祠，祀诸经师；另有两个儒先之祠，择学行之端醇者祔之。按李光地建议，郑玄在传经之祠从祀。学宗程朱的戴名世提出在孔庙之内设立经师祠，主祀左丘明至杜子春九人，又设两庑附祀刘向、戴圣、郑众、马融、卢植、郑康成等，即嘉靖中被罢祀、改祀者。这仍是基于汉儒的传经之功，所谓“能守其遗经，而笺疏注释，流传不绝，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参互考订折衷，以归于一，就经言之，亦未始无功”。经师祠的设立能使“传经之儒”不失于从祀，也不至于罢祀。李光地和戴名世认为汉儒有传经之功可入从祀，并非认可他们的德行。正如李光地指出汉、晋儒者“无绝世之德”，戴名世也认为“（马）融等之训诂不尽合于圣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为世法”，可见嘉靖孔庙改制重视德行的标准仍然深刻影响着清儒。在推动郑玄复祀过程中，其德行的讨论也就成为清儒必须面对的问题。

北方大儒孙奇逢就是从“传经”与“明道”两方面力倡郑玄复祀。孙奇逢撰有《理学宗传》，首录宋明理学十一家，后兼录汉唐“传经之儒”十三人，郑玄赫然在列。孙奇逢对郑玄评价甚高：“康成生平学行俱无可议，毕竟是东汉第一人”。对改祀郑玄之事，他引用前人支持郑玄复祀之说：“传经功大，后鲜其俦，且称懿行君子，宜复其祀”，分析道：“著述之富，莫过康成，而以学未显著改祀于乡，盖因宋儒以训诂目之，未许其见道，遂没其传经之功。夫不见道，而何以为懿行君子耶？”孙奇逢认为，宋儒只以训诂视郑玄有失偏颇。在他看来，郑玄既有学术的传经之功，又是“见道”的懿行君子，理应复祀。清初从“传经”与“明道”两方面为郑玄改祀鸣不平的呼声还有：

先儒传经之多，无如郑玄。且其人通德君子，岂扬雄、马融比乎？改祀于乡，非也。
夫郑玄、卢植，千古大儒。其注释群经，不可谓无功圣学。然且立身行己，并无过误。业已进为先师，而一旦曰“学未明显”公然摈去，直道安在？

前者来自尤侗，称赞郑玄“传经之多”（传经）和“通德君子”（明道）；后者发自毛奇龄，肯定郑玄一方面“注释群经”（传经）有功于圣学，另一方面立身行己，并无过误（明道）。另有陈廷敬虽未直接论及郑玄复祀，但对郑玄的评价与尤侗、毛奇龄二人相类。他认为在汉代儒者中，郑玄在德行上“卓然行修，终始不渝”，非扬雄、刘向之徒所得并论；在学术上“博研经籍，殚精圣道，虽仲舒之贤犹当避其淹洽焉，又岂是马融、何休诸人所能髣髴者哉？”

康熙年间最系统论述郑玄从祀问题的是刘以贵。刘以贵撰《郑康成论》，开篇就回应了郑玄从祀的德行问题。相较前人，他更具体地指出郑玄有德的表现：“安贫乐道，绝意仕进。何进辟之不就，袁绍召之不赴，前得免党锢，后得脱黄巾害”。因为郑玄“于圣贤立身大节既以较然无负”，其得从祀也固宜。接着他彰显郑玄注经之功：“以康成之德，又加之学有根柢，辞无枝叶，故汇萃儒先，折衷掌故，于《易》有解，于《诗》有笺，于《仪礼》《周礼》《礼记》各有专注”。他以为郑玄传经不止“训诂之富”，亦蕴微言大义。刘以贵认为程敏政“鬻题卖士”，德行有亏；著书空疏无学，左袒象山以诋郑诬朱，是“狡猾之佞口”，批评程敏政所论罢祀改祀十谬七八，张璁附之，“污蔑正直，几无复人心矣”。刘以贵指出，郑玄笺注主于垂世立教，非为传世扬名，最后得出结论：“敏政以博利之徒而改不博名者之祀，孰是孰非，异日必有更为论定者矣”。刘以贵文是康熙年间议论郑玄从祀的代表作，既力主郑玄的德行、学术宜从祀，又强烈批判了程敏政等博利之徒，当然也明显带有意气之争。他不仅仅停留在郑玄的传经之功上，而且指出郑玄注经深得微言大义，主于垂世立教，这对于认识郑玄经学的学术意义又推进了一步。

顾炎武、孙奇逢、朱彝尊、王士祯、陆陇其、毛奇龄等支持郑玄复祀（或为郑玄改祀鸣不平）的主张揭示出当时的学术风向正发生转变：王士祯疏中所谓“公论久郁”在清初逐渐发酵，形成了一波强势支持郑玄复祀的学术舆论。而经过康熙朝的舆论酝酿，郑玄复祀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雍正元年（1723），张廷玉担任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于策问题目中提出嘉靖更定从祀的过失：“郑康成、卢植之徒，未闻失德，而一概屏斥，无乃过欤！”。雍正二年（1724）三月，清世宗借视学行释奠礼之机，有意重新整理孔庙祀典，下谕礼部等衙门：“维孔子道高德厚，万世奉为师表。其祔享庙庭诸贤，皆有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之功。然历朝进退不一，而贤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罢而今宜复，有旧缺而今宜增。……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考定议以闻。”上谕以“羽翼圣经，扶持名教”为从祀标准，以“先罢宜复”“旧缺宜增”为执行准则，无疑是学界推动郑玄复祀的绝佳机会。五月，诸臣遵旨议得复祀者是：嘉靖时改祠于乡者，包括郑玄在内的七人；罢祀者，如戴圣等四人。此次复祀其实是对嘉靖改定从祀的拨乱反正，也是经诸臣具疏建言的公论。

汪由敦便是时人论复祀的一个代表，《上徐大司空论从祀书》被后人誉为“雍正朝第一等议论”。汪由敦一方面肯定郑玄等人的传经之功，“于诸子百家淆辞杂出之时而独抱遗经，固已圣人之徒矣”；另一方面论证他们的德行，“至论其为人，则郑众奉使不辱。……郑康成著述尤盛，至使黄巾下拜，亦岂戋戋小儒云尔哉？”最终决定郑玄复祀孔庙的是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世宗在上谕中专门给予郑玄“淳质深通”的评价，包括了学术和德行两面：“戴圣、何休未为纯儒”，郑玄“淳质”无过；“郑众、卢植、服虔、范宁谨守一家言”，郑玄学术“深通”。“深通”二字准确概括了郑玄经学的特点。郑玄注经功大，又有德行，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下，自然成为汉儒复祀的不二选择，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可。即使是理学宗师的孙奇逢、陆陇其等也支持郑玄复祀，反映了清初学术汉宋兼采、不分门户的特点。在清初朝野君臣的共同努力下，郑玄终于回归孔庙从祀。

三、从“明道”到“传经”：郑玄复祀与清代学术之演进

清初以降，尤其是郑玄复祀之后，学界关注郑玄的焦点并不在其德行，而是不断阐发、解释其经学。罗检秋指出，学术落实于授受、传衍，彰显其旨趣和统绪，便是学统。郑玄注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承继了汉代以“五经”为主体的学术传统。若将“明道”视为宋明理学道统观的体现，清儒重视、凸显郑玄为代表的汉儒的“传经”之功，则反映了清代学界重建汉学学统的努力。

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转型中，支持郑玄复祀的声音透露出部分学者已有意识重建经学学统。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理学，主张治学回归汉唐经学，“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开列汉唐经师十三人，尤其推崇郑玄的学行，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范畴，将学统视野扩大到汉唐经学。但清初学者尚多以理学为根基，逐渐转向重视经学，尚未完全彰显出汉学学统。在康熙一朝，程朱理学仍高居于官方学术的独尊地位，朱子从祀由先贤升至十哲之次；雍正二年（1724）孔庙祀典的调整，使朱子的一传至四传门人都获从祀，标志着朝廷对于程朱理学或道学承传统系认定的完成。在理学道统达到鼎盛时，清世宗钦定郑玄复祀，表明朝廷受到学界回归经学学风的影响，正式认可郑玄经学的学统地位。《皇朝续文献通考》指出：“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复以郑康成从祀，而经学昌盛。风行草偃，全赖提倡。”陈澧认为：“世宗宪皇帝谕云‘郑康成醇粹深通’。自是以来，儒者尊崇郑学，朝廷风教为之也。”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郑学成为汉学复兴的旗帜，有力助推了清代学术转向乾嘉汉学。

乾嘉学者将郑玄经注视为研治经学的典范，吴、皖两派学者成为重建汉学学统的中流砥柱。吴派先驱惠士奇晚年致力经学，著《礼说》一书多倚赖郑注。其子惠栋为吴派创始人，推尊汉学，对郑注多有传述，如撰《左传补注》“宗韦、郑之遗”，在禘郊问题上则从郑玄而非王肃。惠栋门下高足王鸣盛治经专守郑氏家法，以为“郑注明而经义乃明也”。他曾遍观群书，搜罗郑注，著成《尚书后案》，以倡明郑学为指归。皖派大家戴震治经自觉以郑注为宗，撰有许多发扬郑学的著作，如《毛郑诗考正》《郑学斋记》《考工记图注》等，特别推崇郑玄的《三礼注》，以为：“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于《春秋三传》并重。”乾隆一朝，汉学在民间成为不可逆转的学术热潮，并通过《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上升为官方的学术形态。四库馆臣对程敏政建议改祀郑玄一事颇有嘲讽：“《奏考正祀典》欲黜郑康成祀于其乡，作《苏氏梼杌》以锻炼苏轼，复伊川九世之仇，至今为通人所诟厉。”《四库全书总目》秉持尊经崇汉的治学宗旨，在礼类提要中将礼学学统归宗郑玄，“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三《礼》以郑氏为专门”。从郑学复祀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意味着朝廷从开始认可汉学，进一步发展到全面推崇汉学。

随着乾嘉之际学界对郑玄经注进行深入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汉学家阐发郑玄传经之功的论说更为明晰、更为系统，成为他们重建汉学学统的理论基石。嘉庆十一年（1806），孙星衍上《增立郑氏博士议》，梳理了汉学的学统脉络，指出汉儒亲得七十子之传，郑玄又集汉儒之大成：“于《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俱有传注。其《春秋三传》，亦有纠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学，是十二经注，康成独综其全，不止身通六艺”。孙星衍高弟洪颐煊撰《郑康成不应罢从祀议》，意在“谨次第康成传经之功，以补前人之遗议”。洪颐煊有意整理儒学传承谱系，重建汉学学统。他认为，孔子志在六经，从祀孔庙当以传经之功为原则。宋元以后的空谈性命之学并非圣人之旨。圣人之旨要从周秦以前语言文字求得，其实就是推崇汉儒章句训诂之学。洪颐煊是在详细考证诸经学术流传的基础上，论述郑玄之学有功于《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论语》《孝经》等，他高度评价郑玄“囊括六艺，屏斥俗儒，范模正旨，诚百代之儒宗，千秋之绝业”，郑玄从祀虽百世而不可易。洪颐煊所议是对清初以来诸儒论郑玄传经之功的补充和总结，体现了当时汉学家重建学统的主张。

郑玄复祀带来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催生了嘉道之际学界崇祀郑玄的活动。嘉庆五年（1800），阮元、孙星衍、洪颐煊等人在杭州诂经精舍内奉祀许慎、郑玄木主。至光绪年间，精舍诸生又仿照孔庙从祀制度，以许慎、郑玄为首，其下再立从祀诸儒，以彰显孔门经学的传衍脉络。嘉庆十九年（1814），胡承珙、胡培翚等人在北京发起了为郑玄祝寿的公祭活动。至道光六年（1826），这个公祭活动至少举行了四次。胡培翚记载发起公祭的起因是基于“郑公之有功圣经”，在“国家表彰绝学，改革前典，既已复祀郑公两庑”的情况下，“私致芹藻之敬”。郑玄复祀作为一代盛举镌刻在乾嘉以降的学者心目中，又为学者支持其他汉儒复（从）祀时所援引。光绪年间，朱次琦撰《拟请复汉儒卢植从祀折》指出，乾隆中有儒臣杭世骏著议请复卢植从祀与康成一体之事。杭世骏主张卢植应该和郑玄一样复祀，特别将二人传经之功相提并论。其实乾嘉学者往往将许慎、郑玄二人并提，王鸣盛说：“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乾嘉学者服膺许慎的小学功夫，积极争取许慎从祀孔庙，至光绪二年（1876）汪鸣銮上疏后终获成功。汪鸣銮援引郑玄复祀为许慎从祀助力，主张二者“事同一例”。他的理由是：“两汉传经之功莫大于郑康成”，而郑玄注《礼》征引许书，服膺许慎，“许、郑并称，无所轩轾”。从崇祀郑玄到从祀许慎来看，郑玄复祀在晚清学界也激起相当的共鸣，其传经之功仍为学者津津乐道。

清代学术可谓是经历了一个从“明道”到“传经”的演进过程。雍正二年（1724）孔庙祀典改革以后，有清一代孔庙从祀仍基本保持着理学道统谱系，“明道之儒”远多于“传经之儒”。郑玄复祀的意义在于推进了学风转向，学界不再囿于孔庙从祀的理学道统，而是重建以郑学为代表的汉学学统。乾嘉以降的学统重建和学术发展主要是围绕不断阐发郑玄“传经”之功，研究郑玄经注展开的。所谓重建学统，其实意在打破理学道统的桎梏，重新建立一个包含汉儒“传经”之功的道统，归根到底是为汉学争儒学正统。乾嘉学者主张“经以明道”“道存于经”，“明道”藉由明经（阐明经义）得以实现。“明道”要落实到学术层面的注经、传经，其方法正是汉儒主张的文字训诂。所以无论学统、道统，都系于汉儒“传经”之功，有“传经”之功才有得于道统之传。正如黄彭年为《郑学录》作序所说：“郑学昌而经术明，大义微言未遽乖绝，以待濂、洛、关、闽诸儒之阐发者，固不得谓无与于道统之传也。”

结 语

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传经”与“明道”看似泾渭分明，实则相互牵连。南宋以来周、张、程、朱从祀孔庙，从道统讲是“明道”之儒从祀的开始，但他们又因为有系统解经的著述而得以从祀。嘉靖孔庙改制改变了唐以来从祀标准，将从祀者的德行提高至第一位，罢黜、改祀汉儒的前提仍是基于从祀者是否具有程朱理学色彩。清儒对“明道”“传经”的看法就存在很大差异：清初黄宗羲、秦蕙田主张二分，“传经”系指汉、唐儒者，“传道”指以周、张、程、朱为首的理学诸儒；至乾嘉汉学家主张“道存乎经”，倾向于“传经”即是“传道”。受制于学术风气、学派立场等因素，“传经”与“明道”的从祀标准会被加以不同的解释，乃至具体到不同从祀对象，“传经”与“明道”的解释标准会走向两个极端。

在明、清两代迥异的学术环境下，受“传经”与“明道”从祀标准的影响，郑玄历经由改祀到复祀的不同境遇。承继程敏政主张的嘉靖改制强调儒者德行对于从祀孔庙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其前提仍是基于程朱理学的德行践履，郑玄被视为既未能“传经”又未能“明道”而改祀于乡。清初学者反思明末空疏学风，复归汉唐经学，重视郑玄的“传经”之功积极支持其复祀。为了回应嘉靖改祀的缘由，他们也强调郑玄是具有德行的君子。清初支持郑玄复祀的学者中不乏程朱信徒，反映了其时学术汉宋兼采的风气。郑玄复祀与清代学术演进有着密切关系，离不开清初回归经学学风的助力，又标志着朝廷对郑学的认可，从而引导清代学术转向乾嘉汉学。郑学是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旗帜，郑玄复祀则是他们高擎汉学大旗的开始。乾嘉以降，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整理和研究郑玄经注，由求经义之法又上溯至许慎小学，使学界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盛况。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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