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社会科学|科学|科学学|科学学研究|贝尔纳|马克思

摘要

贝尔纳科学学传入中国，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科学学学科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追溯这段历史，介绍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贝尔纳名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论及钱学森等学者对贝尔纳科学学的接纳与吸收，从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等方面阐述中国科学学学科的建立，还谈及贝尔纳科学学传人普赖斯、马凯等对中国的帮助。

引言

科学学 (Science of Science)，又称“科学的科学”，是一门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探讨科学的社会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以及科学的体系结构、规划、管理和政策。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作为科学学的创始人，其《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一学科的奠基性著作。贝尔纳科学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科学学早期发展的历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张碧晖(2007, 2009)等论述了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蒋国华(2001)介绍了科学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历史框架。李秀果等(1982)、陈益升(1985)、刘吉等(1985)、冯之浚(2010)等在描述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贝尔纳科学学思想对中国科学学的启蒙作用。付邦红(2012)、潜伟研究了贝尔纳两次访华的经历、与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交往，探讨了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新中国成立前，贝尔纳科学学仅为少数几位科学家所了解。20世纪50年代，贝尔纳两次受邀访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访了诸多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为科学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贝尔纳科学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发展仍然受到诸多历史因素的限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以及贝尔纳本人的逝世，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学界沉寂了十余年。直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全国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召开等契机让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再度焕发了勃勃生机。本文侧重于贝尔纳论著的翻译出版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学者对贝尔纳著作的译介

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于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两年后就被竺可桢学习，任鸿隽也谈及贝尔纳著作的一些情况，但是影响微乎其微，研究和传播更无从谈起。战乱中国无暇顾及科学事业发展，更罔论科学的科学发展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科技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贝尔纳的著作不断被中国学者引介到国内。目前，国内有贝尔纳署名著作出版，分别为《科学与社会主义》、《科学与社会》《历史上的科学》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此外，《科学学译文集》《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作为论文集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也推动了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传播。

1.1《科学与社会主义》

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进入到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包括政治体制、工业建设、科学研究、思想理论等，都向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被翻译出版。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贝尔纳所著《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摘译本，即由张子美译的《科学与社会主义》。他有多部翻译著作问世，其翻译的《苏联经济发展史》也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

该书分为导论、历史、国际科学、科学进展的策略、服务人类的科学、科学与社会转变、科学的社会功用等七章，共169页。根据译者所述，该书作为摘译本出版而非全译本的原因是：

唯因写成于一九三九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法西斯正雄视全欧之顷距今已逾十年。时事沧桑，今日整个世界，几以全改旧观。书中记述各节，难免有渐失时效之处。且书中关于英国科学研究组织情形、研究效率、经费概况、叙述特详，对于外国读者，较少兴趣。又所论改造科学各点，有过涉专门之学者，亦非一般读者所能领会。译者为迎合一般读者兴趣起见，就原本进行删节，凡专论英国情形，或已失时效，或过涉专门各节，悉摒不入。共节为七章，各章中亦间有删节。务期以最短的篇幅，尽可能完全表达贝氏此书之要旨。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科学学没有成为一门新学科。但是关于此书的出版目的，译者也清楚的进行了阐释。译者序中写到：

科学的研究，大都以自然界的永恒真理为其对象。科学家们，日常在狭隘的范围中进行工作，往往养成了一种目光短狭的习惯，只知在他们专门研究的学科中，追求他们所认为重要而专门的知识，逐渐对环绕其周遭的整个社会环境，失去了联络。在他所专研的学科以外，不但他的学识，未必比常人为高；且由于他们固步自封且自高身价的结习，往往比普通人更不易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学识，因此也更比一般人趋于保守，缺乏一般的常识。

这种态度的养成是非常危险的。

他如不能有知觉的去改造社会，必然会不自觉地被社会环境所支配，受当时当地的社会统治势力所奴役。甚至他所兢兢业业造成的科学成果，也会被完全违反原意地误用来作为剥削或屠杀的工具。……所以，打破这种传统的超然观念，使科学不再自列于社会和政治之外，因而流为当代统治阶级的工具，且更进而唤起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解除社会环境所给予的桎梏，以积极地为人民为大众的福利服务，完成科学的光荣使命，实为现时代科学工作者的当前急务。

由于当时历史政治环境的限制，包括中国的科学发展仍然停留在比较落后的状态，《科学的社会功能》没有足够的力量被全书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摘译本《科学与社会主义》在出版后也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科学学作为学科在中国仍未有多少发展。

1.2 《科学与社会》

1956年，由刘若水译的贝尔纳著《科学与社会》由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由贝尔纳关于科学与社会的相关论述编译而成，共二十余万字，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对科学的认识，也阐述了列宁对科学事业发展的贡献。第二部分来自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相关章节的摘译，阐述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部分则来自贝尔纳呼吁世界和平主题相关的演讲稿，展现了贝尔纳站在全人类立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情怀。

本书目录如下：

1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
马克思与科学
列宁——最伟大的科学家

2 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
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科学反对战争
科学为人类服务
科学的前途
科学的地位

3 和平是能维持的
在莫斯科全苏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说
在华沙世界和平大会上的发言
论裁军
和平是能维持的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常会上的发言
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的发言

贝尔纳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现代科学，就其思想、结构以及与经济、政治因素的关系来说，越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贝尔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十分注重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这一方面的探讨，认为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首先阐明了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科学对社会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则在于考察了构成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上层结构的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全部思想体系”。

1.3《历史上的科学》

1954年，贝尔纳另一部重要著作《历史上的科学》在伦敦出版，立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1959年9月，由伍况甫等译的《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第一版出版，并且得到了当时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关注。此书随后多次重印，至1983年5月已第三次印刷。2015年，科学出版社重新编排了这部著作，分4卷出版。这部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世界科学通史著作，竺可桢晚年还经常拿来参考。

全书分七大篇、十四章，八十余万字。第一篇和第七篇为综合性论述，分别讨论了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特性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二篇至第六篇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古代世界中的科学、信仰时代的科学、现代科学的诞生、科学与工业以及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一篇中，以两章的篇幅对历史上的社会科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做了较深入的论述。

该书的目录如下：

第一篇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的特性
第一章导言

第二篇古代世界中的科学
第二章初期人类社会:旧石器时代
第三章农业和文化
第四章铁器时代:古典文化

第三篇信仰时代的科学
第五章在过渡到封建制度中的科学
第六章中世纪的科学和技术

第四篇现代科学的诞生
第七章科学革命

第五篇科学和工业
第八章工业革命的前因与后果
第九章十八、十九两世纪各门科学的发展

第六篇现代科学
第十章二十世纪中的物理科学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生物科学
第十二章历史上的社会科学
第十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

第七篇结论
第十四章科学和历史

《历史上的科学》有这些特点：从科学学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史；研究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同时进行考察；密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来论述科学史；提出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及其转移的新特点。

贝尔纳强调研究科学史要注重强调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他指出，科学对历史的影响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科学对各种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变更，其二是科学的各项重大发明和观念对当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他还认为，对科学的认识应该是广义的，因为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已经改变了性质，无法下一个合适的定义。科学的进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同的，在几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之间，有时间间隔很长的停顿时期，在历史的进程中，科学活动的中心也随着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迁移而迁移。

1.4《科学的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让科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中国的拨乱反正恢复了正常的科学工作秩序，科学学发展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79年首届全国科学学学术会议的召开，让贝尔纳科学学真正找到了自己在中国的家园。1982年，陈体芳根据1944年版英文本翻译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全译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受到了特别大的关注，推动了中国科学学的兴旺与发展，也由此掀起了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研究高潮。1986年，商务印书馆又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了此书。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再版。

该书除了序言外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分8章；第二部分“科学所能起的作用”也分8章。

该书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科学的历史概况
第三章英国科研组织现状
第四章科学教育
第五章科学研究的效率
第六章科学的应用
第七章科学和战争
第八章国际科学概况

第二部分科学所能起的作用
第九章培训科学家
第十章改组科研工作
第十一章科学交流
第十二章科学经费筹措
第十三章发展科学的战略
第十四章科学为人类服务
第十五章科学和社会改造
第十六章科学的社会功能

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问世，即成为科学学的基础理论著作。该书论述了数量分析方法、科学结构的理论模式和科学政策及科学管理。其基本论点是科学为每个人服务，科学有其社会作用，而如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大大地改善人类的命运。他把科学这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纳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全方位考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科学学。贝尔纳则被公认为科学学的奠基者，这是当之无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卷首，附有贝尔纳和马凯在1965年第1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发表的报告《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更方便读者了解科学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主要精髓。以贝尔纳科学学为代表的科学学传统开始登上了中国科技政策和管理界的舞台。

1.5《科学学译文集》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外科学学的情报类文章。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单位的一些科技情报工作者，开始选译和报道国外科学学的研究信息。这其中既有来自苏联东欧的“科学的科学”，也有来自欧美学者如贝尔纳科学学的相关文献。1978年，国内学者关于科学学的诞生、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科学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科研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开始出现。尤其在1979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后，出现在关于科学学的期刊上，相关的研究就变得更加丰富。有关国外科学学著作的译文集也应运而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0)编译的《科学学译文集》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选译了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著名学者的论著21篇。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科学学理论研究的概况和70年代的研究动向、科学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的一般理论、科学社会学、科学政策和科学组织管理、普通系统论和系统方法。

文集目录如下：

前言

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英〕J.D.贝尔纳，A.L.麦凯
科学研究的战略〔英〕J.D.贝尔纳
科学的科学〔美〕D.J.普赖斯
科学学的对象和方法〔苏〕Г.М.多勃罗夫
作为认识对象的科学〔苏〕B.A.德米特里延科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T.S.库恩
科学社会学〔美〕B.巴伯
科学社会学〔苏〕B.凯列，C.米库林斯基
二百年来的美国科学〔法〕F.毛安，A.多罗津斯基
美国的科学政策〔美〕J.L.小彭奈克等
西德的科技政策〔西德〕H.马特赫费尔
日本科技政策的长期展望〔日〕科学技术会议
美国的科学管理〔苏〕A.米罗诺夫
科学经济学〔苏〕C.A.萨尔基相，B.A.波克罗夫斯基
科学技术进步管理的系统方法〔苏〕B.H.阿尔汉格尔斯基
现代科学学中的系统方法及其作用〔苏〕Б.А.斯塔罗斯京
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奥〕L.V.贝塔朗菲
科学学：七十年代的课题和研究〔苏〕C.米库林斯基
波兰的科学学研究
论印度科学学思想的形成〔苏〕Е.Б.拉什科夫斯基
日本学术会议活动概况〔日〕学术会议

其中首篇即是科学学的奠基者贝尔纳及其学生马凯合作的《在通往科学学的道路上》。1965年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贝尔纳和马凯联名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报告，宣告了科学学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在论述科学学的定义时，他们引用了中国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们认为科学学的内涵和外延是在不断变化的，无需下一个过于刻板的定义。该报告全面而又明确地论述了科学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关于科学学的定义、科学学的必要性、科学学产生的初步条件、科学学的特性等。该报告为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可贵的理论贡献。

《科学学译文集》辑录了国外科学学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献资料，作者包括贝尔纳、普赖斯、库恩等西方学者，也有米库林斯基、多勃罗夫等东欧学者。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科学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以及最近的发展概况。这是一本能从多方面开拓眼界和启迪心智的书，在当时是一本被大为推介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学是非常广义的，不仅包括科学的社会研究，还包括科学经济学、科技政策管理等多个领域。

1.6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

1964年，《科学的社会功能》在英国出版25年以后，英国、美国、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学者撰文结集出版了《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由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该书回顾了世界各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了阐释，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展望，检验了当年贝尔纳所作的各种预言。李约瑟为该书写了专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九章），普赖斯为该书写了主题文章《科学的科学》（第十四章），贝尔纳本人为该书所著《二十五年以后》则成为全书“压轴”的篇章（第十五章）。

该书目录如下：

序〔英〕M.戈德史密斯 A.L.马凯

第一章贝尔纳其人〔英〕C.P.斯诺
第二章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英〕E.H.S.伯霍普
第三章科学家与不发达国家〔英〕P.M.S.布莱克特
第四章为了活着的一代〔美〕G.皮尔
第五章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应予优先考虑的几个问题〔英〕C.F.鲍威尔
第六章科学情报的交流〔南非〕H.科布兰斯
第七章未来的科学〔苏〕П.Л.卡皮查
第八章科学是国际的〔英〕A.金
第九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英〕J.李约瑟
第十章人类遗传学知识合理的社会应用〔英〕J.B.S.霍尔丹
第十一章论科学研究布局的不合理问题〔英〕N.W.皮里
第十二章纯洁人类灵魂的科学〔英〕R.L.M.辛格
第十三章工业的科学〔匈〕M.柯拉赫
第十四章科学的科学〔美〕D.普赖斯
第十五章二十五年以后〔英〕J.D.贝尔纳

此文集最早在1965年上海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有所介绍。由赵红州、蒋国华翻译的《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的中译本，于198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者对科学学的研究，促进了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传播。该书的主编之一马凯为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编者前言》，体现了他对中国伟大文明充满了热爱，对中国科学学的发展充满了期望。

国内学者对贝尔纳科学学的吸收

贝尔纳科学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导，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科技革命、科技规划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将人类迅速地带入一个崭新的信息化社会，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继设立了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也纷纷建立，研究科技政策的人员与日俱增，科学学研究在世界上已蔚然成风。中国学者也在吸收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自己的科学学研究，并出版了多种著作。

2.1 钱学森“科学的科学”到“科学学”

虽然贝尔纳的著作和思想已经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某些老一辈科学家所熟悉并加以介绍，但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开展科学学研究并产生影响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1977年10月为中央党校作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应当有一门“科学的科学”学问，专门对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进行研究，在中国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这次讲话在1977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题发布，他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钱学森率先呼吁开展科学学的研究，从此科学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期间，钱学森认为要发展“科学的科学”，有人反对，认为是这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历史的垃圾”。而李秀果(1990)认为，“钱学森所说的“科学的科学”是从科学学的奠基者贝尔纳的“Scinece of Science”一词直译过来的，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两回事，后来为了避免误解，有人提议叫科学学。从此，科学学这个词就在中国传开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界明确提出开展科学学研究的第一人。

1979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进一步接受了“科学学”这个词汇，开始就说，“外国人都说科学学是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创始的，但他们也不见得都按贝尔纳的原来意图搞，而把科学学的研究范围说得似乎很宽广，各种说法又不一致。”表达了他对西方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贝尔纳科学学思想表示担忧，并提出了“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赵红州、蒋国华曾经收到钱学森办公室转交给赵红州的资料，是普赖斯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的复印件。这本资料是普赖斯本人亲自寄赠给钱学森的，他们对此名著进行了学习研究。在征得钱学森同意后，他们给普赖斯写了一封信，并从此建立起了与普赖斯之间差不多四年的交往和友谊，直到他不幸辞世。事实上，普赖斯为纪念贝尔纳的科学学奠基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表25周年而撰写的《科学的科学》一文，更为中国科学学工作者所熟悉。普赖斯在该文中给出的关于科学学的定义，被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而广泛引用。可以从中看到，贝尔纳科学学对普赖斯的影响也被普赖斯通过他的著作和文章带到了中国科学学工作者面前。

2.2 国内学者对贝尔纳科学学的学习接纳

国内学者奉贝尔纳为科学学奠基人，不断从贝尔纳的著作中吸取养分，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科学学研究道路。

王兴成是较为系统阐述科学学发展历程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在《科学学——研究科学的科学》《科学学诞生的缘由》文章中，详细总结了贝尔纳在科学学早期理论研究中所作的理论贡献。

赵红州(1980)在《关于科学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兴起了一门大边缘科学—科学学。科学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因为它的实际应用（科学管理问题）而被人们所关注。英国贝尔纳教授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明确指出：‘科学学研究必须以科学技术史为基础，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学的方法来对待整个科学问题的研究。’”

夏禹龙(1983a)等撰写的《论科学技术与科学研究》一文中引用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的一些重要论述来阐述科学的定义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这时，中国出版了一大批科学学领域的著作，科学学的出版活动呈现出喜人发展趋势。科学学著作先后出版的有关西普等(1981)编著的《科学学纲要》，田夫等（1983）主编的《科学学教程》，夏禹龙等(1983b)编著的《科学学基础》，关西普等(1985)主编的《科学学》，赵红州(1984)著的《科学能力学引论》等数十种。

另外，一批优秀的科学学家和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学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出来。优秀的期刊文章、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均为全国开展科学学研究提供着有利的支持，展示着科学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被国家相关部门的决策直接采纳，在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学理论及模型、科学的定量研究、科技宏观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科学学方面的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不少科学学研究项目获得了各种机构的经费资助。不少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后，已经引起世界科学学界的关注。中国的科学学研究工作正在朝着国际化标准不断进步，并紧密地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也预示着中国的科学学必将拥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在推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科学学做出了它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学工作者从举起科学学旗帜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献计献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之时，国家科技部门的领导同志曾肯定地指出，没有前几年科学学研究提供的思想和普及，要达到科技体制改革文件这样的共识是不可能的。这是科学学工作者们一贯坚决按照党的指示，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向人民报告和宣传科技管理、科技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族化的全新思想，注入科学基金制、科学责任制、技术商品化、技术市场、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工作的硕果。

科学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

贝尔纳科学学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它影响了更多更广的科学工作者。1979年7月，第一届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共同发起的。1980年11月，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第二届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又在安徽合肥成功举行。198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随后，专门的学术期刊、研究机构、大学课程等也逐步出现，以贝尔纳科学学为指导的中国科学学学科建立起来了。

3.1 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

1979年7月11日至18日，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是顺应当时全国科学学热潮的兴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会议吸引了8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分别来自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自然辩证法、科技情报、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等领域。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科技领导工作者于光远、李昌、钱三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后不久钱学森(1980)同志写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问题》登载在《科研管理》试刊上，以积极带头的姿态参与这次科学学问题的讨论。这份试刊，以“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专辑”刊登了中国首批科学学研究者的论文，他们是该学科的开拓者。这次会议对中国实现科技现代化急需解决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科学学的概念、科学体系结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等。

此次会议上的另外一个成果，是组建了科学学全国学术团体——科学学全国联络组织，对全国刚刚萌发的科学学研究和普及活动进行协调和联络工作，并为建立全国科学学研究会开展筹备工作。当时，科学学全国联络组是挂靠在中科院学部办公室下面，由赵文彦和李秀果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二十几个中央部委设立了联络员。这些联络员后来大多成为全国和各地科学学研究会的创建者和中坚力量。

中国科学学研究工作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和科学学全国联络组的努力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因为这次会议的参会者大多为高校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刚刚热衷于科学学的中青年教师，这次科学学研讨会在中国高等学校掀起一股科学学的学术热。各地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专门的科学学研究所和科学学研究组也开始出现，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科学学或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科学学和科技管理类的学术期刊也开始创办。不少科学学、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有关的资料、教材和图书被编著或翻译，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科委、科协也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讲座和培训班，宣传和普及科学学。这时，中国科学学的研究工作有了巨大发展，研究的成果也开始从引进国外资料向独立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方向转变。

3.2 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

1980年11月，第二次全国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合肥市顺利召开，此次会议受中科院、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领导，由科学学全国联络组主办。相比第一次80名代表的规模，第二次会议得到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70名代表的支持，著名学者和科技领导人童大林、于光远、吴明瑜、龚育之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收到论文168篇。

为了推动科学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会议还决定在科学学全国联络组下面，成立科学学理论、科学与经济、科技政策和科技人才四个专题组；并决定今后的学术交流以小型的、专题性和地区性的活动为主，大型综合性全国学术讨论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上述四个专题组于1981年先后召开了四次专题性学术讨论会，即在无锡召开的科学技术与经济专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学理论讨论会、在南昌召开的科技人才讨论会和在昆明召开的科技政策讨论会。参加上述四个专题性学术讨论会的人员近400人，李昌、童大林、钱三强、黄葳等领导同志分别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和报告。会议提出并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主要议题围绕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是使中国科学学研究朝着更加紧密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与这些会议同时期，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学活动也很活跃。地区性或部门性的科学学和科技管理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有关干部学习班，研究班和学术讲座、报告会也不断举办。有的高等学院开设起科学学的选修课，有关介绍科学学理论和应用的教科书也纷纷问世。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3.3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成立

在两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以后，全国科学学研究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受到全国科学学联络组邀集，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科学学工作者于1982年4月底共同赴北京磋商，决定在当年6月初召开全国研究会成立会议，并建立全国研究会，定名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从此，中国科学学工作步入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更加便利地把科学学研究同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使科学学在发展中国科技事业中发挥出了更大作用。

1982年6月9日至12日，全国科学学代表124人在安徽九华山举行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会议，推举111人组成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副理事长为田夫、吴明瑜、罗伟、李铁映、夏禹龙，顾问为于光远、李昌、杨浚浚、宋汀、周克、罗云、胡永畅、顾德欢、钱学森、黄葳、童大林。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1982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四个工作委员会和四个专业委员会，以及研究会办公室。其中，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夏禹龙，副主任委员赵文彦。出版编译工作委员会委员罗伟，副主任委员何钟秀、陈益升。教育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田夫，副主任委员曹听生、黄仕琪。组织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明瑜，副主任委员李秀果、张登义。科学学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兴成。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沛霆。科技人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德聪。科技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续惠中。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李秀果。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届理事会的很多重要成员都曾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关于贝尔纳科学学的影响。

3.4 学术期刊与研究机构

创立于1982年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是中国广大科学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多年来，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课题研究、从事咨询服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研究会组织，在科学学理论研究方面，以及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方面，大力发挥着研究会学术性群众团体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编译出版工作的决议》（1982年6月22日），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学的学术交流、国外研究成果引进以及科学学自身的学科建设。这个决议主要内容是提出创办具有学报性质的综合性理论性学术期刊《科学学研究》以及反映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翻译刊物《科学学译丛》。更早一些的1979年，第一份以科学学命名的学术期刊《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在天津问世，1980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又在北京创办了《科研管理》（初名《科学管理》试刊）。随后，这两份期刊也相继成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会刊。

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经济、科技以及管理的热潮，各种研究探讨科学学、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的期刊也纷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科学学、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方面的期刊至少30余家。中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类期刊主要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实际而紧迫的社会以及科学问题，开展了广泛的探索和深入的宣传，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很多刊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色。例如，有的期刊主要以科学家或工程师为服务对象，有的期刊专门介绍国外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的期刊侧重于边远地区科技、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有的期刊面向民营科技和技术市场等等，真正做到了各有千秋，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领导着发展的方向。

到1986年，除台湾外，全国各省市都拥有了大大小小的科学学的研究机构，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天津科学学研究所、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武汉科学学研究所、云南科学学研究所等一大批科学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学里也逐渐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并开设科学学相关的课程，大连理工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设置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二级学科点。

贝尔纳科学学传人对中国的帮助

在中国科学学成长的早期，普赖斯、马凯、戈德史密斯、布劳温等帮助中国学者了解世界科学学前沿的研究状况。虽然在80年代中国科学学的发展过程中，贝尔纳由于已经辞世无法亲自参与，但是贝尔纳的学生马凯，以及支持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普赖斯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1 普赖斯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普赖斯是西方学界继贝尔纳之后的科学学研究主将。众所周知，贝尔纳是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科学的社会功能》被公认为科学学的奠基之作，而普赖斯则沿着贝尔纳开创的“定量分析、理论模式、政策与管理研究”的学科范式，继续把科学学研究推向深入，特别是其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科学论文的网络》等名篇力作，极大地推动了科学计量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学学走向成熟。

前已述及普赖斯与钱学森的交往，并且与赵红州、蒋国华等中国科学学学者建立了友好联系。从1978年到1983年，普赖斯和赵红州等人建立了持续的通信联系，普赖斯的科学学思想籍此传播到了国内，而中国科学学界也开始走向世界。普赖斯不仅把自己的生平简介、著作目录以及一些重要的论著，如《科学的科学》《论科学家的生产率》等论文寄送给赵红州和蒋国华，对一些论文的具体翻译工作进行指导，而且还向中国同行介绍了西蒙顿的科学创造学等西方学说；此外，普赖斯还热情地将自己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和《巴比伦以来的科学》（扩增版），赠送给赴美访学、受赵红州等人之托登门拜访的中国科学家蔡家骅教授，并对中国科学学发展寄予良好祝愿。与此同时，身为国际《科学计量学》杂志（scientometrics，1978年创刊）首任四位主编之一的普赖斯，鼓励赵红州将“科学劳动智力常数”的研究成果发表到《科学计量学》杂志上，在国际科学计量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由此使中国学者和同为主编之一的科学计量学家布劳温（Braun Tibor）等人建立了联系。普赖斯生前曾两次邀请赵红州和蒋国华走出国门，参加科学学和科学政策国际研讨会，促使中国科学学和国际前沿接轨，但由于其在1983年遽然辞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到1983年为止，普赖斯和国内学者的通信联络持续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尽管短暂，但这对于正在起步发展阶段的中国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计量学来说，依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促使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国际科学计量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一步弄清了科学计量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发展阶段、研究方法、代表人物、研究机构等问题。二是让国内学者注意到科学引文数据库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等传统数据源之外引入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并于1987年发布了国内第一个基于引文计量的大学学术排行榜，开拓了中国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新方向。三是促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设立了“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赵红州、蒋国华分别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科学计量学学科发展。四是促使中国科学计量学研究与国际接轨。1998年，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牵头承办了第一届“大学科研评价量化问题国际研讨会”（ICSUE），鲁索（Ronald Rousseau）等众多国际科学计量学权威人物做大会报告，ICSUE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科学计量学界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实现了普赖斯当年未曾实现的愿望。

4.2马凯访问中国

马凯是贝尔纳的嫡传博士生，也是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继承者。他编著的书有许多已为国内科学学工作者熟知，由他和戈德史密斯合编的《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已成为科学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名著。马凯还是李约瑟、普赖斯的忘年交，得此传承，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都有较深的造诣。马凯在1973年撰文《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发表在苏联的《自然科学技术史问题》杂志第43期上，详细介绍与总结了贝尔纳卓有成绩的一生，同时拿起了贝尔纳科学学的大旗，继续奋斗在国际科学学界。

此外，马凯对科学史，尤其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科技史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过八卦图的布阵问题，指出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懂得了现代计算机科学中二进制的含义；他研究过《九章算术》，指出早在公元一世纪中国的《九章算术》中就提出并解决了此类问题。他熟悉《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在论文中常有精妙的引文就是明证。马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百科全书派那里继承而来的伟大目标之一，乃是“用代数之光，照亮了政治科学和伦理学”。

1971年贝尔纳因病逝世后，作为贝尔纳的学生以及一个优秀的“贝尔纳学派科学学思想”的继承者，他对中国始终是友好的，与中国科学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交流，促进了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继续传播。

1985年7月3日至8月3日，马凯应中国科技培训中心的邀请来华讲学。他在北京分别作了《贝尔纳与科学学》《科学学的未来发展》两场报告，在武汉大学作了《社会物理学》的报告，在重庆作了《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在成都作了《科学与社会》和《我与科学学》的报告。1985年7月27日，马凯教授在科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行的《科学的科学》发行仪式上讲话。

1986年，马凯受当时担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领导职务的张碧晖邀请，访问武汉并做学术报告。1987年，张碧晖与赵红州、蒋国华陪同马凯夫妇访问过上海和江苏无锡市。在上海期间，时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刘吉接待了马凯夫妇。2000年，马凯夫妇受张碧晖邀请再次访问中国，在番禹职业技术学院作了《科学与艺术》的学术报告，并被聘为该院的荣誉教授。

马凯与中国科学学界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张碧晖、潜伟、刘则渊、陈悦等先后拜访过他在伦敦的住所，亲自聆听了他对中国科学学发展的真知灼见。

结语

贝尔纳科学学能够传入到中国来，并且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被充分吸收本土化后，产生了各种科学学的分支，经历了十分曲折和漫长的过程。从时间上划分，贝尔纳科学学传入中国经历了1949年以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起，竺可桢等科学家开始了解并介绍贝尔纳科学学思想到国内。《科学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科学》《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科学学译著的出版，让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了贝尔纳科学学。7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学从肇始到发展，都与贝尔纳科学学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学研究机构，科学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推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学家和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学研究成果，并且不少高校开设了科学学课程，建立了若干科学学研究所、研究中心或教研室。

新世纪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其中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科学界发展的繁荣昌盛，让一个话题显得十分重要，那就是人们开始再次提出，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做什么？因此，对于贝尔纳科学学的研究热潮再一次波澜壮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今世界，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科技发展之于社会、政治以及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将起到如何的作用，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科学、利用科学，让科学为人民的福利服务，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更是贝尔纳科学学的最终目标。有理由相信，在飞速发展的21世纪的中国，贝尔纳科学学将更深更广地影响科学与社会。

（参考文献略）

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本质上是一门如何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家如何参与社会建设的一门学问，其灵魂乃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科学的社会本质问题。在钱学森先生看来，科学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人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社会，其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的自然科学。近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以“科学学理论与方法再探索”为主题，邀请张碧晖、陈悦两位专家作为客座编辑，广泛邀请我国科学学领域知名学者和专家，深入剖析大变局下科学发挥的作用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为理解当代科学技术提供洞见，为我国新时期提高科研效率和加快实现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支撑。三思派近期将陆续转载本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