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西方文明下的日本，伴随着对欧美人普遍高大身材的憧憬，和日本人民历来被戏称为“侏儒”的难言之隐，一种关于“借种”的声音在日本民间变得越来越普遍。这背后既有日本人对自身文化自轻自贱的、甘愿为奴的自卑心理，也反射了日本社会的文化顽疾之所在。

那么，这所谓“借种”是怎么一回事呢？而日本的文化面对这一风潮又是如何理解与应对的呢？事情还要从一个叫福译谕吉的人讲起。

福译谕吉被誉为日本的军国主义的第一人，他当时的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但他也让改良中的日本走向了一条更加血腥的邪路。

正如那个时代的东方学者一样，福泽谕吉看到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差异，他也曾经无比诚挚地呼吁日本人民摆脱封建制度的约束，追求民主与自由。他一生视“独立自尊为人生与民族的最高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意识也曾是超前而有远见的。可惜他的光芒虽然曾也作为希望照亮过混乱中的整个日本社会，但终究还是像一颗流星，坠入无边的血色与黑暗之中，也指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民的悲剧性命运。

正如人们常常看到关于人种的种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批判与反对种族歧视之余，许多人却忽略了，在大范围的人类生活中，基于种族特征的比较其实比比皆是。因此人种学实际上是最易于吸引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表达观点的领域。

在当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氛围浓厚，在看到西方文明的全面渗透与强权意识形态的危机的福泽谕吉，也面临着“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但不同于当时中国学者理性地批判与吸收。他性格中偏激一面，让他得出了东方文明一无是处，需要淘汰的极端主义的观点。

这一偏激的思想却在当时恰恰契合了久久受到“物哀”美学影响，崇尚丧文化的日本人的心理。从文化上的自卑自轻自贱，蔓延到了对整个日本社会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自我卑贱感。而这所带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

在当时的西方，面对文化冲突，一种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各种宣传中大行其道，其背后的是西方世界妄图指染他疆领土的狼子野心与道貌岸然的托辞，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西方中心论”的暴论，甚至认为西方人优于全世界人类。

而这无疑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伪命题。而正是基于这个荒谬的命题，当时的提出了人种改良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借种”。很多日本人竟然相信，只有欧美人的基因才能拯救这个历来被称为“侏儒”的民族。一时间日本文化中充满了一种暧昧不清而又非常暗淡的气氛。

在近代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笔下，东方的美便彻底沦为了一种甘为奴隶的病态。在他明治维新后所写的《痴人之爱》和《黑白》等小说中，身为日本男性的主角便总是以一种充满了自卑的心态，视西方女性如神明，为之神魂颠倒，甚至以失去自我意识为前提。

这种人种上为欧美人基因马首是瞻的病态思想，破坏了日本的基本社会。社会伦理道德近乎崩塌，全日本上下人心惶惶，在不断加剧的民族耻辱与种族歧视下，也激起了日本民众的报复性心理反弹，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愈演愈烈，也为日后走向法西斯道路埋下了导火索与祸根。

终究，基于所谓“借种”的人口改良计划在国内舆论斐然的情况下并未长期实行。日本天皇找到了另一种更加理性和温和的方式将改善国民体质提上了日程。在传统日本，牛是一种被日本人广泛忌讳食用的动物。

但为了改造日本人体质，改变日本人世世代代侏儒身高的命运。由日本天皇带头，含泪吃牛肉、喝牛奶，号召大家改善饮食习惯与家族传统。日本人上行下效，很快便开始了为了后代长高的大运动。而这在后来，也确实改变了日本人代代低矮的传统。

但我们必须明白，种族歧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来都不是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它们只能加剧矛盾的激化与自卑的心态。改善日本人身高的，不是所谓西方基因优越的“借种”，而是现代营养学，是对营养与个体生长发育的关系的认识。

人类文明最可贵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坚持，不是总是在以一种自卑的心态行暴力征服之实，也不是自大的西方中心论，而恰恰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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