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其胎体坚硬、洁白精美、叩之声脆，这种物质的表面还带有莹亮的光泽，让人想到了美丽的贝壳，英文中的瓷器“porcelain”正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贝壳“porcellana”。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像瓷器那样，改变世界的政治文化和全人类的日常生活。瓷器是彻底的人造物，它和金属、玻璃等不同，在自然界并不存在，它是完全全全的人类活动结果，更是中华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
01
中国和瓷器
China and china
中国（China）被称为“瓷器(china)之国”是毫不过分的。有一个事实也是大家常常容易忽略的：欧洲制瓷工艺出现的时间极晚，直到18世纪初德国人才找到瓷器的秘密，生产出欧洲首批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中国瓷器尚未大量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使用的日常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锡镴器（一种锡合金器皿），极为显赫的人士才使用更为昂贵的银器，而金器因质地过软、导热快等因素并不适合作实用器皿使用。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叶，中国瓷器的高品质仍是欧洲大部分本土瓷厂所无法企及的，尤其是体型较大的餐具和陈设器仍以中国外销瓷器为主。17、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瓷器是欧洲人心中的中国图腾式符号和物质的中国现实”。
纹章瓷，顾名思义，指的是绘有欧美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纹章图案的瓷器。纹章出现在12世纪的欧洲，纹章构图的标识化，并同时具备平面和立面的可塑性等，使纹章成为教堂、市政厅等公共设施，以及房屋、艺术作品、服饰、家具、餐具等私人财产的理想装饰图案。在瓷器餐具尚未大量普及之前，欧洲贵族使用的银质器具上也常以个人纹章作为装饰，将欧洲纹章绘制在中国瓷器上的做法，到17世纪末日渐风行，中国纹章瓷的大量出现更是令纹章餐具盛极一时。
17、18世纪，无论对中国还是欧洲，都是极不寻常的时代。由于地域和交通的局限，加上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早期西方人游记的宣传，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仍是个神秘而富庶国度，远东贸易正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开始。17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带来海上贸易的繁荣，西方航海国家直接与中国通商，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那个时候，欧洲大地刮起了浓浓的“中国风”，中国瓷器的出现引领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奢美的艺术情趣。在这片尚未发现制瓷秘密的土地上，中国纹章瓷餐具是绝对的高端定制产品，是尊贵地位和精致生活的象征。纹章瓷的出现迎合了欧洲社会中希望彰显血统、联盟和凸显身份来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的需求。绘有个人纹章图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装饰用品无论在正式或私密场合，都是展示其主人身份和财力的不二之选。在一些特殊的喜庆日子，如结婚、晋升（获封爵位）、周年庆祝或纪念日，一套专门定购纹章瓷，是当时西方社会潮流人士最为喜爱的锦上添花之物。
英国坦普勒（Templer）家族约1780年定制的纹章瓷茶具和咖啡具，整套工具目前尚存47件
02
纹章瓷与广州港
Why Canton？
中国制瓷工艺历史悠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纹章瓷的兴盛正是得益于中国瓷业彩绘技术的成熟和新航路带来的海上贸易的繁荣。17、18世纪之交，中国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新釉料、新技术的出现，加之分工明细、制作周期缩短，逐渐具备根据客户需求大规模快速生产的条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开通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到了17世纪80年代末，外国商船开始抵达中国的沿海港口，试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此时的广州以得天独厚的人文和地理优势，成为清朝开关后西方商船首选的贸易口岸，根据实际贸易运作的方式开始出现一些贸易规则，这些规则逐渐固定下来，由此也培育起了中外商人间对跨洋贸易的诚信往来体系。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各港口间寻找贸易机会之时，也逐渐发现广州的贸易环境和条件更好且更具有延续性，中外商人间能够在广州达成更加有利于贸易的约定，这是在中国其他口岸无法做到的。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海外贸易制度最具灵活性的口岸，被称作“广州体制贸易”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尤其是1757年清廷宣布“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后，中西贸易悉数南移广州。那个时候要想用上绘有彰显个人身份和财富的纹章图案的瓷器，就只能来广州定制了。
广州作为世界性的东方大港，是纹章瓷定购和出口的基地。有一件1791年从广州定制的纹章瓷盘，其背面的文字信息要比正面的纹饰有趣的多：盘的底部用墨书写“Canton in China 24th Jan. 1791”（1791年1月24日，中国广州），这组墨书的铭文极为罕见地真实记录了该套瓷器从广州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的具体时间。经过长期摸索，欧洲船员们已经懂得季风在航海中所起决定作用。来广州贸易的外国船只，每年在6、7月间乘西南季候风抵达广州黄埔港，完成货物销售、采购和当个贸易季节的订单传达后，需在冬季的12月、1月间乘东北季候风离去。各国商船上的货物被卸载完毕后，小舢板就开始将广州城内售出的瓷器运至停泊在黄埔港的大船上，瓷器货物大多在12月份前就已装船完毕，这件瓷盘的烧制日期是1月24日，这一时间点说明瓷器是在商船即将离港前赶制完成的。
1791年1月24日从广州定制的纹章瓷盘
03
纹章瓷背后的那些人
People that mattered
到底是哪些人能有如此财力和能力千里迢迢到东方大港广州，定制成本高昂且又独具个性的纹章瓷？在通讯和海上交通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里，大洋彼岸、语言迥异的纹章瓷订单又是如何被准确传达和完成的？
将相隔数千里的西方客户需求与中国瓷匠的技艺结合在一起，生产出令人满意的纹章瓷产品，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变数的过程，在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当属各国商船的大班和船长们。像纹章瓷这类的高端个性化定制货物的订单，属私人贸易物品(相较各国东印度公司集中采购的批量生产大宗货物而言)，往往由东印度公司开展远东贸易商船上的船长和大班们亲自督办，从下订到送达欧洲买家手中，长则需时两至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余。
大班是关系到东印度公司盈利多寡的关键人物，东印度商船的货物采购和销售全权交由商船的大班负责。除个人能力外，大班个人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在其开展贸易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船长的身份和作用亦不可小觑，这些商船的指挥者们大多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未担任船长之前，许多年轻人早年常跟随家族中的长辈在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学习和磨练，由此亦可体现船长身份和能力的特殊性。船长和大班们大多出身良好，品味较高因而了解富裕阶层的需求，他们具有出色语言和外交能力，既是从事买卖的商人又是投资者，欧洲人所熟知的中国外销艺术品无一例外都是在他们的敏锐判断和精心选购之下，得以进入欧洲千家万户，引领时尚潮流和新的生活方式。
就纹章瓷的定购者而言，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董事、管理者和中高层雇员大多来自欧洲本土的贵族、富绅和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中超过60%的人来自拥有纹章的家族，因此东印度公司职员本身就是纹章瓷的需求者，他们是最早一批的纹章瓷定购者。为了吸引有能力和才干的人，公司规定上至船长大班、下至普通船员均可自行购买和携带一定份额的货物上船回国出售，只要向公司缴纳佣金后，获利便归个人所有。纹章瓷作为私人贸易商品其利润丰厚，东印度公司成员乘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属、朋友或特定的客户定制纹章瓷的做法极为普遍。
在广州口岸，瓷器买卖不受行商的垄断，相比承揽东印度公司大宗货物买卖的行商而言，零散的瓷器商人更加机动和灵活，能够满足大班和船长们带来的纹章瓷订单的诸多个性化需求，有些时候还需要广州的瓷器代理商北上前往江西景德镇下定并传达订单需求。广州的瓷器商铺承担了大量的瓷器贸易，在十三行商馆区附近外商所熟悉的中国店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瓷器店铺。
中国瓷器店铺等待外国商人看货议价
不少晚清外销画作尤其是以中国瓷器烧工艺为主题的系列外销画中，能直观展现这些瓷器店铺的细节。东印度公司的文书记录中也留存了不少关于大班们在瓷器店铺查看瓷器样板、议价的记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销瓷器的售卖必须严格讲究诚信。存世的一件展现瓷器店铺内议价下定的外销画中，仍然清晰可见店铺中央的墙面上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醒目告示：“早晚时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也就是说，售价虽然会随行情浮动变化，但价钱一旦议定便不可更改。一般情况下，外商来华订货，必须先付款，其原因早在1616年10月1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科恩给公司董事长所写的信件中就曾道明：“在这里我要向您报告，这些瓷器都是在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制造的，他们购买的各种成套瓷器都是定制的，而且要预先付款。因为这些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中国人只有拿来出口，而且不论损失多少，也是要卖掉的”。
瓷器店铺内景及店中告示
04
没有中国瓷匠烧不出的瓷
We all made in China
《景德镇陶录》中“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的记载，充分概括了中国外销瓷的特性，作为外销瓷中“贵族”的纹章瓷则将这一特性发挥到极致。因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外销瓷，纹章瓷的买家有条件选择引领潮流或独具个性的纹样，并采用当前条件下最好的工艺。广州商人不愿意在贸易的间歇期（每年二月至七月）提前备货，亦从侧面体现了纹章瓷装饰风格和款式变化之快。
但不管市场需求如何变化，不畏奇技淫巧甚至是莫名其妙、五花八门的纹样或需求，对瓷器代理商们传达到窑厂的洋人订单，中国工匠们总能想方设法驾驭满足。
例如，一种被欧洲人称作“白加白”的瓷绘工艺被灵活而高效地运用到纹章瓷的装饰中。“白加白”（bianco sopra bianco）源自意大利语，这种工艺利用不透明的白色料在器皿的白色或浅色釉面上绘制图案，若隐若现的白色花纹与彩绘图案相得益彰，使器皿显得雅致精细而又与众不同，与中国人说的“暗花”装饰手法异曲同工。该工艺在16世纪就出现在意大利乌尔比诺和法恩扎的锡釉彩陶上，但直到18世纪才用于瑞典、英国、法国的软陶制作。1745年间此工艺再次复苏，首先在瑞典罗斯兰皇家瓷厂广泛使用，主要绘制在陶瓷略显灰白的地色上。随后，荷兰的代尔夫特、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法国讷韦尔等地窑厂相继使用，以这种工艺绘制的折枝花卉陶瓷边饰曾风行一时。但令人不解的是，18世纪早期中国工匠便已掌握这门技艺，并熟练应用到纹章瓷的烧制中。这种技法工艺较复杂，产品生产数量少但制作精良，属纹章瓷产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代表。
“百件文物读广州”展览中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花卉纹盘，盘的中部以“白加白”工艺绘制繁密的卷草花卉作为底纹装饰。
纹章瓷定制工艺的核心在于纹章的绘制。纹章的图稿或画作、私人或机构使用的藏书券等常常作为纹章绘制的样板被送往中国供瓷绘艺人临摹。但纹章图案本身对中国瓷匠而言是陌生而无意义的，加之构图复杂、规则繁琐、绘制极为不易。除沟通和理解障碍、以及提供样本自身错误所导致的少数失误外，中国瓷匠绘制的纹章瓷绝大部分仍是精准而严谨的，其中不乏值得世代珍藏的上乘之作。18世纪下半叶，纹章瓷的绘制逐渐由景德镇转移至广州，大大缩短了纹章瓷定制的周期，一些在半成品上绘制的纹章瓷可以在当个贸易季节便能备齐货物返航。
纹章瓷定制耗工费时、成本高昂，充分展现了私人定制产品的个性和魅力。这件英国奥奇欧佛（Okeover）家族定制的纹章瓷盘无疑是最好的例证，整套餐具都是根据专门提供的原始图样烧制的。为了向中国瓷绘艺人准确、完整地传达瓷器的绘制要求，奥奇欧佛家族专门聘请本土艺术家按瓷盘的样式绘制了纸质的样本，据说样本由著名艺术家亚瑟·戴维斯(Arthur Devis)完成，仅样板的绘制费用就高达一英镑。样本的背面还专门注明了纹章的主人、样本专供定制中国瓷盘使用并需归还等文字信息。
不难发现，定购者提供的图样本身已具备较高的专业和艺术水平，但中国瓷绘艺人在绘制如此复杂精美的图案时所展现的娴熟精湛技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原画稿中出现的每一片枝叶和花瓣，还有水中的粼粼波光等诸多细节均被忠实而美丽地呈现在瓷盘上，如果不看原稿，很难想象作品出自对西方绘画一无所知的中国匠人之手。
英国奥奇欧佛（Okeover）家族定制纹章瓷的绘制样板及烧制成品
奥奇欧佛家族于1740年和1743年前后两次定制了至少120件餐盘和34件大盘，平均每件成本高达1英镑，这一定购成本是普通纹章瓷产品的10倍，是大宗日用瓷器的近百倍。在18世纪英国，家庭年收入达到40英镑便算得上富裕，这套瓷器从样本设计、烧制，到家族的使用和珍藏，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谨慎的对待，高昂的定制成本和无与伦比的精美绘工，更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定制瓷之最。1765年，这套餐具的订购者李克逝世后无子嗣，其个人财产包括这件瓷绘样本及定制的纹章瓷仍由家族成员小心保管，直到1975年才将其中100件公开拍卖。
岁月流逝，纹章和纹章瓷并未远去。纹章以其特有的装饰效果和鲜明的标识功能仍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中，尤其是纹章学在其悠久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严谨科学的用色和构图规则，对当代设计领域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纹章瓷产在中国，行销世界，他们的诞生是中西方工艺文化交融的结果。作为清代中西贸易的产物，纹章瓷本身所蕴含的丰厚历史内涵更为弥足珍贵，它们携历史的温度和悠长的记忆穿透时光款款而来。别忘了，数百年前风靡欧洲的时尚生活之风，其创意和匠心正是来自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平和而内敛、大度而舒展的土地！
公众号 : 广州博物馆
撰稿 | 邓玉梅
排版 | 温梦琳
初审 | 邓颖瑜
审校 | 刘颖颖
审核 | 朱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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