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这使两国之间从古代起就形成了至为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而中日文化悠久的历史因缘，又是从我国的汉文典籍传入日本开始的。汉诗集《怀风藻》，成书于日本奈良朝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相当于我国唐玄宗天宝十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同时也是我国域外现存的最古老的汉诗选集之一。

一．《怀风藻》中的山水书写

《怀风藻》相传编者为淡海三船，全书共一卷，总计收录了从天智天皇时代到奈良时代64位汉诗人的汉诗120首，现存可见116首。其中朝廷侍宴、应诏之作共计34首，占全集的四分之一左右；官僚间的宴集游览之作次之，共22首。

对于《怀风藻》中出现描写自然的诗作的解读，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著有《怀风藻校注》的日本学者小岛宪之认为，《怀风藻》中描写自然的诗作其诗语多有源于六朝与初唐诗者，但《怀风藻》的诗人们仅仅是停留于对六朝诗句的蹈袭与模仿，对诗中的哲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而另一位日本学者中西进则在其发表的《怀风藻的自然》中指出：

《怀风藻》里构筑的自然……可以说是以稍微领先于日文系统文学的形式而构筑起来的。尽管如此，捕捉山水之上移逝的季节的情势，注视烟霞之中迷蒙闪烁的自然，以传统所有的语言写出来，这仍是一种壮大的文学的行为。而且，作为对其景物的偏爱，这也是置身于汉语文学的情况下的传统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中西进先生认为《怀风藻》的诗人对自然的描写是一种“文学的行为”，虽受到了中国诗作的影响，但这种吸取并非纯粹的蹈袭与模仿。《怀风藻》中各个题材的诗作中都有一些涉及到对山水自然描写的作品，其中主要集中在应诏宴集之作以及纯粹游览山水的诗作。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治，倡导汉诗、举办诗宴，作为对中国文采风流的追步。同时中国六朝美学与名士风流，也令日本文士心向往之，于是争相模仿。从山水描写的角度上看，这些作品大多描绘具体的景物，极少有对山水本身的描摹。

山水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宇宙与人生具有紧密的联系。没有了对山水本身的关照，诗中自然也很难有诗人的内心与山水相感应的表达。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部分的学者才会持有《怀风藻》的诗人们是停留于对六朝诗句的蹈袭与模仿的阶段的这一观点。虽然当时的诗人笔法相对质朴，但从这些描写山水的诗作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中国儒家、道教以及佛教的诸多观念给予了《怀风藻》诗人们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及诗人们将日本本土的文化元素融入汉诗所做出的努力。这一时期汉诗中的山水书写多以皇德的隐喻出现，并且这样的表现形式也延续到了“敕撰三集”中的山水书写表达中。

二．“敕撰三集”中的山水书写

到了平安时期，随着嵯峨天皇大力地推进汉文化，汉诗的创作进入到了一段繁盛期，“敕撰三集”即《凌云集》、《文化秀丽集》和《经国集》也由此应运而生，成为继《怀风藻》后的又一日本汉文学里程碑。成书于弘仁五年（公元814年）的《凌云集》又称《凌云新集》，迟《怀风藻》六十余年问世，作为日本第一部敕撰汉诗文集，由小野岑守、菅原清公等人奉嵯峨天皇的敕令编撰而成。现存汉诗九十一首，汉诗人二十四人，诗集按照诗人官阶高低进行编排。在诗的形式上，《凌云集》中七言诗的数量增加，占到半数以上，而且在汉诗的平仄、押韵以及修辞方面都大有长进,明显受到我国唐代诗坛的影响。

日本学者大曽根章介认为《文华秀丽集》中游览的诗多为行幸之际所作；在赠答诗中与来朝的渤海国使者交流的占半数以上；咏史的诗作反映了朝廷中《史记》的竞宴；乐府诗则吟诵中国从六朝到唐朝乐府题的诗；杂咏诗多以奉和应制的诗为中心。诗集中，“游览”、“饯别”、“艳情”、“杂咏”这四种类别的汉诗所占比重比较大，同时，除了主题以外，可以看到《文华秀丽集》的内容和形式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唐时期华丽诗风的影响，这从诗集的名字中也能够感受到。第三部《经国集》成书于天长四年，由良岑安世奉淳和天皇之敕命，与滋野贞主、南渊弘贞、菅原清公等人一同编撰。

全集共20卷，收录了淳和天皇、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空海等178名汉诗人的作品，并且与《凌云集》、《文华秀丽集》不同的是，《经国集》不仅收录汉诗，同时还收录了汉诗人的赋、序、对策，规模上是三部敕撰集中最大的，不过遗憾的是《经国集》的现存本仅剩六卷，大部分已经遗失。从汉诗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看，《经国集》中的汉诗同样受到唐诗的影响。在诗体方面，《经国集》的七言诗（137首）在数量上要远超五言诗，这一方面说明日本的汉诗人们的汉诗创作能力逐渐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坛诗风正从六朝向唐朝转移的趋势。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始于奈良时期的“探韵”诗、“探题”诗到了“敕撰三集”时代变得格外流行，这说明《怀风藻》时代的将汉诗创作作为一种风雅游戏的倾向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同时另一方面，模仿六朝汉诗的文风逐渐向唐风转移。

从汉诗的山水书写角度看，和《怀风藻》相比，“敕撰三集”中的汉诗扩大了对山水自然吟咏的范围，并且从《凌云集》开始咏物诗的数量大增，超过了写景诗。不仅如此，汉诗人们在汉诗的表现技法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所描写的山水景物对象也相较之前更为形象逼真。

《文华秀丽集》在根据题材分类时专门分出“游览”类，这一类诗作和中国的山水诗相似，可以看出日本的汉诗人们比之前更加有意识地观察欣赏景物，并将其表现在诗作中，并且汉诗中所呈现的山水书写越发自然与全面。《经国集》中杂咏诗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类，如此以来凸显了山水自然季节的不同特征。《经国集》里杂咏诗这样四季分类的方法，为之后日本的敕撰和歌集的编排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本朝丽藻》、《扶桑集》中的山水书写

由一条天皇统治的正历至宽弘年间被学界称作日本平安朝汉诗的中兴时期，而《扶桑集》、《本朝丽藻》这两部诗集则被认为很好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日本汉诗的风貌。《扶桑集》凡十六卷，完本已佚，今仅存卷七与卷九之残卷，但只从现存残卷观之也能够看出其内容非常之丰富，“实为‘敕撰三集’以后平安朝中期汉诗的集大成”。《本朝丽藻》被称作为《扶桑集》的姊妹篇，它同样也有残缺的部分，共上下二卷。上卷分为春、夏、秋、冬四部，下卷分为了“山水”、“佛事”、“神抵”、“山庄”、“践送”、“怀旧”、“述怀”等十五部。

一般认为《本朝丽藻》撰成于宽弘七年（公元1010年）前后，这就意味着其中大部分的作品与《源氏物语》、《枕草子》几乎在同一时代，这既表明了这一时期文学之繁荣，同时也预示着文坛重心有由汉文学逐渐演变为和文学的趋势，“《丽藻》作为汉和文学此消彼长时期的汉诗总集，即便从整个汉语文学史的角度看，也是决不应遭到忽略的。”在山水书写方面，随着题材的不断丰富，比起《怀风藻》时代绝大部分汉诗中的山水呈现出的“公”的性质，《本朝丽藻》时代汉诗人笔下的山水越来越多地承载了人的情感，带有“私”的成分逐渐增多。并且值得关注的是，《本朝丽藻》下卷对于“山水”类的划分与其时代相近的《和汉朗咏集》以及《千载佳句》等都有所不同。

在《艺文类聚》的分类中有“山部”和“水部”，《千载佳句》和《和汉朗咏集》的分类细目中也都有“山水”，看起来《本朝丽藻》和它们很相似，但区别在于，《艺文类聚》中，“山部”和“水部”都是以具体的山和川的固有名编纂而成的，即所谓的“山水”尚未作为概念存在。《千载佳句》沿袭了《艺文类聚》的方式，在其“地理部”下的“山水”同样也都为具体的山川，《和汉朗咏集》亦是。

而《本朝丽藻》的“山水”划分中，只有一首汉诗点明了川的名字，这就意味着《本朝丽藻》的这一分类很有可能是带有“山水”概念意味在其中的。如前文所言，日本的汉诗集的编排往往会参考中国的《艺文类聚》，而《本朝丽藻》能够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也侧面说明了日本汉诗人们在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学面貌。

四．菅原道真汉诗中的山水书写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期首屈一指的汉诗人，同时也被日本学者尊为王朝时代汉文学第一大诗人，被奉为“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上世代为大学者、文章博士。他继承父祖之业，曾担任文章博士、翰林学士等，官至右丞。之后其两次被贬流放，最终死于九州太宰府。菅原道真的汉诗主要收录于《菅家文草》十二卷和《菅家后集》一卷中。《菅家文草》中的汉诗主要分布于前六卷中，共486首。

卷一收录了菅原道真十二岁至三十一岁之前的80首汉诗，卷二收录其三十一岁至四十二岁期间诗作106首汉诗，卷三、四则收录其第一次谪守期间的167首诗作，卷五、六收录了菅原道真返回京都后所作的133首汉诗。《菅家后集》收有46首汉诗，主要是菅原道真晚年被贬太宰府时所作。

结言

从谪守赞岐时期开始，随着菅原道真“诗人”本色的逐渐显露，其汉诗中的山水书写更多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菅原道真的送别诗与隐逸诗。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其在《菅家文草》中留下的五首唐绘屏风诗，诗的数量虽少，但也为倭绘屏风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