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已经表明，诸多先赋性的因素使得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相比，存在更多的文化劣势和现实挑战。这种劣势与挑战贯穿于学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并影响着他们后期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学业和职业成就）。

（1）入学前的劣势

西方学者对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考察往往与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社会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性别、家庭环境和角色等诸多先赋性因素挂钩（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定义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唯一标准，已经内含进研究内容中，因此在此没有特意写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文化资本），展开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比较研究。

家庭成员能够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决定和职业追求，而第一代大学生由于欠缺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高校选择或申请过程中难以得到来自父母、同辈、老师及教育机构的支持（咨询服务）而处于巨大的劣势之中；同时，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也将面临着由于社会阶层所导致的文化冲击。父母参与是一个可预测学生高中后教育抱负的变量，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因较差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较低的教育期望而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

在文化和认知层面上，第一代大学生（拉美裔移民群体）具有极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家庭），他们由高中向大学转变过程中往往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例如：时间冲突，学生参加家庭活动或拜访父母与学术工作；事务性冲突，家庭援助与学业专注度；经济分配冲突，看望家人而花费的差旅费与教育支出等。

同时，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往往表现出更低的自我效能感、更高的消极结果预期及更多的认知障碍。

（2）大学期间的劣势

步入大学尽管可能会被视为许多青年的成年礼，但是第一代大学生群体在追求大学学位时往往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如更高的辍学行为和辍学风险及更低的教育期望。

在辍学风险上，第一代大学生在第一学年的辍学风险比非第一代大学生要高出71%，其中辍学率最高的时间节点为第二学年，且他们在四年内正常毕业获得学位的可能性要比非第一代大学生低51%。

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学生的辍学风险具有调节和中介作用；ACT分数、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全职工作调节了这种风险；此外，排除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吸毒、心理压力和较少学业挑战的报道也会导致学生的辍学行为。

经济层面上，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会面临经济压力，而参与校内外的兼职和工作则会与学业产生冲突。

同时，学者们在助学贷款、奖学金等经济资助方式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影响研究中也发现了由此引发的负面结果，认为助学贷款并未改善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偿债压力和课外打工的时间，刺激他们提早进入劳动市场大军中。

国外研究也发现，学生对助学贷款知识的熟识度和家庭资源对他们的借贷决定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代大学生比非第一代大学生会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助学贷款对第一代大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具有持久性可预测的消极作用。

学业表现和校园参与方面，在允许学习者自主选择的环境中，自我调控能力（self-regulation）通常被认为是学生通往成功之路重要的素质，而第一代大学生在线学习的自我调控水平明显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

学业表现和社会阶层是表现—回避目标（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s）两个潜在的特征，学者们认为第一代大学生正在实现的向上流动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他们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取得的学业水平越高就越会倾向于支持表现—回避目标（表现-回避目标在本处是指试图避免表现不佳的能力，即第一代大学生取得的学业水平越高，他们越会采取一定的策略回避可能失败带来的负面结果。

表现-回避目标往往与较低的内在激励、低反馈寻求、低自我效能感及消极后果相联系，造成这一表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失败的恐惧、负面情绪或者是学业成就），即他们越可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回避可能因失败带来的负面结果。

同时，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准备、抱负和第一年的学业表现三项指标上的得分均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在校园参与层面，学者们已经同意各种类型的校园活动有助于提升GPA；而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则表现出更低的参与层次。

（3）职业选择中的劣势

第一代大学生在职业规划和职业决策方面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同样存在着劣势，他们在大学环境中所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本较少，很少有学生利用大学期间的人脉关系、信息资源、机会去提升他们的职业抱负，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通过非正式交流、互动所能产生的职业机遇；而他们自身限于机会和资源的制约，也难以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职业目标。

此外，第一代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职业信息的拥有量（社会网络）和职业成熟度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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