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任建新

癸卯兔年的春节平静而又热闹地过去了，本已腾空悠闲的脑子，却像食草的牛羊，被年下的许多人和事反刍塞满，它们发酵膨胀溢出，变成这些四不像的文字。

叔 叔

由于疫情的变化莫测，年前走亲戚明显减少，但几经犹豫，我们夫妇还是于腊月二十七，开车去滨州看望叔叔。

叔叔是位1949年初参加解放军的老兵，一辈子没孩子，我妹妹和弟弟儿时曾先后被叔婶抚养过。1969年中尉军衔的叔叔转业，按理应回济南安置，可他服从分配，去了荒凉的垦利县黄河农场（当时暂划归济南，以安置毕业学生）。1974年军垦黄河农场撤销，他再次放弃回济，被分到当时偏僻的惠民地区北镇人民剧场，做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后来落实政策，恢复干部身份，可他再也没离开那里。

叔叔住在剧院宿舍一座简易楼的一层，我们去时老两口正挨坐在狭小的南阳台上晒太阳。看到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老人一时没认出，待我摘下口罩看清后，叔叔连忙起身，有些意外又高兴地说：“年前这么冷，不是说好了不让你们跑吗，咋还是来了，快进屋。”小屋里没有暖气，也没开空调，两位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忙着烧水沏茶。我们让叔婶别忙，将早晨在家包好的羊肉水饺和其他年货，一样样拿给老人看。叔叔满面笑容，嘴里却埋怨道：“过年少带点东西来看看就行了，咋还花这么多钱。”我边说不多，边张罗着把带去的年历画和“福”字帮老人挂到墙上。

叔叔过了年就92岁了，除有些耳背外，身子骨依然硬朗，还能经常出门走走，每晚准时看新闻联播，拉起国内外大事一点也不糊涂。老人是离休，我曾多次劝他找组织反映一下，起码装上暖气和管道煤气吧。可叔叔每次都说，他离休拿全工资，看病都报销，已经很好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

我们离开时，叔叔送到院门外，千叮万嘱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到家后马上打个电话来。车已开出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老人还站在路旁，定定地望着我们走的方向，像一株饱经沧桑的老树。

故 邻

春节期间，与我曾做过近二十年邻居的发小们，或电话或微信相互拜年，并相约春暖花开时再聚聚。其中有两位兄长告知了他们父母去世的消息，老人熟悉的模样和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故去的邻居长辈，一位是小林兄的母亲李阿姨，年前腊月初九去世，享年89岁。

李阿姨和匡叔叔夫妇与我父亲是老同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相识。当年我们两家住在同一座旧木楼的二层，各有三个几乎同龄的孩子，经常你来我往。尤其小林兄的老家是胶东，慈眉善目的匡奶奶手巧得很，每逢过年都会扎鲤鱼灯、萝卜灯，烤面鱼、面桃等，让我们既饱眼福又享口福。后来匡叔叔和李阿姨先后调离济南日报社，家也搬走，但仍和老邻居们保持着联系。

随着我们这拨孩子高中毕业下乡或参加工作，尤其是原先住的宿舍被拆除重建，许多老邻居迁往他处，相互间的联系大都断了。四十多年后，经过几位热心发小的张罗，十多位当年同院的孩子再次聚到一起，其中就有搬离最早的小林兄。不久，我陪母亲去看望了匡叔叔和李阿姨。他们见到我母亲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交谈中提到我去世多年的父亲，眼里仍涌满了泪水。

得知李阿姨去世后，我与小林兄通了话，并给已93岁高龄的匡叔叔拜年。老人说，他和我父亲感情很深，是交心的朋友。他还第一次告诉我，李阿姨是我父母恋爱的介绍人。哦，四位老人间还藏着这么多秘密，可惜自己知道得太迟了。

另一位老人是大光兄的父亲韩伯伯，97岁，年初四去世。他是我已知的老邻居中最年长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个院儿住了十六七户，他们家人口最多，除韩伯伯夫妇外，下有6个子女，上有两位被孩子们叫作大嫲嫲（即：奶奶）和十嫲嫲的老人。这么个大家庭，两人工作十张嘴吃饭，却充满了生活情趣和快乐。至今我清晰记得，他们家刚糊好的一堆堆火柴盒，三层腾着蒸汽和面香的大笼屉，一双周正小脚整日乐呵呵会讲故事的十嫲嫲，六兄妹中贤淑的大姐、文静的二姐、爽快的三姐，以及大姐在全院孩子中第一个结婚时的欢乐场景……

韩伯伯1949年初在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新闻系上学期间，就参加解放军南下，并在南京参与了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的创刊。不久他因海外关系等原因被重新安排回济南，在市级新闻单位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市群众艺术馆，直至“文革”后才落实政策。韩伯伯一生不卑不亢，豁达开朗，坦然面对种种坎坷与不公，专注于文学创作和编辑，发表了许多作品。离休后他仍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捐款捐物。韩伯伯去世后，根据老人遗嘱，遗体被捐献给他的母校（山东大学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之用。闻知，老人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伟岸了。

同 学

初六中午，我们夫妇应老同学王兄之邀，过年第一次去饭店吃饭。

王兄是1970年父母带全家下放劳动时，我在平阴县孔集公社大站联中的同班同学，已相识五十多年。我在那所学校仅待了七八个月，就随父母搬往公社驻地。由于时间短，多数同学名字和模样都忘了，而王兄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时我们上小学五年级。王兄头脑活泛，兴趣却不在学习上，热衷养羊喂兔子。我们兄妹养的第一窝兔子就是他送的。初中毕业后，王兄离开学校，又不甘心窝在土坷垃地里，便跑到聊城那边找活干。他由开始给人打工到自己找人包活干，逐渐带起一支施工队伍，承接了当地不少道路桥涵等，成了站西村最早富起来的人之一。另外，王兄的夫人莲姐，是我们家搬到孔集村后同一个生产队的，我妹妹与她很要好。多年后，王兄的两个姑娘大学毕业到省城工作，他们老两口也跟着把家搬来济南。我们彼此一直断断续续联系着。

前年，站西村由于地处黄河滩区，被整体搬迁，我写了篇《难忘的村庄》发表在济南日报上，记述当年跟父母在那里生活上学的片段。没成想文章被转发到站西村的老乡群里，王兄也再次打来电话叙旧，并加了微信。今年初一微信拜年时，王兄约我们夫妇初六一起坐坐，并几次微信确认，实在无法推辞。

两年没见，王兄的须发皆白，举手投足也慢了些。莲姐与他同岁，2005年因脑血栓落下后遗症，右手基本丧失功能。王兄特意坐在夫人一侧，仔细地用筷子给她往小盘里夹菜。服务员端上玉米汁，正要给莲姐倒，王兄赶忙拦住，只倒了小半杯。见我们夫妇有些纳闷，他才说，夫人患病后影响到肾，逐渐发展到必须做透析，为使其肾功能不至完全丧失，他们选择了腹膜透析。如今王兄每天在家要为夫人做四次透析，晚上经常做到十一二点。我问为什么不找个护工，王兄笑笑说：“护工哪有自家人细心，我现在就是她的全天候护工。”

坐席间还有聊城来看望王兄夫妇的娘三个，其中的老母亲已八十多岁。他们是当年王兄在聊城做工程时的房东，长期交往处成了朋友，经常相互走动。听着他们像一家人样热乎地拉着，张三如何，李四怎样，哪座桥当年是他们干的，哪条路早已改造拓宽。随喝随说，王兄的脸红了，声高了，手臂也挥了起来，仿佛又回到当年。一旁的莲姐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兄，心满意足地笑着……

儿 子

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已两年没回家过年。腊月二十九下午他坐高铁回济，上车前专门打来手机，告诉我们不用开车去接，下车后自己坐地铁回家。考虑到坐地铁还要换乘两次，费时费力，夫人劝说半天，儿子依然坚持。

晚饭，夫人做了一大桌菜，儿子边吃边说，还是家里的饭香，不过没等吃完，他就双手摸着鼓起的肚子，笑嚷吃撑了。饭后收拾完，我们仨坐在沙发上，听儿子讲他们公司在疫情期间遇到的风风雨雨，偶有过关斩将，更多的是走麦城。我宽慰儿子，不管怎么样，公司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他笑了笑，站起身说，吃得太饱，去楼下走走。望着他出门的背影，我知道儿子有些话不愿给爸妈多说，怕我们担心。

年三十早上，忙了一年的儿子还睡着，我和妻先吃了饭，开始摘菜、准备饺子馅等。十点多，儿子起来洗漱吃完饭，便去收拾带回的手提电脑。见他还要工作，我让他去书房，他说在家干活不习惯，要去附近一家超市的星巴克（咖啡店）。我问年三十人家还上班吗？他答已在网上查过了。无奈，我开车送儿子过去，一直到下午五点多他才回来。

这个春节，儿子连来带走在家六天，有四个大半天泡在星巴克，在工作中度过。

由于节后上班儿子要去日本出差，初四晚上他就要回京。早饭后我说：“今天别再出去了，在家陪陪爸妈。”他回道：“今天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家陪你俩。”午后，儿子提出去外面走走，妻说累了，要躺会儿。

我们爷俩走出小区，沿大辛河来到孟家水库。河中成片的干枯芦苇大多已倒伏，但仍有少数高擎着蓬松黄白的穗，孤独而顽强地挺立着。水库岸边零零散散结着一些冰，稍远处的水面上，浮着几对叫不上名的水鸟，或伴随着东张西望，或扎入水中觅食。我和儿子站在岸边，看着那些小小的水鸟，闲聊着：“它们在冰凉的水里不冷吗？”“怎么不冷，可它们要生存。何况它们的羽毛不沾水。”“是啊，要换作鸡，早变成落汤鸡了。”

晚饭后，我开车送儿子坐高铁回京。妻本已说好不去，可我们临出门时，她又匆匆穿戴整齐，拥着儿子上了电梯。一路上娘俩的话没断。不到四十分钟，车就到了西客站。儿子下车背起双肩包，还给他妈嘟囔，你给塞得东西太多，沉死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儿子已在去日本的途中。他没从北京直飞东京，而是来回绕道香港。微信问其故，他回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