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孙继业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名门之家。父亲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回国,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由于受到美国传教士排挤,愤而辞职转营实业,先后创办美华印书馆、福丰面粉厂,兼做进口机械代理商,并热心公益事业,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一个儿童乐园和一间大众医药所,组织创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实业家。
1894年夏,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救国之道。途经上海,经陆皓东介绍,与热心的宋嘉树相识,应邀搬到他在上海虹口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二人都是广东同乡,都出身于贫寒家庭,都在美国教会学校读过书,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都有救国救民的抱负。相同的年龄,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使二人一见如故,畅谈整夜,遂成莫逆之交。
宋嘉树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倾倒,从此追随其参加革命,暗中印行革命刊物及小册子,并倾全力为革命筹集经费,把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就是那次在宋嘉树的家里,28岁的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刚刚1岁多的宋庆龄。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出身于书香门第,受教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和宋嘉树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子三女。倪桂珍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主张男女平等,3个女儿都送到学校读书。长女宋霭龄14岁时,就被送到美国读书,成为中国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女子。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取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monde)。1907年,14岁的宋庆龄带着10岁的妹妹宋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宋庆龄勤奋好学,思想活跃,热心社会活动,担任了校刊《威斯利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和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先后在校刊发表过《四个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等文章,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希望学成后为改革中国做出贡献。
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和同学合影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后,宋庆龄激动万分,立即扯下宿舍中的大清龙旗,挂上父亲寄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连夜写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赞扬“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一旦中国醒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
在历史课上,宋庆龄曾与老师说过,“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正领导着中国革命,我经常听父亲讲起他。”在宋庆龄心目中,孙中山已然成为一个备受敬仰的英雄。
1913年6月22日,宋庆龄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准备回国。当她离开梅肯城,经波士顿横穿美国大陆,到达加利福尼亚时,接父亲电告,说要追随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叫她“暂缓行程”。
原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上海期间,一直借居在宋嘉树家里。“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宋嘉树因与孙中山的关系,一天夜里家中遭到袭击,门窗被打碎,遂携家眷逃到日本横滨,租了海滨山上的一幢楼房居住,希望宋庆龄直接来日本相会。
宋庆龄接到电报后,在加州伯克利停留了十多天,住在姨丈温秉忠的一个朋友家中,出席了中国留学生招待会。8月29日,宋庆龄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抵达横滨,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与姐姐宋霭龄,并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孙中山的一篮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
1914年9月,宋嘉树和家人在日本横滨合影
这时,宋霭龄正在做孙中山的秘书,宋嘉树也在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电函方面的事务。宋庆龄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 26 号拜访孙中山,并转交了美国朋友让她带来的信件和水果。
当宋庆龄站在仰慕已久的孙中山面前的时候,孙中山笑着说:“小罗莎长高了,是个大姑娘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哩!不信问你爸爸。”轻松的气氛一下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第二天,宋霭龄又陪宋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把中山先生索要的她写的那篇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英文剪报交给了他。孙中山阅读后,连连称赞,对眼前这位美女有了更深的认识。
此后的十多天里,宋庆龄便成了孙中山办公室的常客。当时,宋嘉树正患肝病,不能长时间坐在日本矮桌边工作,宋庆龄分担了父亲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等工作。
1914年3月,孙中山患胃病,腹痛难忍,宋庆龄与姐姐霭龄轮流到孙中山寓所看护。6月,宋霭龄开始筹备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结婚的事,宋庆龄代替姐姐帮助孙中山做些文书工作,几乎天天都到孙中山寓所,很快熟悉了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9月,宋霭龄与孔祥熙要回上海结婚,正式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推荐妹妹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
宋庆龄接替秘书后,很快进入了角色,积极为孙中山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打印文稿、管理经费,翻译密码和外文资料,以及从事革命党人的联络工作,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还亲自教她掌握进行地下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手把手地教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情报,以及把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宋庆龄愉快地从事着这些工作。
宋庆龄在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要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表示:“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由于工作的缘故,孙中山和宋庆龄接触多了,国家大事,生活小事,无所不谈,二人情投意合,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工作期间,正是中华革命党成立的艰难时期,外有袁世凯通缉,内有密探监视,党内又出现分裂,许多同盟会元老离开了孙中山,孙中山非常苦恼,正处于其革命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段岁月。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比较孤寂。
孙中山在18岁时,由父母包办与素未谋面的卢慕贞结婚。卢夫人忠厚、贤惠,但没有文化,自幼缠足,性格内向,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不愿意到处奔走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对外应酬亦无兴趣。夫妻长期分居,两人在精神、志趣、观念等诸多方面缺乏共同语言。
1912年5月,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前左)在广州
后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又认识了年方18岁的女友陈粹芬。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陈粹芬曾追随左右,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地下工作。为了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形象,她主动选择了离开,悄然去南洋隐居下来。
宋庆龄的到来,给孙中山以极大的精神慰藉。除了志同道合以外,在生活上,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融洽而愉快的。晚饭后,大家常聚在房东梅屋庄吉的客厅里下棋、弹琴,宋庆龄一边弹钢琴,一边歌唱美丽动听的民歌。宋庆龄的美丽、热情和青春活力,点燃了孙中山的爱情之火,感到身边不能没有宋庆龄。宋庆龄也渐渐地爱上了孙中山,愿意为他及其事业献出一切。
由于宋庆龄的母亲生病,宋嘉树一家回到了上海,在霞飞路法租界内新购了一所小洋楼。1914年11月,宋庆龄要回上海看望父母。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叮嘱孙中山:“在我离开之后,假使你能把你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大致记录下来,我返回后可以进一步整理,再由你来修正,这样可以节约你的时间。”
孙中山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宋庆龄,满怀期待地问道:“这么说,你还准备回来,是么?”
宋庆龄坚定地说:“当然要回来的,这件事我考虑了许久,深知除了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
说到这里,宋庆龄凝思片刻,低下头羞涩地说:“有一件事我要晓得,你愿不愿和我永远在一起?”
孙中山极力克制住激动,与宋庆龄进行了长时间的攀谈,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身世和感情经历,也流露出了一些对二人未来的忧虑。
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深情地说:“我知道你结过婚,但那已经过去……至于说到后悔,记得听你讲过:‘要是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生命便毫无意义’。现在我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宋庆龄深情地望着孙中山,等待着他的回答。
孙中山的眼睛里充满了激情,但他还是有所顾虑地说:“庆龄,我深知你是怎样的人。我不晓得我应当说些什么活,你是知道我的心的。庆龄,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
宋庆龄亲切地望着孙中山,坚定地说:“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
“但是,庆龄!”孙中山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你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你和他们。”
宋庆龄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我知道你的心了,我会回来的。”
宋庆龄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春节之后,又返回了日本,重新来到孙中山身边。
1915年3月下旬,北国之春,阳光明媚。孙中山饶有兴致地携宋庆龄到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热海春游,同行的还有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及头山满的女儿岩生等人,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随其后,接着是廖仲恺。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廖仲恺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廖仲恺会意,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满面春风地走下山来。据同行者透露,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并得到应允。
当孙中山和宋庆龄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面临着许多问题。在决定公布关系前,两人有一次深谈,讨论即将面对的“关口”。孙中山告诉宋庆龄,他们首先要过宋庆龄的父母关;第二关是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第三关是党内关,基于传统观念和维护领袖形象,会受到党内同志批评;第四关是社会舆论关;第五关是宗教关,宋庆龄全家信仰基督教,只能接受一夫一妻制。不过,五关中最棘手的要算宋庆龄父母这一关。
6月中旬,宋庆龄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就婚姻问题征询父母的意见,向父母提出她要和孙中山结合的想法。这件事在宋家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全家一致反对,宋庆龄为此与父亲发生了争吵。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斥责宋庆龄:“你疯了,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
宋霭龄还把她介绍给了一位名门子弟,并对外宣布订婚。宋庆龄被软禁了起来,关在二楼的卧室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只等成亲的日子。
宋庆龄大声抗议:“在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她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待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她的境遇,把这封信秘密地寄了出去。
宋庆龄全家在上海寓所
孙中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给宋嘉树写信试探其态度。宋嘉树回信说:“不论是谁,我们不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对这桩婚事,孙中山的战友也纷纷表示异议。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都曾试图劝阻,但孙中山心意已决,对来劝说的胡汉民和朱执信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待爱情的光明磊落和坚定情怀。
自从宋庆龄回国后,留在日本的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深思状态。书本打开着,眼睛却凝视着别处,心不在焉,甚至不思饮食,脸庞明显消瘦了一圈。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问他是不是不舒服?饭菜是不是不合口?孙中山只是回答:“没事,您别在意!”
梅屋夫人看出了孙中山的心思,索性直率地问:“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
孙中山直率地回答:“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我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的对庆龄的爱情。有了庆龄在身旁,我感到踏实些。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梅屋夫人理解地说:“在我们日本,爱情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只要你个人认为是幸福,就应该大胆追求。那你们二人定下来了吗?”
“我已下了决心与夫人分离,与庆龄结合。”孙中山回答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女人结婚,是要折寿的,不知你考虑没考虑?”梅屋夫人提醒道。
孙中山坚定地说:“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
“想不到你这样爱庆龄!她确实是一个好姑娘!”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们,并协助操办婚事。”
梅屋夫人是个热心人,被孙中山的一片深情所打动,便替他出谋划策,帮助孙中山置办家具,布置新房。
接到宋庆龄的来信后,孙中山很快回了信,鼓励宋庆龄回到他身边,在感情和事业上他都非常需要她。宋庆龄受到鼓励,决定逃脱家庭羁绊,到日本去和孙中山相会。她在给妹妹宋美龄的信里写道:“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于是,孙中山派跟随自己多年的好友朱卓文,去澳门文第士街卢慕贞寓所联系解除婚约之事,并带了孙中山的亲笔信。孙中山在信上开诚布公地说,他打算同宋庆龄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等等。
深明大义的卢夫人问了宋庆龄的一些情况后,理解地说:“阿卓,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学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动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助先生呢?”出于对丈夫事业的支持,她同意离婚,并表示可与宋庆龄做姐妹之称。她取过笔,在信上写了一个歪歪斜斜的“可”字,并在其名字下方按了指印。
1915年10月,孙中山派朱卓文去上海接应宋庆龄。朱卓文特意把女儿慕菲雅带在身旁,以聘请宋庆龄为其女英语家庭教师的名义,与宋庆龄接上了头,并把孙中山的亲笔信转给了她,还给她讲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离婚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宋庆龄阅后,泪流满面,感动不已。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乘夜爬窗出走,在朱卓文及女儿慕菲雅的陪同下,连夜乘船赴日本。
10月24日中午,孙中山亲自开车到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在廖仲恺、山田纯三郎等人见证下,由和田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并委托和田瑞律师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
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合影
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举办简朴而庄重的婚礼。宋庆龄戴着花边礼帽,穿着一件粉红花图案的裙子,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和孙中山手拉着手来到大厅。日本政界知名人物犬养毅、头山满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内田良平、吉岛一雄等五六十人到场祝贺。中国同志来得很少,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带着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前来参加婚礼。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合影
宋嘉树发现女儿“私奔”后,立即与妻子乘太平洋游船公司的客轮赶到日本拦阻,然而为时已晚。那天下午,婚礼行将结束,宋嘉树赶到了梅屋庄吉的大门口,站在那里,气呼呼地高喊:“我要见总理!请你们放我进去!”
屋内一阵哗然。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欲出门劝解,被孙中山拦住了:“不,这是我的事情。”说完,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定,客气地说:“找我有什么事?”
宋嘉树气愤地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没有多言。宋庆龄向父亲做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和结婚登记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做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宋嘉树见生米已成熟饭,无可奈何地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宋氏夫妇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
婚礼之后,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首饰盒,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宋庆龄以为是戒指、首饰之类的信物,激动地揭开红绸,打开盒子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是一支崭新发亮的袖珍勃朗宁手枪。
“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 20 发子弹,前面 19 发是给敌人的,最后 1 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
“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决不会当敌人的俘虏!”
“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
孙中山亲手写了一对条幅,赠予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庆龄贤妻鉴。”表达了二人生死与共的感情。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成为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和革命伴侣,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本文节选自作者著《伟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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