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从文人之物中重新发现中国艺术精神

时间:

2022年10月27日19:00-21:00

地点

北大博雅讲坛

嘉宾:

陈鼓应 道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 溪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

主办: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讲古物的时候,有崇尚德行的作用

李溪: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主要谈文人周边所运用的一些物件。

文人之物和文人艺术,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它?它内在的核心精神在哪里?它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谓精髓性的观念有些什么样的关系?今天特地请到朱良志教授和陈鼓应教授,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朱良志:对“物”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艺术史,还是从国内艺术史发展趋势来看,都是非常注重的。雷德侯、柯律格等学者大量著作被介绍,也到国内来讲学,影响了一代一代的学人。

对“物”的研究实际也是对艺术、对文化、对人的生活的切入。古代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像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

人们看“物”有不同看法。有的把“物”当成对象,欣赏它,比如亭子的构置、器物的形态等等;另外一种是将其作为道德的象征——中国文化中比兴传统是很盛的,比如梅、兰、竹、菊,人们喜欢它,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花卉更美,而是它象征某种道德,比如菊花,隐逸者也;梅花,有寒天不改气节的感觉。我们讲“物”尤其讲古物的时候,有崇尚德行的作用。

李溪老师是从文人持有某种意识观念角度来看“物”的。“文人”这个特有的观念集团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不是从属性的;第二,它重视自己独立的体会,重视人的生命感觉。所以对待“物”的态度就有和前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欧阳修又号“六一居士”——一杯酒、一盘棋、一张琴、一万卷书,还有金石的收藏,这五个“一”再加上自己这个“一”,所谓“六一”。苏东坡给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写的序中,就谈到“以一观五可以见也”,那是把“物”对象化了,它是可以见的;但是“以五观六,则不可见也”,他的意思是什么?“六一居士”讲的是“人”和“物”融汇的态度,不是把“物”简单当成欣赏的对象,也不是把“物”当作道德的象征物,而是把“人”和“物”当作一种彼此相关的存在。

米芾喜欢玩古器物,喜欢石头等等。米芾讲欣赏古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好事家,一种是鉴赏家。好事家是把“物”当作赏玩的对象,珍藏一个物品;鉴赏家是把“物”当作个人趣好、生命寄托,人的内在感觉是和它相通的。好事家和鉴赏家是不一样的。就像讲文人之物——“清物”这个概念,重视“物”有点像好事家;重视鉴赏,重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又有点像“文”。所谓“文”,实际是人和“物”相处中间,把自己内在的情愫寄托于其中。

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

朱良志:李溪的书叫《清物十志》,“清”或者“雅”,和“俗”物相对。但并非世俗的东西文人就不喜欢。比如书中专门有一章写“墨菜”,画那个菜。衣食住行,人们吃的菜是最平常的东西,整个一张画中没有尊、没有卑,没有高低,没有上下,就是普通人间真实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一种清雅高致的事物。这实际上是文人艺术的核心。

我感觉她是把对“物”的研究拓展到我们文明深层,在我看来是有很高价值的。它中间涉及如人拄的杖、古代文人用的剑和箫,“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剑”和人的生命境界是相关联的。“物”已经不是简单的欣赏对象,不是简单的被利用的“物”,由被利用对象变成了人的生命相关的东西。

再比如中间有一章写“砚”,在古代像王羲之那个时代,文人“以水砚为城池”。砚有端砚、歙砚,“老坑”“新坑”等各种不同,但是人们更重视的是人和砚之间的关系。人磨墨,墨磨人,时光积累,砚台中间有斑斑痕迹,古人讲“墨秀”,就像一朵花在砚台中间开了,这便是“苔纹滋砚池”的境界。文人用砚不仅仅是消磨时光,它和人的精神相与往还。我想确实能体现庄子哲学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道家讲一种境界,普通人用喉咙呼吸,但古代的真人“息之以踵”——用脚跟来呼吸。脚跟怎么可以呼吸呢?就是将自己的整体生命融入到世界中,在天地中呼吸。比如讲小亭子,一个小亭子等于一个气场,在天地中间,“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坐在宇宙气场中间。

所以为什么讲“清物”,它是精神腾挪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当然还有进一步可以拓展的空间。未来艺术史研究、哲学史研究还可以往前拓展,它可以再现我们这个文明中间,如我们现在讲我们自主的知识中间,有内在逻辑,就是庄子讲的“因其固然”,从内在逻辑展现出它的内在肌理。这样的东西不仅会有很多读者,而且能够把我们的文明本有的光芒放射出来。

陈鼓应:很精彩。刚才我想到一点,讲到文明,我们联想世界上的各个博物馆,我们去的不少,美国、英国、法国,但是中国的文物绘画表现的就是很特殊,这和别的民族国家不一样。特别是绘画,微观找一个屏风、找一个石头,有雕刻的东西,它就变成一篇文章了,很精彩。我以前读《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和读这本书是很不一样的。

“文人画”的主体不是画,是“文人”

李溪:刚才陈老师谈到博物馆,我们做艺术史研究也好,做“物”的研究也好,都脱离不开博物馆。大部分博物馆陈列东西,都是通过比如分类——金银器、铜器、木器这样陈列,或者根据一个历史时代去陈列。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的博物馆陈列,让我们在观看这些物的时候,感觉缺失掉了什么东西。在我第一本书《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里,我就提到,我们其实看不见跟这个“物”相关的“人”。

因为在博物馆这样的观看环境中,我们会非常重视这个“物”的材质或者形制,或者它是干什么用的。可是曾经跟这个“物”亲昵的人在哪里?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精神塑造了这个“物”?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分类学当中,不太容易被看到。而且我觉得甚至不光是今天的博物馆系统,包括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古代从南宋以后到文震亨的鉴赏类书,实际上也是把“物”根据它的环境、特质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让人们目光更加关注那些“物”的物性本身,而失去了那个“人”。

比如我们今天说“文人之物”,好像它的主体是“物”;“文人画”,它的主体是“画”,我觉得这是我们对这一类型的误解。你可以说中世纪绘画它的主体是“画”,但说“文人画”的时候,它的主体不是“画”,而是“文人”——在成为画家之前,他首先是一个文人,他是文人才能成为文人画家。

可是什么是一个文人?阶层可能也不能完全定义“文人”;有的人说他会作诗、会写文章,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定义一个“文人”。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领悟到,当文人想到人之为人、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像明代人经常会讨论“如何立身于天地之间”的问题,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文人。

那我为什么又要去研究这么小、这么具体、平常的“物”的呢?因为文人本身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立身于天地之间,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达成的。比如儒家可能更看重一个群体关系,更看重他在一个社群当中怎么样做到。我这本书里所讲到的这些人,包括最主要的三位——陶渊明、白居易、苏轼,还有像文徵明,他们不是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他们的艺术世界定义自己。这个艺术世界或者所谓这个“物”的世界,就是他们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这就是他们让心里的世界绽放的、展露的方式。

清 黄慎《流水知音图》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李溪: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庄子的思想非常相像的。在和惠施辩论“鱼之乐”之后,庄子说:“请循其本……我知之濠上也。”我觉得在他说“我知之濠上也”这么一个瞬间的时候,他的那个世界就绽放出来了。我们很多园林经常讲“濠濮间想”,我觉得“濠濮间想”并不是一种审美的趣味,它实际上是一整个生命世界的绽放。

拙政园有一个小亭子,它的名字非常打动我,叫“与谁同坐轩”。是取自苏轼的一首词——“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我觉得这就是古代的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并不把这个亭子看成一个功能性的建筑,或者把它看成某种形态化的东西,他重视的是他的追问。这个追问并不是有答案的,这个追问本身就是意义。他在追问当中,就和小亭之间、和这个世界之间,跟清风明月,包括上面的对联——“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和它们有无私、通融的关系——能够跟它同坐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里说中国的庄子哲学、庄子精神,他用了一个词“柔弱”,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同意他这个“弱”的说法。

陈鼓应:应该是“柔韧”。

李溪:我觉得它是很刚的,但是它的“刚”和儒家的“刚毅”不一样,它有一种非常强的力量感。正因为对这些“物”没有占有之心,没有进行知识化的分类,也不把它看成谁高谁低、谁从属于谁,和“物”之间没有被规定一个固定的法则,或者宗教的这种统摄性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和“物”之间就真正达到了庄子所讲的“齐物精神”。

在《庄子》里面,“齐物精神”有很多寓言,有时候我们听这种寓言,就感觉这种东西没有办法现实化,因为它好像都是庄子编出来的故事。但是文人认为它并不是故事,或者说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真实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它必须在我们真实的生命当中去展现,那么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齐物精神”。“齐物”并不是通过阅读《庄子》的文本体会到的一种精神,也不是我哪天在这里进行自己的思考就能体会到的精神。

比如这里面讲的隐几、每天和砚台摩挲的日常经验当中,在这样的感受当中体会到的“齐物精神”,一种平等、自由的生命状态。我真的很想通过这些“物”了解中国文人,他们对于自我生命应该以何种方式面向这个世界、应该以何种方式获得自由这一问题的思考。所以庄子的思想实际上贯穿了我整个这本书的构思,这里面其实每一篇都和庄子有很密切的关系。

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

朱良志:文人艺术是一种体现文人意识的艺术。什么是文人意识?就是朴素本真的东西。在我们对“物”的把玩中间,能够展现你自己的本色,你的自然的本初的东西。我觉得所谓文人意识,就是生命的真性,要把这种东西贯彻到艺术中,或者对“物”的欣赏中间。

因为观于“物”,首先是流连于“物”,喜欢“物”;另外是超越“物”。我觉得这两点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他不喜欢“物”的话,那很难走入它的世界,就算他理解,可能也不会太深。如果停留在“物”的世界中间,他成为“物”的所有者,成为权力的控制者、解释者,这样就失去了“物”的本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游于物又不滞于物”,把玩物又能超然于物外,我觉得这是古代文人意识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像素屏。唐代喜欢屏风,屏风是家里陈设,但是“素屏”,就是上面不画画的屏风,它要说一种观念,就是表达人的生命真实的东西,要比屏风本身画得怎样漂亮更重要。像苏轼的《白纸赞》——“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没有一个“物”中间,有无尽的宝藏,这里面有花、有月、有楼台。在日本很多茶室经常会挂写着这联诗的对联。如果你把“物”当作“物”的话,那这个“物”就会遁然而去。无一物中有无尽宝藏,你不把“物”当“物”,不是对象化,不是欣赏的工具,不是把玩的东西,而是你与它相与往来的东西,你就会有无尽的宝藏。我觉得这是中国文明中间比较重要的观念,人怎么和“物”融为一体。

比如像我们讲艺术理论,讲《二十四诗品·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就是说拿着酒壶买酒,外面下着雨,竹林掩映,很多好朋友在一起喝过酒以后,“白云初晴”,云儿出了,“幽鸟相逐”,鸟儿飞来飞去,这时候他高兴了,“眠琴绿阴”,拿着琴到外面去,想看着风景弹着琴,但是他又把琴当“眠琴”——就是把琴当作自己枕头了,他并没有弹琴,“上有飞瀑”,天地万物都在弹琴。所以“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这是沈周的诗,就是说琴以及一切技术的东西都远去,唯有一颗真心在和世界连接起来。

我们讲古代美学,有一个概念叫“移情”,“移情”来自上古早期的一个故事。讲伯牙跟老师成连学琴,学了很多年,效果不是太好,成连说“我没有办法教你了”,有一天把他带到海边松树下,让他持琴在这个地方等候,“我去给你找我的老师来教你”。成连驾了一小舟,消失在苍茫大海中。伯牙在这里等啊等啊,他的老师、他的老师的老师还是没有来。寂寞中,他就拿着自己的琴,弹了起来,那琴声汇入松涛阵阵、沧海茫茫中间——他突然想到老师说的他的“老师”,就是自然,就是人和世界融合一体的生命境界。

所谓文人意识,就是有一批人开始强调从他自己的个人体会,由内在的“小叙述”出发,虽然不是那么煊赫,但是很重要。人的真实体会极为重要,人融到这个世界中间,那种直接的反映,是艺术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我觉得中国人通过玩“物”这样的东西,玩出自己的本心。

明 沈周《卧游》图册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

读者:当下不少年轻人提倡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但这种“美”经常和消费主义挂钩。现代人对“物”的情感,和古代人相比有哪些不同和变化?现代人追求“物”的精致化,和古代的人对“物”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溪:我觉得消费主义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当然今天资本比较明显地在我们社会当中显现。但其实古代也有很多人有消费主义问题,比如古代很多人有收藏癖,尤其在金石学盛行的时候。我的书里也提到明末清初,很多人倾尽家财,甚至把孩子都卖了,去买古器。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新奇,对想要拥有的“物”的欲望,其实古今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苏轼在给好友王诜写的一篇《宝绘堂记》里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自己原来也特别喜欢收藏书画,包括砚台,只要看到了就想尽各种办法想拥有,但是后来他经过反思,慢慢把这些器物都散去了。他自己对“物”的认识是“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是“住”的意思,一个人应该把自己所谓的“意”,寓于这个物之内就够了,“寓意于物”本身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物”的意义,而并不需要天天看着这个“物”,不要留意于“物”。

这样的思想古代很多文人也有,比如白居易在他的《太湖石记》里,提到牛僧孺宰相喜欢收藏石头,把他们家的石头都编为甲乙丙三等。在白居易看来,这些石头都将“千百载后散于天壤之内”,谁都无法真正拥有它。

消费主义,目的就是要拥有一些事物。可是对于文人来讲,这些“物”其实并非被他们占有。一块石头不可能真正归为己有,它最后还是要散于天壤之内。这个就是周敦颐说的“吾与谁归”,并不是通过拥有的方式。

所以现代和古代有时候并无太大分别,人的欲望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文人对欲望的反思,确实值得我们所谓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去借鉴。

读者:古代文人之物中,老师们对哪一件特别感兴趣?

李溪:我讲的这些“物”之所以进入文人世界,是因为文人跟它们耳鬓厮磨,跟它们很亲近。它们并不是文人透过一个博物馆,或者透过一本书去研究观赏的对象,它们就在文人的日日生活当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有这样亲近的关系,才谈得上特别感兴趣。《清物十志》里面有很多“物”,可能我们并不经常接触,但也有很多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比如说琴。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爱琴的,北大有一个小亭子叫鸣鹤亭,是校园西边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以前北大琴社经常在鸣鹤亭里弹琴。我觉得“鸣鹤”这个名字本身就和琴有很深关系的。从苏轼的时代,一直到沈周、文徵明都画过《琴鹤图》。

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喝茶,因为这已经成为我每日的习惯。有时候读古代茶书,我们现在以为古人在茶书里面会教我们怎么喝茶,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常识,应该要喝什么茶,或者用什么碗,其实他们对于喝茶的认识就是一种心境,关键你是否到达了这样一种心境。松间竹下,有时候你并不是这样的环境,但是你有这样的心境。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难的恐怕是这一点。

版面编辑/ 吴菲

图文排版/雷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