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春的第一个“顶流”，非《狂飙》莫属。

作为央视的开年大戏，这部“警匪剧”可以说是收视率与口碑双赢。而它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好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剧中的人物塑造，尤其是反派“高启强”。

张颂文在剧中贡献了“杀鱼都闻得到鱼腥味”的神演技，这让有的观众共情到为“高启强”提心吊胆，害怕他最终被抓。

面对张颂文早该出圈的“走红”，也有人质疑，但凡实力派演员，任何一个来演高启强，都会火。

确实，抛开张颂文的演技不说，剧中高启强一步步走上“黑化之路”，从一个老实本分的“卖鱼佬”，变成为非作歹的“黑道大哥”，其人生轨迹变化的细腻感和立体感，是近年来反派角色中少有的。“高启强”人设虽坏，但够丰满，很讨喜。

当然，观众喜欢高启强，并不是认同他的坏，而是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同为普通人的自己。

《狂飙》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扫黑警匪剧，它更像是一部有着不同视角的回忆录，和一幅在权力，金钱，欲望组成的深渊面前的众生相。

该剧导演徐纪周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想借剧中人物表达一种“宿命感”，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和偶然性。

何谓“宿命”？即“生来注定的命运”。高启强走上黑道，除去命运的不可知性，还有其时代背景。

在剧中，高启强多次提到自己年少时毫无尊严的底层生活。而《狂飙》的导演和编剧，也用大量充满生活质感的镜头，非常用心地呈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世相，这让高启强一出场，就迅速赢得观众同情。

熟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很容易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找到高启强这样的人物原型。

“九十年代”是一个极其标签化的时代，社会有活力，却又极为混乱，极为粗糙。在城市，国企改革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却也衍生下岗等问题，催生了“旧厂街”这样的社会群体。

高启强出生在“旧厂街”，生活在”旧厂街“。

在旧厂街，原属于同一单位，共同享受体制庇护的工厂弟子，分化为两个决然相对的群体。一部分“子弟”成了社会底层，在基层市场中刨食。年轻时的高启强便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十三岁父母双亡，靠着”五百元抚恤金“拉扯大比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成年后他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只想守住自己的鱼摊，有个小生意做，自食其力供弟弟妹妹上学。

另一部分“子弟”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他们“安置”了不少下岗工人，掌握着很多底层群体的活路。高启强面对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们的敲诈勒索，不惜忍气吞声，源于农贸市场给的“活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在打开底层群体寻找活路大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它背后的一套规则，如竞争、弱肉强食，乃至于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黑社会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

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老默，都是旧厂街最后一代国企“子弟”。他们的人生经历几乎一致，他们也有相似的人格特征，一开始都有老实本分走正道的正统意识，对街坊邻居都还留存念想，念旧、懂得报恩。但正如高启强所说，一步错，步步错。他们走上歪道，是在那个上升通道极其有限的环境里，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实在难以割舍。

高启强在成为”黑道大哥“之前，曾是黑恶势力的受害者。

他父母早亡，作为大哥的他极其艰辛地拉扯大弟弟妹妹，并送入大学，想本分做生意而不得，接二连三被市场菜霸的敲诈勒索。他掏血汗钱买电视机登门讨好，送礼求和，却被嫌弃扔下楼；不堪侮辱遭受毒打却反被诬告被拘留，忍受身体剧痛和人格屈辱的高启强，跟所有社会底层一样，承受着来自这个世界的无端恶意。

后来，凭借光明使者，正义化身安欣的善良，高启强拿回摊位，帮人摆事，却因误撞一起意外事故，被黑道追杀，在斗智斗勇中，阴差阳错反杀对方后，威望大涨。此后人生一路开挂，拜干爹，娶大嫂，受赠夜总会，组建强盛集团暴力血腥强揽工程，开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拉拢腐蚀干部，寻租保护伞，一路野蛮生长，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剧中高启强”黑化之路“，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并不影响其人生轨迹的代表性。

当老好人变成大恶人，当正义使者渐渐绝望失声，当明与暗、善与恶，对峙又交织，当现实魑魅，真相胆寒，也许，作为观众的我们当深思：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