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多集中在江南时期，在早期的时候中原的禅法传播到日本，就为日本做出了不少贡献。后来在日本传播时，与日本本土禅道相结合，又在后期融入中逐渐形成现实的具体的禅法教学和文化活动。

一名日本学者曾经对此事作出了判断，他认为元朝时期的江南禅道已经在走下坡路，到了“衰落”的地步。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禅道在日本的发展，这些都得益于入元回来的僧侣，对于文化的传播，他们去往中原不仅学到了禅法更多的是学到了文化。

回到日本后，这些人不遗余力地余力地传播自己的所学，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更是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其中有个故事可以表明，禅法在日本久负盛名。元朝末年，我国有位叫“古鼎祖铭”的禅师，自幼聪慧，读书无数。到了五十四岁就成为昌国隆教寺的主持。

由于他名声在外，弟子无数，日本方面曾经花费重金请他去本国说教，但都被他拒绝了。无奈之下，日本方面就想动手抢劫，将人劫持出海，却没有成功。这些都可以看出日本对于禅法的痴迷。除了这一点，最重要的影响要数“外交”方面。

清朝以前，中国是个万国来贺的朝代，对于外国的消息接收也算及时，僧侣成了互通有无的“对话框”。这些人在我国打听出你不少消息，或者我国僧侣也会及时传递回来信息，这样一来双方就还有“准备”的余地。

这种“软外交”一直延续到了大明王朝，当年大明开国后，就有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的想法，除了附属国，我国都会对外派遣官员。但对于日本派去的外交人员并没有收获好的消息，最终还是派去了僧侣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大明朝的亲善，日本方面也就不吝啬了，在怀良亲王的支持下，日本僧侣也进朝来贺。到了洪武五年五月，两国已经达成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不仅交流了禅法还互换了两国文化。

明朝初年的中日“建交”推动了大东亚文化圈的繁荣，更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这些都得益于僧侣之间的频繁往来。

小结

宋元时期的中日僧侣交流，印证了我大中华的文化发展，也为整个东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强大的东亚文化辐射圈形成。

中日僧侣作为文化和禅法传播的载体，功不可没。这项交流活动有助于两国之间的互相了解，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基础标志。

在外国的传播中，中华文化将自身的精髓和内涵全部展现了出来，这也说明了我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在以后的发展中更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谋求文化的超越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