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占据了我们生命中大多数的时间。

从母胎开始,我们就在等待,等待怀胎十月,等待降临世上,等待生命衰老,等待死亡到来。

起码我们知道,从生到死,这漫长的等待过程,“死亡”是最终结果。

最怕的是,那种抱着希望去等待的结果,往往枯燥得乏味,焦心得憔悴,犹如坐观一口深井,黑暗,但不至于太黑,有光,却仅一线洞天。

放弃不得,坚持难受。

逼得我们怀疑人生,到底是因为有希望才等待,还是因为等待才有希望。

其实这种煎熬的过程,就是江冬秀一部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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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江冬秀与胡适订婚,仪式甫一完成,两位没在仪式上出席,也从未见过面的主人公就分隔两地,胡适奔赴上海求学,江冬秀继续留守家乡闺房。

订婚订的是人生大事,说好了答应好了的事情,就得尽快完成,按时完成,这是庄重又严肃的契约,容不得开玩笑。

但横亘在胡适和江冬秀之间,却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因为谁都无法想象,从订婚到结婚,胡适竟在外面漂泊了14年,江冬秀也在家乡坚守了14年。

1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清廷覆灭,政权更迭,天地变色,容颜衰老,就连农历新年上的十二生肖都走了一轮。

何以让一个女人苦等十四年,一个女人又何以苦等十四年?

1908年,订婚的第四年,离胡适出国留美还有两年,胡适的母亲冯顺弟,以及胡适的叔叔胡近仁去信胡适,催促他回老家结婚

胡适自小丧父,母亲冯顺弟和族叔胡近仁都是他最最尊敬的两位大人物,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催婚,并不早,但迟了却会太晚。因为离订婚已逾四年,再过两年胡适出国留学,江冬秀又不知得等上多少年。所以两位长辈急得焦烦,对胡适以“训示”的口吻催促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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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胡适父亲与母亲(右)

然而,值此之际,胡适认为这一年是自己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年。他不得不花点心思用连篇累牍的理由来推迟这趟婚事。

第一,既然是学业耽误婚期,胡适首先便打出“学业为重”一手牌。

他告诉母亲,“妈,结婚每年回家您都提,去年我就答应了,答应什么?答应可以提早一两年搞,但绝没说今年搞。”

一开腔,胡适就把自己的意思清楚撂明白了,这婚可以结,还可以提早结,但从没允诺过现在结,今年结。

其次再把原因抛出来,“妈你忘了你儿子今年十二月毕业?那下半年是决不能请假的,一来毕业期近,学业繁忙;二来学校不惯学生,一个月之中请假超过一个小时,毕业分扣掉二十分,两个月之中都有请假,那就扣掉四十分,逐次递加。甭说请假几个礼拜回去结婚,就算请假一个小时你儿子都吓尿不敢,就无谓因儿女私情而落得毕不了业的糗事发生啦!妈妈,您知道你儿子从来都是最棒的,您不忍心亲手拖您儿子后腿吧?”

有钱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都重视孩子的学习,胡适把学校的规矩说得格外森严,冯顺弟一定信服迁就。从而也给前面略带情绪的话做解释,“不是自己闹脾气,是真那么一回事儿,走不开!”

第二,结婚要花钱,胡适打出的是一张“顾全大局”牌。

其时,胡适家境已不富裕,经济支出全赖二哥苦撑,没钱就没戏,总不能把儿子上学的钱赔进去办喜事,这是冯顺弟的软肋,胡适唯有拿捏母亲的七寸,

“咱家今年办喜事,不得把二哥往死里整?妈妈!您可得慎重考虑!二哥私下告诉我,他目下正在捣鼓一桩生意,处处用钱,拮据不已,事成则中落之家有中兴之望,事败则中落之家继续中落。要是现在结婚,二哥生意必定告吹,二嫂不会怪您吧?”

自个儿的学业问题和家里的经济问题,被胡适分析得头头是道,冯顺弟姑且打了退堂鼓。这是胡适第一次斗胆忤逆母亲的催促,他说——今并万言为一句曰:“儿万不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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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胡适以“家声声衰微极,振兴之责惟儿辈”之志,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生,正式赴美开启留学生涯。此时他犹如一只断线风筝,越飘越远,再也由不得冯顺弟拿捏了。

同时,这一年也是胡适自订婚七年以来,第一次给自己的未婚妻江冬秀写信。他在信中首先感谢了江冬秀时常来家里帮母亲分担家事,又鼓励她多读书,最后提及未来岳母,胡适着重关心其身体健康,信中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岳母今闻时时抱恙。”

想来胡适七年都没给未婚妻写过一封信,今日起笔,或是兴之所至,又或是另有考虑。未来岳母身体堪忧,当然是想在进棺材之前看见女儿大婚礼成,压力自然会给到未来亲家冯顺弟身上,冯顺弟自然也会把压力转移到胡适这边来。

为了稳住两个老太太,胡适写信给江冬秀,首先稳住未婚妻,给她吃定心丸,再由她缓释江家老太太的焦虑,合乎盘算,这对拖延时间防止中途辍学回国结婚大有益处。

此时的江冬秀处于被动处境,与婚后骑着胡适呼风唤雨的母老虎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她除了苦等,别无他法。过程中,她还颇感压力,因为胡适对她展开改造计划,身处美国远程遥控,教她怎么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读书、放脚,做一些会令周遭封建势力投来异样目光的事情。

四年后的1914年,已经是胡适留美的第四年,也是胡适学成毕业之年。于情于理,无论如何胡适都应该回乡履行婚姻契约了,想必他也收到了母亲和江家方面的敦促。

然而,胡适再次拒绝回国完婚,理由是他预备攻读博士学位,故而要再留美两年,也就是最迟要到1916年夏天才能回去。

为此,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殊负贤姊”云云的道歉愧疚检讨信,又把大条道理摆出来:

“适数年之功,才得门径,尚未敢自信为己升堂入室,故不敢中道而止。且万里游学,官费之机会殊不易得尤不敢坐失此好机会。”

说是“检讨信”,实则也是胡适希望得到江冬秀的理解和支持。在未出嫁前,江冬秀的性格颇为软弱,处境也相当被动,毕竟胡适远在大洋之外不受家族势力控制,她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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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来说,难缠的是自己的母亲和未来岳母。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虽说不上不着急,但胡适给江冬秀写信的日期是1914年七月,而在上一个月六月,他又给母亲写信又给母亲寄照片,还托母亲把照片转交给她的未来儿媳,显然冯顺弟已经被胡适摆平。

但冯顺弟总要看亲家的脸色做人,胡适想要把婚事继续往后压一下压,还是得走老套路,先说服江冬秀,再由江冬秀说服岳母,所以他特意在信中说:“种种不能即归之原因,尚乞贤姊及岳母曲为原谅。”

到了这时,江冬秀已经等了10年,却又被告知还要再等两年,于她而言无疑是残忍的。

或许有些不放心,1914年十二月岁末,胡适再度致信江冬秀,宽慰她说:“我今年才刚满二十三岁,贤姊大我一岁,再过两年,贤姊也只不过26岁,26岁结婚一点也不晚,在西方三四十岁才结婚的人多了去了,算起来,我们还算早婚嘞!”

借此由头,胡适又提出将归期从民国五年之夏延展至民国五年之秋。

夏秋之交,相差几个月而已,不算过分。但胡适接连忤逆自己最为尊敬愚孝的母上大人,还将归期一延再延,侧面也暴露出他想要申请话语权的态度,不希望再像从前订婚那样任由摆布。

换句话来说,在外头读了几年书,胡适已成一头脱缰的野马。

江冬秀则是眼巴巴看着野马脱缰的可怜人儿。她既没有胡适那样巧舌如簧,条条是道,也不像胡适那样一身轻松,沐浴自由。她压力大得很,因为她所处的地方是风气保守的中国乡村,26岁才结婚?人家还以为这黄花姑娘犯了什么天杀的大罪或者患了不治之症没人要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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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胡适与江冬秀摄于1917年12月

1915年2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首次透露了自己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密接关系,

“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

此位女士便是胡适婚前婚后长期暧昧,被质疑“未婚出轨”之女友——韦莲司。

这个消息不得了,冯顺弟一定会把胡适的信传给江冬秀看,以慰藉她独守空闺之苦。

一个男人身处异邦,无论生理上还是感情上,都是一种煎熬,先前江冬秀说不定还胡思乱想各种猜测,这下好了,江冬秀不用猜了,胡适轻描淡写的口风不严,坐实了江冬秀的胡思乱想。

未婚夫与异性关系密切,这个耐人寻味的消息本已令江冬秀惴惴不安,胡适却偏偏还火上浇油,在三号信中吐槽江冬秀的缺点:

“儿于第三号书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

胡适这段事后补锅的话出现在同年5月19日寄给冯顺弟的信中,说明此前冯顺弟应该劈头盖脸批评过他洋墨水喝多了,倒是嫌弃起自己的“村姑妻子”来了,甚至质疑他是否要撕毁婚约。

胡适接下来的话足以印证上述推测:

“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家庭。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成不明时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矣。”

为了讴歌母亲为自己配婚的英明决定,他受过新式教育的脑袋甚至不惜为包办婚姻正名: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胡适应该是慌了,发现自己失言之过,字字句句都在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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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胡适1915年留美期间的留影

而在这一次的第九号信中,胡适再次问及岳母病况——这一埋下伏笔的关键信息:

“岳母处已有信附前第八号寄上,想代送去。不知其病状已有起色否?”

足见家乡早已多次来书告知他江家老太太的身体状况不乐观,指望他早日归来。

可又是偏偏在这种望穿秋水盼了又盼的焦灼当口,胡适突然“暴雷”,坊间传出他在国外早已另行娶妻的负面消息。

面对母亲的诘难审讯,胡适在同年10月的第十五号信上,对空穴来风的谣言暴跳如雷,连加驳斥说:

“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胡适言辞如此激烈,可见委屈程度前所未有。纵然冯顺弟见信后稍有安心,但一问归期,胡适还是没有一个准话。

前面胡适曾口头答应过,最迟会在1916年秋天回来,但在1915年10月信中,胡适再度变卦:

“儿亦不自知何时可以得归...至迟亦不出后年之春。”

也就是说,明年深秋,他是回不来了,还得往后再推迟,又定出了一个新的回国时间点——1917年春天。

最后,胡适坦言道,自己也着急得很,尤其担心岳母能不能撑到女儿大婚那一天。

“岳氏向平之愿未了,兼之以疾病,甚为此事焦急,”

短时间内,胡适在家书中频频提到岳母病况堪忧,伏笔算是埋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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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月,江冬秀的母亲去世,胡适在3月15日致母亲的十八号信中说:“岳氏(岳母)之死,闻之惨然。此老向平之愿未了,抱憾以殁,儿不得辞其咎也。”

胡适把归期一拖再拖,非己所愿熬死了自己的未来岳母,使岳母不能了却目睹女儿大婚的心愿。

岳母离逝,再没有人对冯顺弟施加压力,胡适对江冬秀的态度更加直白和毫不加掩饰,他在信中对江冬秀说:

“我盼望汝勿怪我迟迟不归,亦勿时时挂念我。怪也无用,挂念也无益。我何时事毕,何时便

归。”

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就回来,别老问了,你拿我也没办法不是?

胡适一副奈我何的语气,全没有了婉转恭敬。

江家老太太猝然离世,冯顺弟触动最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推想到自己会否和江家老太太落得同样命运?见不到自己儿子完婚那天就走了?又联想到先前谣言的真实性,儿子是否真在美国娶妻,贪图安乐,做个美国人,再也不回来了?

诸如种种不安,冯顺弟不得不苦口婆心,让儿子体谅体谅这位苦等了十多年的儿媳,早日归来以新婚冲喜,抚慰她丧母之痛:

“伊之闺怨虽未流露,但摽梅之思人皆有之,伊又新失慈母之爱,丧居深念,其情可知,是以返来颇觉清减。

然,胡适却斩钉截铁说:

“儿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

直至1916年9月致母亲的第十四号信上,胡适才粗略给了母亲一个准信:“今年归期至多不过九、十月耳。”

但最终他回国的时间,是1917年七月之后的夏秋之交,比先前承诺过的所有时间都要晚得多。

终于,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也在岁暮隆冬的12月3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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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4年的漫长等待,这是一场没有爱情的长跑,却终究画上了一个以爱情亲情作为开始的圆满句号。

俗话说,人等人等死人,在这一场事前未知尽头的等待中,江冬秀失去了母亲,生理上的婚嫁年龄优势荡然无存,心理上长年忍受周遭的白眼讥诮,行为上被动接受未婚夫的改造计划,精神上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担惊受怕未婚夫会像许多新潮的知识青年那样,搭上民国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抵制包办婚姻的离婚潮顺风车将她休掉。

她所坚守的,完全有可能是一场空欢喜。其中有无奈,也有忠贞,一种近乎于“家奴”般的忠贞。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胡适,这个婚前不一定爱她,却极端爱自己母亲的男人。

胡适在婚前口口声声说:“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儿久己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背弃婚约就“如同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一样,其私德之劣,已害及公德之人,是国人鄙之可也。”应该把这种人拉出去枪毙昭告天下。

字句言辞之铿锵有力,道德良心之天地可鉴。

然胡适履约的真实心境,到底是为了母亲,而与江冬秀没有一毛钱关系。他在婚后1918年致族叔胡近仁的信中罕见吐露说: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他只是不想母亲伤心,如果母亲与江母一样在他未归之前离世,说不定,江冬秀他就不娶了。

不过总归来说,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胡适终归是兑现了一纸不是自己立下的契约,给了江冬秀纵观整个民国男人都给不了的全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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