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曾经有个在亚洲都称得上首屈一指、号称“东方第一”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其创办人为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众所周知：张作霖出身绿林，干过马贼，没什么文化，甚至大字都识不得几个。因此虽然最后成立了奉系军阀，理论上可与原北洋军阀头目平起平坐，但段祺瑞、冯玉祥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北洋军将领依然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这使得张作霖时时都被排挤，于是自感落后的张作霖一方面大力提倡教育，另一方面则注重现代化武器的生产自营，于是东三省兵工厂应运而生。

毫无疑问，张作霖对东三省兵工厂投入巨大，这使得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快速发展，其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都是首屈一指。如枪械方面，就可以生产13式7.9毫米口径步枪、17式6.5毫米口径轻型机枪、13式7.9毫米口径重机枪三类，最高月产量总计可达4140支；火炮方面，可生产从3.7厘米至24厘米、包含日式平野炮、日式野炮、日式山炮、日式迫击炮、奥式野炮、奥式榴弹炮在内总计11个炮种，月产量总计约1200门；炮弹方面，有13式克氏45厘米山野跑、30厘米平射炮榴弹、克氏7.5厘米榴弹、7.7厘米山野炮榴弹等9类炮弹。另外，东三省兵工厂还可生产各类火药、酸类、枪弹等，可谓种类繁多、数目庞大。而日本方面，由于受到1920年“大正裁军”的影响，日本陆军兵工厂生产力大幅削减，年产步枪不过3600支，火炮不足100门。由此可见：相较于同时期的日本而言，东三省兵工厂月产量就远远赶超日本的年产量。

另外，东三省兵工厂企业规模也是让人称道的，全厂占地超过30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近万台、职员1000多人、工人2.5万余人，成为当时国内占地广、投资大、产品和工作人员多的超一流兵工企业。鼎盛时期的东三省兵工厂，坐拥枪厂、枪弹厂、炮厂、炮弹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等八大工厂，并集公务、材料、审检、庶务4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医院、兵工学校等17家单位于一身的大型综合兵工企业。日本人称之为“亚洲最大的兵工厂”，规模上绝对堪称“东方第一”。

如此生产力惊人的庞大军工产业，却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张作霖的继任者张学良当作“弃儿”遗弃掉了，最终为日本人所获，张学良此举也饱受国人诟病。

先且不论张学良此举原因为何，先看这个外表巍峨的庞然大物，究竟是不是如众人所想的那样实力强劲。

先说经费，如此庞大军工企业，自然经费开支之巨也是显而易见的，据沈振容在《东三省兵工厂》中回忆，东三省兵工厂“建设资金达3亿元，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在那个百废待兴的中国，耗费如此之巨显然远超负荷了，也必然会成为奉系军阀的一沉重包袱。果不其然，工厂运行5年后，张作霖的“招财猫”王永江便撂挑子不干了，给张作霖写了辞职信，信中如是说道：

最近奉军费用浩大，兵工厂经费为2300万元，经常军事费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为1000万元，合为5100万元，而财政每年收入仅3300万元，仅及军费之半。

也难怪王永江要果断辞职，收支差距如此明显，财政赤字如此巨大，换谁也无能为力。那先不论兵工厂的存在是否为奉系肩上的一沉重包袱，但好歹投资了这么多钱，那兵工厂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达到了“东方第一”的顶尖水平？答案却是远未达到。

首先该厂的工程师主要是日本人和奥地利人，他们划分厂区、各自为政，只专心研制自己设计的火炮，中国籍的高级技术人员也是视野狭小、内讧不已，各自依附自己留学国的外籍工程师，对自己掌握的技术秘密守口如瓶。同属一个兵工厂，却貌合神离，制造隔阂，兵工厂规模再大也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

其次，虽然兵工厂产量巨大，但生产出的产品却过时已久。其生产的枪支弹药基本仿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产品，实际与国内同行水平差距还不小。以火枪榴弹为例，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榴弹初速度500米/秒，最大射程10000米，而巩县兵工厂生产的榴弹初速为528.5米/秒，最大射程11000米，超出东三省兵工厂5%~10%。

第三，从前述兵工厂生产出的种类繁多的产品，结合工厂内部人员各自为政情况可以看出：东三省兵工厂内部制式极其混乱，就连子弹就由从6.5毫米至8毫米范围内的三种型号。虽说表面看起来无关紧要，但给前方作战人员和后勤运输带来了的负担是显而易见，而且这些负担还是沉重却不必要的。

此外，兵工厂内部腐败严重，通过对1929年材料处的订购合同进行审核，就发现了100万元以上的差价，而兵工厂每月采购费用动辄多达百万元。可见不论是干部管理人员，亦或是一线技术人员，还是底层工人，根本就没把张作霖寄以厚望的东三省兵工厂当成自己贡献青春的地方，更没有将其做大做强视为己任，而是一门心思损公肥私，忙着搞贪污拿回扣。

为何会有如此弊病呢？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作霖斥巨资建造了该厂，却没有引进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管理制度，而是用管理手下将领的那一套江湖道义来进行工厂管理。众所周知，如何最大化地强化兄弟情义，增强其忠心？唯有肝胆相照，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份誓言贯彻到底，因此老大一定要表现得慷慨大度，如此便会对兄弟贪腐行径持纵容态度，毕竟人家都是兄弟，你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这一方面提高了底下兄弟对自己的忠诚度，但另一方面不仅造就腐败滋生横行，各自为政，还造就了极强的排他性，也即意味着，下属幕僚只忠诚于张作霖一人，对于继任者张学良却有很强的排他性，故张作霖死后，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对张学良嗤之以鼻，对其处处掣肘，公然反其道而行。张学良虽然对其多有照顾示好，始终得不到其的忠心，故不得已痛下杀手，设计将其杀死于“老虎厅”。

这也难怪接手的张学良会遗弃该厂，因为自其接手后，东三省兵工厂的问题积累到了不处理不行之地步，但张学良发现，光欠款一项就足以让其陷入焦头烂额之窘境，后来痛下决心整顿，在杀了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之后，便全面对各厂房进行材料盘查清点，前后竟历时一年半之久，仅支付给搬运过秤的工人工资就高达2万多元，可见体量巨大的兵工厂，若管理不善，将会带来何其繁琐且不必要之事和花费。

如此说来，张作霖苦心打造的东三省兵工厂，实力有多强？或许不如你想的那样吧。如此积重难返且负担太过沉重的兵工厂，虽号称“东方第一”，且为张作霖斥巨资建成的，但对张学良来说，是太过沉重的包袱而不是金元宝，难怪张学良一点都不留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率军撤入关内，对这个负担太过沉重的兵工厂说遗弃就遗弃。